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恶的根源何在？李向安：坏的制度下绝不能讲“适者生存”

文︱孙玉良

在当今社会，我们看到了许多人性之恶。比如好心扶起一个老人，却被这个老人碰瓷；比如好心借给朋友钱财救急，却遭遇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比如搞传销的借发财为名，坑害千家万户；比如许家印之类的企业家居心不良，烂尾楼让百万业主痛不欲生……，这些坏人是如何产生的？人性之恶的根源何在？答案往往游移于两个极端之间：有人坚信恶是人性深处不可剥离的烙印，是潜伏在每个灵魂暗角的野兽；有人则断言恶纯粹是后天环境的扭曲产物。到底孰是孰非，笔者最近与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向安律师交流，李向安对我说：制度之镜是善恶人性的囚笼与救赎。

李向安进一步解释说：好的制度能让坏人无法作恶，坏的制度让好人也变成坏人。人性绝非白纸一张，亦非全然固定的实体。它更像一片蕴含无数可能性的沃土，既孕育仁爱的花朵，也滋生仇恨的毒草。社会制度形塑着人的行为选择、道德感知乃至对现实的根本理解，管理者制定什么样的生存规则很重要，如果制度定的不当，善良的普通人在特定情境压力下，很容易坠入作恶的深渊； 反之一部设计精良的制度，如同坚固的堤坝，能够约束人性洪流的泛滥。它通过明晰的权责界定、有效的监督制衡与必然的问责惩戒，大幅提高作恶的成本与风险，使心术不正者望而却步。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廉政指数比较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比其他国家高吗？事实证明并非新加坡国民的天性更高尚，而是这个国家建立了“让贪腐者不想、不能、不敢”的严密制度网络。而有的国家制度崩坏、正义不彰、作恶不受惩戒甚至反得奖赏，清廉指数低得令人发指。恶法释放出的致命的逆向激励，让普通人也全都变成了坏人。因为做好人在社会上无法生存，所以只能做坏人。如果坚守着心中的善念，可能在这样的国家就意味着自我牺牲甚至毁灭，而同流合污则成为生存甚至成功的“理性选择”。

历史上无数悲剧表明，在系统性扭曲的压迫下，许多普通人会为了自保或利益，逐渐麻木良心、适应罪恶，最终从受害者异化为加害链条上的一环。从纳粹德国的官僚为何成为屠杀机器中的齿轮，到某些公司内部何以滋生系统性欺诈文化，无数案例揭示了同一规律：恶的蔓延绝非单纯个人道德破产的累加，而是制度性诱因与人性弱点彼此强化的死亡螺旋。坏的制度如同被诅咒的土壤，再良善的种子也难逃被毒化的命运。原因很简单，恶的制度系统性地摧毁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念，迫使人们在“适应或毁灭”间做出残酷抉择。

简单地说，生活在坏的制度下讲“适者生存”，不变成坏人行吗？你会被逆淘汰的。那么如何构建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呢？靠上帝的恩赐显然是天方夜谭。李向安认为：制度由人创造，亦由人维系与变革。每一部向好制度的演进，都依赖于无数个体在漫漫长夜中对善念的坚守、对不公的抵抗以及对更好未来的憧憬。麻木不仁的人是等不来好的制度的，空洞的道德说教也无益于构建好的社会制度，构建一种能够激发人性光辉、抑制人性幽暗的制度，需要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着对民主、自由、善良以及崇高信仰的追求。这座制度大厦的基石，应当是权力的制衡、程序的正义、透明的监督和对个体尊严的无差别尊重。

所以，对于不公不义，正确的态度就是勇于起来作斗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就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斗争精神。我们每一次对制度的审视与革新，实则都是在回答一个古老而迫切的命题：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怎样的物种？是在黑暗森林中互相撕咬的野兽，还是在共同构建的明灯下彼此照耀的智人？答案不在星辰大海，而在我们自己亲手写下如何参与的规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