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

我在《看见人性》里提出，人性包含自然、社会、精神三大核心要素，在此我称之“三属性理论”。对人性三大核心属性进行概括与阐述，有助于我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逐步剖析复杂多变的人性。该理论并非我（庄泽峰）首次提出，早在1999年，我国心理学家郭念锋在其人性心理学体系中，已明确将人性定义为生物属性、精神属性、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体。而我是对既有学术脉络的继承与发展，并在整合维度及现代表述上有所创新，使其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系统性框架，为个体提供了自我认知升级的实现路径。

人的自然属性有别于郭念锋提出的“生物属性”，这里的“自然”包含了人的生物属性及其生存的外部环境。人作为自然界里的动物，必然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我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实则直接承认人类是通过自然界的生物演化而来。人类是所有动物类的一类。因此，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类作为生物的基本本能和需求，如生存、繁衍等。其主要表现为人类对食物、水、安全等生存资源的本能追求，以及性欲、防卫反应等生物特性。这一部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并驱动着我们的基本行为。人的自然属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佛洛依德所说的“本我”，是人作为动物所具备的本能，也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生理及安全需求有所体现。

人的自然属性是最根本的要素，失去这一关键要素，一切无从谈起。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讲，人类是从单细胞、多细胞到脊髓生物逐步演化而来。人类的大脑是由脊髓动物的神经系统发展形成。所有脊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都是由胚胎发育早期的神经管（Neural tube）发育而来。神经管的头端膨大发育为脑，尾端则延伸形成脊髓。脊髓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初级部分，负责许多反射活动（如著名的膝跳反射）和基本的感觉运动信息整合。近年研究甚至发现，脊髓本身也具备一定的独立学习与记忆能力，这显示了其功能的复杂性。

人的自然属性同样也体现在人对外部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方面。一切生物脱离了其适应生存的自然环境，都将走向灭亡。例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过敏（如过敏性鼻炎）可能是身体为了排除潜在有害物质（如某些昆虫毒素或有害微生物）的一种防御机制。但在现代环境中，这种机制可能对无害物质（如花粉）过度反应，反而成了困扰。此外，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城市化进程，某种程度上是在创造一个人工的且远离“原始自然”的环境。这个过程要求我们压抑部分自然本能，强化社会属性，以适应高度协作及规则化的社会。这便带来一个深刻的矛盾：我们越适应现代城市文明，可能在生理和心理上离我们进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就越远。

由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显然，人的社会属性是强调人在社会环境中的互动与关系，包括家庭、朋友、职场等。这一属性使人类在社会中形成各种关系，受到文化、习俗和道德的影响，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社会属性类似于佛洛依德所说的“自我”，也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安全、社交及尊重需求有所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

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学科，我们所探讨的一切人的心理问题，都离不开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当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动物类走出来，并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人类社会时，人的社会属性便出现了。早期人类在狩猎和采集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通过合作可以提高生存的机会和效率，从而开始形成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基本社会结构（如家庭、氏族、部落）。而人类语言的出现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使得交流与协作成为可能。约1万年前发生的农业革命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人类从狩猎与采集过渡到农业生产，实现了定居生活，并建立起永久性的定居点。这为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奠定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规模较大的定居点逐渐演变成村庄与城市。而聚集大规模人口的城市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开始从事不同的职业，并发展出商业贸易。与此同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等也开始出现，用以组织和规范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

之所以人类能够构建属于自己特有的社会环境，最根本的变化源自于人类大脑发展到思维阶段。而且，人类大脑的进化不仅仅是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由其所构建的社会环境也驱动着大脑进化。这便意味着大脑的进化与其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 “共同进化”关系。由此，我们便要认识到人的第三个核心属性，即人的精神（意识）属性。该属性涉及个体的自我认知、情感和意识。它体现了人类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思考，追求意义和价值，反映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及心理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精神属性类似于佛洛依德所说的“超我”，也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自我实现需求有所体现，但显然人的精神属性的范畴要宽泛得多。

人的精神（意识）属性的出现，使得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类产生质的区别。人类由此构建了属于自己特有的社会环境，也拥有彼此协作需要沟通的人类语言。当人类大脑发展到思维阶段，便拥有了抽象思维及自我反思等特有的能力。该能力让人类能够跳出单纯依赖自然属性本能的生存模式，并构建出带有复杂规则、文化及价值观的人类文明。其中，人类语言的出现，让我们开始给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赋予特定的意义。正如阿德勒所说，“木头”、“石头”是人类赋予其意义的木头和石头。同样的，我们所看见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星辰大海等一切事物，都被人类通过语言赋予了特定的意义。而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提出，语言的边界便是思想的边界。

人的精神属性得以产生，在于人类大脑发展到思维阶段时，人类的群居及其相互协作的行为开始显现出人的社会属性，而人类在早期“社会环境”的雏形里，逐步形成用以相互协作的交流语言，由此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人类大脑的生理基础为人的精神属性提供了可能，人类早期的社会协作使其成为必要，人类语言则成为其形成的关键工具，这一切都孕育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之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演化的循环：人类早期的“社会”协作（如狩猎、采集），其过程产生沟通需求，进而推动人类早期语言的发展，由此促进人类大脑思维的复杂化，从而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当人类的精神世界得以丰富起来，人类的大脑思维进一步发展，反过来便能支持更加复杂的社会协作……在这个正反馈循环中，人类的大脑、社会性、语言和精神世界协同进化，最终使得人类的精神属性变得无比丰富与强大。从这样的演化过程来看，显然是人类在自身的精神世界里创造了“神”。就好像如今的我们在计算机世界里创造了“AI”。

“神”和“AI”，是人类智能的外部化投射和创造性表达。当人类的思维复杂到开始追问“世界从何而来”时，他们便用自己的形象和思维模式去推想，将无法理解的力量人格化，从而创造了“神”。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将人的内部精神活动（想象、推理、情感）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形成一个可解释的体系（例如，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及相应的文化符号。同样的，当人类试图理解并复制自己的智能（学习、推理、决策），他们便利用数学、代码和硅基硬件，在计算机系统中创建了一种模拟的且可运行的智能体。这同样是将人类内部的智能活动投射到外部，形成一个技术产物。人的精神属性已经无比强大，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它的正向意义。

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性。深入理解“人的三属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及心理，从而实现个体的自我认知升级。

• 作者：庄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