我七岁那年,一天,跟着母亲在商店(那时叫供销社)买食盐。我抱着母亲的腿,紧紧抓着母亲的裤子,不敢松手,怕跑丢了。
母亲买好盐,给售货员付款时,我发现地上有一张一元钱,也不知是谁掉的,我就弯腰捡了起来,紧紧攥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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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供销社的门,我跟母亲说:”妈妈,我刚才捡了一块钱。“
母亲高兴地说:“我娃有福,能捡钱这是财神爷关照我们,我们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那个年代,农业社的社员挣钱挣的是工分,男劳力每天的定额是一个工日,价值9分钱,女劳力是0.8个工日,价值是7分钱,一元钱那就是大钱了。
母亲拉着我返回商店对售货员说:“我娃刚才捡了一元钱,你问一下,看是谁丢的,还给人家!”
售货员拿着钱朝人群大喊:“谁刚才丢了一元钱,请认领!”然后指着我说“是这个好孩子捡到的,大家拍手表扬!”
然而,稀稀拉拉只有几个人拍了手,更多的人则是慌慌忙忙地检查自己的衣兜。接着有五六个人都惊呼是自己丢了钱。
其中有一个妇女还躺在地上打滚哭喊说:“我丢了钱啊,我男人知道了非捶死我不可,快给我!“”
在一片混乱的争抢中,供销社的樊主任出来平息了混乱,将一元钱给了那个在地上打滚的女人,很关心地嘱咐:“拿好,以后小心些!”
女人起身千恩万谢地走了。那个女人我认识,是我们生产队队长的老婆,我发小张牛牛的妈妈。
回到家里,母亲放下盐,翻起大襟棉袄,从衬衣兜兜掏出零钱不停地口算着、回忆着。
父亲看母亲把那些零钱反复数来数去,脸上神色不对劲,忙问:“咋啦?”
母亲懊恼地说:“糟啦,孩子检的钱是我掉的,我不知道以为是别人掉的。这下学雷锋了,上交售货员让牛牛妈冒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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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生气地说:“这等于我白白给三兴妈打了十多天工,不行,我给她要去!”
母亲苦苦拉住父亲说:“咱们没有证据说自己丢了钱,而且是主动交出来。你这么一闹,牛牛妈肯定不承认,别人还要笑话咱,咱们以后在队里咋活人呢?”
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咳了声说:“那就吃个哑巴亏吧!”
于是父亲低着头吧嗒吧嗒地吸起烟锅,也不吭声了,我们一家人都沉浸在丢失钱的痛苦中!
更要命的事情还在后边,我捡钱交公的事情一下子传大了。
我们生产队的大喇叭连续十多天播出我检钱交公的事情,表扬我母亲是个好母亲,教育孩子有方,让广大社员向我母亲学习。
我所在的村小学也连续一星期组织全校学生向我学习,大会讲,小会讲,各班还开班会讨论向我学习,学校的墙报还出了一期专版。
专版上我有好些光辉事迹,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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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还出席了学区组织的表彰大会,我还被评为当年学区三好学生、村小三好学生、拾金不昧、优秀少先队员……
母亲还被评为优秀母亲,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我和母亲都戴上了大红花。
一时间,我家在村上出了名,大队、学区,学校还给我们发了好多名堂的奖金、奖品,大概合计有二十多元。
母亲苦笑着说:“哎呀,人还是要忠厚老实。看看,你吃亏了,连老天都在想法弥补你的损失!”
对这件事,善良的母亲多次想去大队和学区说明情况,不想要这些虚假的荣誉,只想讨回损失的那一元钱。
但父亲说:“一元钱确实是你掉的,但其他也都是真实的。如果去说明,反而越描越黑,事情就越糟糕,还不如糊里糊涂过去吧。”
多年来,这个虚假的荣誉等于让我们全家背了一辈子思想包袱。
母亲一直告诫我,这个荣誉拿得太意外、不踏实。她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堂堂做人,那些虚假的荣誉太害人了。
编后:在学雷锋那个年代,一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元吧!对于贫穷的山村小镇,那确实是一笔大钱!
2010年4月1日写于西安建国饭店 插图来源于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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