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瑷珲的中俄碰撞与交往——《清实录》中黑河古城的历史书写（上）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瑷珲作为幅员广阔的清朝的一个东北边陲小城，本不会受到《清实录》的过多关注，只是因为俄国殖民者入侵，引起边疆危机，才使其受到朝廷的重视，也因此较多地得到实录的记载。为了应对俄国的威胁，清朝分宁古塔将军辖地，设黑龙江将军，瑷珲曾作为该将军的衙门驻地，从此受到实录的记录。《瑷珲条约》的签订和堪界谈判以及瑷珲本身扼黑龙江主要的地理位置，促使其始终受到实录密集的记录。实录以大量篇幅记载了中俄的碰撞、交涉和来往，从中可见清廷对俄国的恐惧、拒斥和忍让。当然，在与俄国对抗的同时，瑷珲地区也开始了与俄国的商业贸易往来。民间的私下交易比较频繁，但官方对民间交易进行禁止，幻想通过禁止瑷珲地区向江东俄占区输入粮食，达到逼迫俄国人知难而退的目的。《清实录》对中俄以瑷珲为中心的边境贸易，始终持排斥态度。

关键词：瑷珲；碰撞；交往；中俄关系；清实录

瑷珲因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地而成为中国近代屈辱的重要符号，是中俄碰撞的前沿阵地，也是中俄接触和交往之地。正视这段历史，有助于探讨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关于瑷珲的历史研究，多集中在《瑷珲条约》及近代中国人的抗俄斗争，而从《清实录》记载入手，探讨瑷珲在国家史书上的书写，似无人专门进行。本文拟以此为线索，论述《清实录》所载发生在瑷珲的中俄碰撞与交往，探讨中外关系的特殊历程以及瑷珲在清代国史中的历史形象。

一、实录中“瑷珲”的名称变化与行政沿革

“瑷珲”在历史上的别称为“艾浒”“艾虎”“艾呼”和“艾浑”，皆为达斡尔语的不同汉语音译，本意为“可畏”，然今通行的《清实录》中皆无后四词汇出现，只有“瑷珲”（或“爱珲”）普遍存在。可能是雍乾校订本及其确立的划一原则使实录的用词统一后的结果。然而，在作为清代官修史书的实录中，“瑷珲”出现的时间又晚于“黑龙江城”。“黑龙江城”在《圣祖实录》中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十一年（1683）十二月二十七日。此后，在汉文本《清实录》中，便一直写作“黑龙江城”。“瑷珲”最早出现于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四日的《文宗实录》中。此后的《清实录》便一直称为“瑷珲”。但至同治五年（1866）五月四日，《穆宗实录》开始改称“爱珲”，直到宣统元年正月七日的《宣统政纪》中才恢复出现“瑷珲”，此后一直写作“瑷珲”。据此得知，似乎从同治五年（1866）五月至宣统元年正月之前，在官方史书中，“瑷珲”改作“爱珲”，而从宣统元年正月以后，又改回“瑷珲”。

瑷珲城的出现，与沙皇俄国不断侵犯黑龙江相关。康熙十三年（1674）为抵御俄国不断内犯，始于黑龙江东岸筑瑷珲城（时称“黑龙江城”），分吉林水师移驻该地，镇守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清廷又分宁古塔将军所属西北地区，置黑龙江将军衙门以管辖，设将军1名，副都统2名，驻黑龙江东岸旧瑷珲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黑龙江将军衙门迁至西岸的新瑷珲城，是“因居江左，来往公文一切诸多不便，始移将军衙门于江右新瑷珲地方，创建衙署，并修木杖城垣，设有四门”。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八年（1699）黑龙江衙门先后移驻墨尔根（今嫩江县城）和齐齐哈尔，但瑷珲副都统仍然驻留瑷珲新城，听命于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四年（1908），裁撤瑷珲副都统，设置瑷珲兵备道和瑷珲直隶厅，瑷珲城为道署和厅署驻地；同时分瑗珲北境大黑河屯置黑河府，府、厅皆隶瑷珲兵备道。至民国初（1912）废黑河府，并入瑷珲直隶厅；瑷珲道移驻大黑河屯，改称黑河道。1913年将瑷珲直隶厅改为瑷珲县，县城仍在瑷珲新城，并将大黑河屯改为黑河镇，归瑷珲县管，瑷珲县则隶属于黑河道。1933年，瑷珲县衙移驻黑河镇。此后行政中心便完全移往黑河镇。无论是伪满黑河省，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黑河地区行政公署，皆驻黑河镇。1993年改黑河地区为黑河市，黑河镇为爱辉区，下辖瑷珲镇（即瑷珲新城）。

