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三省三市海洋机构改革启示：广东、浙江省、海南省、深圳市、湛江市、珠海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于海洋经济的广覆盖和认识过程的渐进性，海洋管理体制调适势所必然——从国家层面的“九龙治水”到系统统筹，再到地方层面的差异化创新，每一次体制调整都紧扣海洋经济发展脉搏，既为经济升级扫清制度障碍，也为后续发展筑牢体制根基。随着海洋经济向“深海化、科技化、绿色化”进一步转型，海洋管理体制仍将持续演化，但其核心始终是：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随着海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管理体制也将从“被动适应”向“主动保障”演化，而体制的每一次创新，又为海洋经济注入新动能。

一、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演化逻辑

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演化，始终围绕“适配经济需求、提升治理效能”展开，大致经历三个关键阶段，形成 “国家定框架、地方填细节”的动态调整格局。

（一）国家层面：从分散管理到系统治理

1.初步分散管理阶段（改革开放至2000年）：此阶段海洋经济以传统渔业、港口运输为主，对应“多部门各司其职”的体制 ——农业部（后为农业农村部）管渔业生产，交通部（后为交通运输部）管港口与航运，国土资源部管海域确权，国家海洋局（隶属国土资源部）管海洋监察。这种“分领域管控”模式虽适应了初期海洋经济“单点突破”的需求，但随着全国1995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产业间关联增强，跨部门协同短板凸显，如港口建设与渔业养殖的海域冲突、海洋污染防治的权责交叉等问题逐渐显现。

2. 统筹整合起步阶段（2001-2017年）：为应对海洋经济向“产业集群化”转型（2010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2013年机构改革将国家海洋局从国土资源部划出，改为由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局，强化其海洋综合管理职能，推动“海域使用审批—海洋生态保护—执法监察”的协同。这一调整直接支撑了“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7.7万亿元，年均增速超8%。

3. 系统治理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随着海洋经济向深海开发、科技赋能、绿色转型跨越（2020年突破8万亿元），2018年机构改革将国家海洋局职责划入自然资源部，加挂国家海洋局牌子，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海”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这一顶层设计解决了陆海治理分割问题，同时通过自然资源部的宏观调控能力，推动海洋经济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二）地方层面：从“跟跑国家”到“特色创新”

地方海洋管理体制始终是国家框架的“微观实践场”，且随区域经济特色不断创新：早期（2000年前）地方多复制国家“多部门分管”模式，如浙江由交通厅管港口、农业厅管渔业。2013年后随国家统筹导向，地方开始整合职能，如广东2014年成立海洋与渔业厅。2018年后则进入“特色化突破”阶段 ——浙江因港口经济发达，2024年成立海洋经济发展厅整合港口与海洋职能，海南因南海资源开发需求，同步设立海洋矿产资源处，深圳因科技产业优势，在“半独立”框架下聚焦海洋科技。珠海则凭借群岛资源与湾区区位，创新构建“三海联动”机制，形成“国家定方向、地方找路径”的演化特征。

二、省级改革：战略导向下的职能重构与深层适配（一）浙江：“港口—海洋”整合背后的经济逻辑

浙江省2024年成立海洋经济发展厅，并非简单的职能叠加，而是对“港口经济引领海洋经济”这一核心特征的深度适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海洋经济经历“渔业为主（1980s）—港口运输崛起（2000s）—港产城融合（2020s）”的转型，2023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占全国11.5%，港口经济对海洋经济贡献率超40%。此前“交通厅管港口、自然资源厅管海洋”的体制，导致港口规划与海洋产业布局脱节，新成立的海洋经济发展厅通过“港口规划—海域审批—产业招商”全链条统筹，2024年推动宁波舟山港新增国际航线 12条，配套的临港装备产业园产值增长28%，同时，通过推进“四港联动”（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智慧平台，使货物通关效率提升35%，进一步释放港口经济红利。

（二）海南：“矿产资源处”设立的战略深意

海南省在省海洋厅增设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处，是国家“深海战略”与地方“自贸港经济”双重驱动下的精准调整。从国家层面看，2023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提出“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南作为前沿阵地，此前无专门机构对接深海矿产勘探。从地方层面看，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为深海装备进口提供便利，2024年海洋新能源产业增速达67%，亟需专业化机构统筹“资源勘探—装备进口—产业转化”。矿产资源处成立后，建立“勘探项目—政策支持—企业服务”专班机制，2024年推动深海勘探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8个月，新增勘探区块4个，配套的深海装备维修基地落地三亚，带动相关产业投资增长45%，实现“国家战略落地—地方经济受益”的双向适配。

（三）广东：“发改委主导海洋经济”