本文所称“黑河古城”包括瑷珲镇和黑河镇（大黑河屯）及其相关地区。无论是瑷珲镇还是黑河镇，都见证了清代中俄碰撞和交往的曲折历史。

二、乾隆以前瑷珲与俄国的碰撞

瑷珲在国史《清实录》中的出现，与其作为中俄对抗、碰撞的前沿阵地分不开，如果不是事涉中俄关系，瑷珲能否为国史实录所记载，颇值怀疑。虽然瑷珲城因在康熙年间一度成为黑龙江将军衙门的“省城”会受到国史关注，但其实该将军衙门也是因为应对俄国入侵而设立。

黑龙江城（瑷珲）第一次出现在实录中，就是因为俄国的逼临。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二月，副都统郎谈等人从打虎儿和索伦回到北京“以罗刹情形具奏”后，圣祖虽然认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但觉得“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决定调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演习之人，在黑龙江、呼马尔二处各建木城，“与之对垒”。在外地调军粮的同时，也让这些调来的士兵“即行耕种，不致匮乏”。圣祖还考虑到交通问题，指出：“黑龙江城距索伦村不远，五宿可到，其间设一驿”，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当即派遣萨布素担任黑龙江将军。于是，便成立了一个新的省级机构——黑龙江将军衙门，所在地便是瑷珲旧城，后迁往西岸的瑷珲新城。自瑷珲建城后，便经常发生中俄之间的对抗与碰撞。

清朝以瑷珲为基地，试图收复雅克萨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发现“罗刹复来雅克萨，筑城盘踞”后，奏请“于冰消时，督修船舰，亲率官兵，相机进剿。”理藩院郎中满丕派遣索伦副头目乌木布尔代等抵雅克萨城，获知俄国头领额礼克谢率五百余人，“复至雅克萨，依旧址筑城”，所储“粮米可食几月”或“足支二年”。圣祖觉得事态严重，谕令：“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于是下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率所部2000人攻取雅克萨城。并量选候补官员及所率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建义侯林兴珠率领前往助战。

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清朝为防备俄罗斯越界，派员分别考察黑龙江至格尔毕齐河、精奇里江、西里木第河、钮曼河的水行和陆行距离，黑龙江将军奏称“其黑龙江城（瑷珲）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并称“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今后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每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毕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上报兵部。高宗准奏。瑷珲城成为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前沿阵地。虽然俄国侵占远东中国土地的企图一刻未停，但由于清朝的盛世与强大，俄国的侵略步伐受到沉重的羁绊。

三、咸丰时《瑷珲条约》签署前后的较量

俄国利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23日至1860年10月25日）、进攻中国之际，趁火打劫，自以调停有功，恩威并施，逼迫清政府签订边界条约。在此过程中，瑷珲城不幸成了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的见证者。该条约是沙皇俄国代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在瑷珲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黑龙江以北（东岸）、外兴安岭以南（即外东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属俄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为中俄“共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瑷珲条约》当时未获清政府批准，但随后在1860年（咸丰十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被确认，甚至共管地区的土地也划给俄国。对于此一重大历史性事件，《清实录》多有记载，显示出清文宗对奕山签订此条约的不满，以及对自己软弱无能的无奈。

英法联军在中国沿海发动军事进攻后，俄国则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行动。咸丰七年（1857）五月二十八、九日，俄国人趁清朝应付英法联军之际，派出七八百人，分驾木筏，随带小船，驶至大黑河屯对岸的海兰泡停泊，“建房二十处，并安设炮位”，黑龙江协领巴达朗贵会晤俄国总督穆拉维约夫（实录作“木里斐岳幅”）时，该头领称此行是仿照恰克图事例进行通商。闰五月，文宗在处理此事时，比较软弱和中庸，要求黑龙江将军奕山交涉时，“固不可激生事端，亦不可不据理析辩”，选派精明官员向俄人“告以中国与尔国和好有年，其地以兴安岭为界”。要求对方“当及早将人众撤回”，但劝导的理由是“以全和好”，条件是“不据实奏闻大皇帝”。这根本是隔鞋搔痒。是年七月的实录记载，俄国人在瑷珲一带“欲占江岸”，“该夷船纷纷往还，人数多至千余，且欲令江左屯户移居江右，其为图占地方，已可概见”。他们不仅占据江左，而且“欲占江右”。文宗谕令理藩院照会俄国相关部门“将各处人船撤回，并以后不得仍在内地行走”。但是，俄国人不予理会，“复于江右盖房及越卡驶行”。文宗要求奕山“先行晓谕海兰泡等处夷人”，彼国将有大臣前来商谈，俄夷“应即撤回人船，静候查勘”，让奕山“告以中国与该国和好有年，不应擅自盖房占地。现既派有大臣与尔国使臣分勘界址，不得任意违例，致启争端”。

俄国人一边由穆拉维约夫率军在黑龙江一带进行实际占领，一边派公使普提雅廷到天津会商未定疆界。普提雅廷于1857年6月从黑龙江沿江而下，文宗谕令黑龙江将军奕山“亲往与该夷会晤”。谁知该使经过瑷珲时，无视中国主权，硬闯进城。“普提雅廷海军上将是敢于无视清当局，可以说，是仗着武力直入瑷珲城的仅有的一个俄国人······带了四名武装人员，冲进城去。”普提雅廷于七月二十六日到达天津海口，中方代表告诉他已专派大员在瑷珲等他折回去谈判堪界问题。八月，文宗指示奕山在判时，应该告诉对方“所有海兰泡、阔吞屯、精奇哩等处，均有该国属下人，盖房占住。现在界址未定，自应先行撤回”

然而，普提雅廷并未再返瑷珲，而是留在天津“调停”。与奕山进行界址谈判的是蛮横无理的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实录作“木哩斐岳幅”）。文宗指示：“今普提雅廷既不经管此事，其所递文内分定地界之处，亦只能谕知奕山与木哩斐岳幅查看”，而不能在天津“悬拟”；而江左的“黑龙江民人居住，并非始自今日，岂能移于江右”！文宗认为此前俄国使臣普提雅廷提出的“分定界址”的方案，是“欲以黑龙江左岸为断”，让奕山“据理拒绝”。这时，俄国知照清理藩院，“会勘地界一事，竟由木哩斐岳幅经管”。

不管是天津的普提雅廷，还是黑龙江的穆拉维约夫，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咸丰八年（1858）四月，天津代表谭廷襄传来消息，“俄夷不遵兴安岭分界旧约，欲另以乌苏哩河、绥芬河为界”，文宗要求谭廷襄“告以兴安岭分界，载在《会典》。其乌苏哩河、绥芬河，此间无从知其界址，难以悬断。黑龙江现有钦派大臣，仍应到彼查勘”。并要求黑龙江将军奕山，如果俄国派往黑龙江的谈判代表木哩斐岳幅“真心查办，即与秉公会勘；倘肆意侵占，亦祇能随时防范”。指出：“至未分界址之地，止有乌特河一处。”并强调“天朝疆土，岂容尺寸与人，即如该夷地界，肯令他人侵占乎！”还指出：“俄夷欲以乌苏哩河、绥芬河为界，不以兴安岭为界，其意实欲占我海滨地面！”文宗指出“该夷贪得无厌，又于地界一节，言语反覆”，如果木哩斐岳幅前来会勘，奕山应当“查照从前界碑，与之剖辩，不可迁就了事，致开后患”。虽然千叮咛，万嘱咐，但当穆拉维约夫来到瑷珲谈判时，胡搅蛮缠，甚至武力威胁，最终逼着无能的奕山签订了卖国的《瑷珲条约》。