广东省近期将海洋经济统筹职能划归发改委，是基于“海洋经济规模大、区域差异显著”的选择。2024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五分之一，但区域发展不均——珠三角海洋经济以高端装备、海洋科技为主，粤东粤西仍以传统渔业、临港工业为主。目前，全省的资源统筹力度有所加强，2024年珠三角电网企业向粤东投资120亿元建设输电通道，推动3个风电项目提前并网，年发电量增加25亿千瓦时。同时，省海洋局推行的“标准海”供应制度，将海域使用审批从“一项目一论证”改为“片区整体论证”，2024年珠海、湛江等地23个海洋产业园项目审批时间平均缩短60%，激发了市场活力。

三省三市海洋机构改革核心举措(2024年)

三、市级实践：产业适配性的差异化探索（一）深圳：“半独立”状态的海洋经济科技导向

深圳市海洋发展局“业务独立、人事财务归规资局”的模式，是“科技驱动海洋经济”与“行政资源统筹”之间的阶段性平衡。目前，海洋大学、深海科考中心、海洋综合试验场等项目稳步推进，海洋产业发展急需找到新的动力，由专门机构推动产业落地和科技成果转化。海洋发展局成立后，一方面明确了以海上信息设施为主导的海上新基建、海上大基建等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以引导社会资本下海。另一方面，实现科研项目“立项—监管—验收”一体化（单笔超500万元资金需规资局与海洋局联合审批）。这种“半独立”状态，既体现深圳对“科技优先”的坚持，也反映地方在国家行政体制框架下的探索局限，未来需通过“事权—财权”匹配进一步优化，更好地适应科技型海洋经济的发展需求。

（二）湛江：“职能划转”背后的临港经济诉求

湛江市将海洋经济规划职能从自然资源局划至海洋与渔业局，是对“临港工业主导海洋经济”的精准响应。湛江海洋经济长期以“临港工业+传统渔业”为核心，2023年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宝钢湛江钢铁零碳工厂等重大项目对海洋经济贡献率超50%。此前在“自然资源局管规划、海洋与渔业局管产业”的体制下，规划与产业需求衔接方面有所不足。职能划转后，海洋与渔业局成立“临港项目服务专班”，实现“规划编制—海域审批—配套建设”同步推进。此外，该局推动“蓝色能源+蓝色粮仓”模式，2024年重力式深水网箱产量增长32%。

（三）珠海：“三海联动”机制的协同创新与制度突破

珠海市2024年挂牌成立海洋发展局，构建“海洋发展局统筹决策、万山试验区专注开发、海洋发展集团市场化运营”的“三海联动”机制，是对“群岛经济+湾区协同”独特禀赋的制度创新。作为珠三角海域面积最大、岛屿最多的城市（9348平方公里海域、262个岛屿），珠海此前因涉海职能分散在12个部门，用海审批周期长的问题不易解决。新机制通过三层职能协同实现突破：海洋发展局整合分散的海域审批、产业规划等32项职能，建立“用海保障一张图”制度。万山试验区聚焦海岛开发，建设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海洋发展集团负责项目融资运营，创新推出海洋装备登记备案制度，使深海养殖平台可作为抵押物获取贷款。

三省三市海洋经济发展核心指标（2024年）

四、改革深水区：演化规律与未来方向（一）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演化规律

我国海洋管理体制遵循“经济需求牵引—体制调整适配—保障经济发展”规律，每一次重大体制调整后，海洋经济增速均有提升——2013年国家海洋局调整后，2014年海洋经济增速达7.7%，较2013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18年自然资源部统筹海洋职能后，2019年增速达6.2%，高于同期GDP增速 0.1个百分点。2024年地方差异化改革深化，全国海洋经济增速达6.5%。

（二）未来深化方向

权责匹配，破解“半独立”困境。参考海南“省委海洋委—省海洋厅”层级架构，设立深圳市海洋发展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协调规资局与海洋发展局的人事财务权限，建立“事权与财权挂钩”机制——如海洋发展局主导的科技项目，资金审批权限可下放至该局，仅需规资局备案，以提升决策效率。

生态协同，弥补“生态短板”。借鉴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厅+生态环境厅”联合办公机制，在广东省发改委设立海洋生态保护协调处，建立“经济规划—生态评估—补偿机制”同步流程。

基层延伸，解决“执法碎片化”。整合省级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与市县执法队伍，建立“省级统筹—市县派驻”模式，统一行使海域巡查、污染防治等职能，提升基层执行力，保障深海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落地。

协同优化：完善“三海联动”机制：针对区级权限模糊问题，建立“市级清单授权+区域动态调整”制度，明确海洋发展局与万山试验区的权责边界，对试验场建设等重大项目实行“联合审批—分头落实”模式，减少流程梗阻。

• 信息来源：海洋经济微信公众号 胡振宇研究员 7月31日在深圳市委编办机构编制大讲堂讲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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