咸丰八年（1858）四月签订《瑷珲条约》的具体过程和条约本身，并未在《清实录》中反映。对应此月的是《清文宗实录》卷二五二，但全卷并无相关文字。说明边疆的签约，远在北京的朝廷不可能立即获悉。但俄国档案中记载了此事：“晚六时，穆拉维约夫身穿礼服，偕同随员登上瑷珲河岸，徒步前往会见中国将军（奕山）”，“宣读和审核了条约的满文和俄文文本。接着双方签了字。穆拉维约夫和将军手执已签字的条约俄文、满文文本各一份，同时交换，互致贺词”。但是奕山显然知道这份协议朝廷不会批准，“将军再一次对总督说，虽然这件事在他和我们之间已经了结，但不知道当他前往北京呈报条约时，他将有何结局”。

文宗皇帝得知此事，已在十八天之后。据《清文宗实录》载，咸丰八年（1858）五月四日，文宗在一份谕令中称：“本日据奕山奏，已会同夷酋木哩斐岳幅，将乌苏里河至海口等处分界通商事宜，合约定议。”当时为应付英法联军，虽然对该条约不满，文宗还是要求中国与英法俄美谈判代表桂良等人“即可藉此一事，告知俄酋——谅伊必早有所闻——惟中国与尔国二百年相好，故能如此优厚······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定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竓、竓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同时，文宗也体谅奕山，认为“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户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并江中准其行走等情”，奕山当时“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悉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既然已经将该地区“给与俄夷，又恐民夷杂处，攻滋事端”，文宗要求“奕山当妥为弹压”。两个月后，文宗又指出，普提雅廷在天津海口所求五口通商已经获准，而《瑷珲条约》又让俄国占了黑龙江东以东的大片土地，普提雅廷“甚为感激”，曾在天津许诺提供枪炮，“总为中国优待之故”。

那么《瑷珲条约》究竟有哪些条款，让俄国公使普提雅廷都对清朝“甚为感激”呢？该条约被称为“字约十四条”，其内容在《清文宗实录》卷二五八所载咸丰八年七月一日文宗对军机大臣的谕令中有所透露：第一，“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户之外空旷地方，许俄夷存住，并江中准其行走，已非兴安岭旧界。”也就是说，《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以外兴安岭为界，已被《瑷珲条约》否定。这一下，就将中国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俄国。第二，“夷字内又写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与该国同管之地”，这一下又使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成为中俄“共管”。正是有了这一条款，使俄国人得以在“共管”区内“肆意侵占，漫无限制”，并“在乌苏里右岸图勒密山，向西安设炮台，并欲在河内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带，盖房修道”。文宗对“奕山前此悉行允许，并未辩驳”表示不满，认为“办理本觉太易”，而“俄夷狡执字约，渐致蔓延”，图占更多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文宗告诉黑龙江将军奕山和吉林将军景淳：“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列。”因此应该明白告诉穆拉维约夫。如果“该夷酋有心狡赖，即着严行拒绝”。文宗虽然觉得奕山所签条约丧权辱国，但认为割肉饲虎，会在天津谈判时让俄国做些让步：“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如其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启衅也。”文宗显然是太天真了。

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向俄国退让后产生的副作用，日益显现。俄国人以此字约十四条为据，不断向清朝施压，要求堪定“共管”的界址，同时实行实际占领。文宗将此责任归咎奕山，自己则推卸责任。

《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就不断要求到“共管”之地堪界。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轻许俄夷赴乌苏里口会勘地界”，引起文宗不满。咸丰九年（1859）二月，文宗谕令黑龙江将军奕山、吉林将军景淳对吉拉明阿答应会勘地界事事“查明具奏”。景淳覆奏，称吉拉明阿“令俄夷俟冰泮后再行会勘，系一时推缓之言”，但是绥芬河、乌苏里河“既不与俄夷接壤，当时即应拒绝”，不应该“含糊推缓，致令藉口”。景淳还指出奕山所签《瑷珲条约》“其字约十四条，虽称商议未定，亦当先行入奏，岂有俟夷酋覆定，再行进呈之理”？文宗决定：“其字约十四条，何款议定，何款尚须更换，仍着奕山查明具奏。”显然最高当局有不批准《瑷珲条约》之心。文宗还告诫奕山：“夷酋（实为通事，即翻译）石沙木勒幅，如已到黑龙江城（瑷珲城），该将军务将绥芬河、乌苏里河不与该国接壤之处，详细开导，据理剖辨，毋得再有含混”。

六月，文宗发现，“俄夷于黑龙江至珲春等处肆意游行，欲图占据，总由奕山于会晤该酋时不能据理剖析，含糊定议所致”。但是，“此时若将前约更改，该夷必不肯从，然岂能任其蔓延，无所底止”？他指出，此事从前系奕山一人办理，今既侵至吉林地界，自应由吉林、黑龙江两将军会同查办，另立条约，以息争端。“除黑龙江左岸空旷处所及阔吞屯、奇咭久已盖有房屋，系奕山许以借给居住，无庸议外，此外均非该夷应到之处。”他命令奕山、景淳“会同定议，明白晓谕，以免该夷到处侵占”。对于《瑷珲条约》规定的俄国利益，也不打算完全否定：“其前借与之黑龙江左岸空旷处所及阔吞屯等处，原属借与栖身之地，不得再来人口，亦不得再行添盖房屋。”至于“该夷船只由黑河口入松花江，往东入海，前曾许其行走，自可毋庸阻止。如此明示限制，另立一条，或可挽回”。

八月，文宗将奕山革去御前大臣和黑龙江将军，而以特普钦暂署黑龙江将军，等下月二十日前后穆拉维约夫到达黑龙江后“会商履勘”。文宗要求吉林将军景淳、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告诉对方：“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本亟明晰。上年木哩斐岳幅以防堵竓夷为名，欲将黑龙江左岸让于伊国，彼时奕山为该夷虚声恫喝，率行换字，实属糊涂”，已将奕山和吉拉明阿“分别惩办”，“朕念中国与该国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启衅端，是以将黑龙江左岸地方，及该夷已经占据之阔吞屯、奇咭等处，允其借住”，但俄国人却“得步进步，并欲占据吉林之绥芬、乌苏里等处，屡请派员会勘，其贪求无厌之心”，对此得寸进尺的行为“若不严行拒绝，尚复何所底止”，“此事断难准行！”至于奕山将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许给俄夷，“本属失计”，特普钦应当向穆拉维约夫说明。目前的勘界原则，是“现在该夷占据之处，划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将左岸空旷地方全行许给”。特普钦“如能挽回几分，庶左岸得有几分免其骚扰，方不至蹈奕山故辙”。文宗对将外兴安岭以东，黑龙江以北（东岸）割给俄国，心有不甘，一再声称是借给俄国，但又怕俄国向外蔓延，要求在其居住地划界立桩，又有承认其权利的倾向。正是这种矛盾心态，让俄国得寸进尺，逐渐将东岸和“共管”地区在实际上予以占领。

《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代表穆拉维约夫一再要求对“共管”地区堪界，并不听清朝官员的劝导。黑龙江副都统富尼扬阿会晤穆拉维约夫时明确指出：“乌苏里、绥芬不与俄国连界，无所用其查勘”，并“令其收回人船”，但是“该酋愈加忿怒，声言到瑷珲另有剖辩”。文宗令接替被撤职的黑龙江将军奕山职位的特普钦守候瑷珲，准备与穆拉维约夫交涉，“告以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既借与尔国，已属中国和好之意；吉林地方，本非俄国连界，断难允准。速将人船收回，无可再议”。俄国人在声言勘界的同时，却在加紧移民瑷珲对岸。“俄夷于黑龙江城对岸盖房，并欲抢取粮石”。黑龙江署副都统爱伸泰与穆拉维约夫争辩，但“该酋以递送公文为词，仍欲接盖房间”。事实上，俄国人“历年在黑龙江左岸已占据五十余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东海，亦盖房多处”。文宗责问：“若任其盘踞，滋蔓难图，伊于胡底”？要求特普钦整顿军队，“惟夷情猖獗，尚恐兵力不敷，必须联络该处旗民人等团练，以壮声势。文宗始终不敢正面对俄国人武力阻击，而是打着民众的旗号，试图迫俄人让步。

然而，俄国穆拉维约夫已然知晓黑龙江将军约见他，是让他放弃对东岸非定居地和共管地区的领土声索，拒绝与特普钦晤谈。咸丰九年（1859）十月二十日，文宗看到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所奏“夷酋绕越行走，无由会晤”的折子，该折称特普钦到瑷珲城后，俄国人声称“木酋即可到城”，但进一步打听，发现“该酋已绕越江城，由左岸径赴海兰泡”。及派署副都统爱伸泰亲往海兰泡时，俄国人又谎称穆拉维约夫并没有来此。文宗只好同意等到穆拉维约夫至瑷珲城时，再由特普钦“与之一晤”，“将乌苏里、绥芬地方距其国都较远、不能任其占据之处，详细开导”。即使不能达成协议，“亦使彼知中国断不肯将绥芬、乌苏里等处许给借住，以杜其无厌之求”。十月二十五日，文宗获知黑龙江署副都统爱伸泰“阻截木酋，木酋（即穆拉维约夫）不答，驱车而去”的消息后，“复饬爱伸泰至海兰泡与之会晤，并详加开导。该酋虽未听信，而绥芬、乌苏里等地方中国不肯借给居住之意，已明白宣示”。并告诉特普钦，穆拉维约夫“虚言恫喝，是其惯技”，与他谈判时“须坚持定见，勿堕其奸诡术中”，俄国人已“于黑龙江城对岸建房安炮，并折毁卡房”，因此“不可不严密防维”。

穆拉维约夫拒绝接见清朝谈判代表，就是要拖延时间，以实际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谈。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报告朝廷：“俄夷乘隙烧毁卡房”，这个“乌鲁苏牡丹卡房，虽在许借俄夷界址之内，而设立自康熙年间，且系要隘处所，岂容任外夷占据？此次该夷因船只行驶不便，催令迁移，又未允许，乃转谓此卡为占其左岸借居之地，突令密奇达将卡房烧毁”。经特普钦派佐领鄂尔精阿前往海兰泡查讯，俄国通事石沙木勒幅直认不讳，说是“木哩斐岳幅嗔怒，故令烧毁。如欲重修，可移在右岸”。但是，特普钦派人在“黑龙江城（瑷珲）修妥木房，由冰道拉运至该处，照旧修盖，业已一律工竣”。文宗命特普钦要派官兵“常川驻守”。至咸丰十年（1860）春夏间，俄罗斯人乘开江之后，大量前往黑龙江东岸甚至“共管”地带移民和开荒，黑龙江派员往见交涉，已将垦地之人撤回，所种之地也平毁，并向俄国人重申“绥芬、乌苏里夷人必应撤回”。但这些努力，随着咸丰十年（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化为乌有。无论是黑龙江以北（东岸地区）还是“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尽为俄国攘夺。

四、光绪时瑷珲的沦陷与恢复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瑷珲成了与俄接壤并抗御俄国继续入侵的最前线和桥头堡，也是了俄国侵入黑龙江的眼中钉。同治以来，俄国对瑷珲的觊觎一刻也没有停止。

同治二年四月，大黑河屯对岸的海兰泡“俄酋布色依，不听拦阻”，擅赴省城齐齐哈尔，谒见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呈递公文，恳求在省城通商，并乞由齐齐哈尔省城，借道前往吉林，自松花江水路回国”。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按照条约指驳，语塞而止”。而俄国人“又欲暂给瑷珲城江右地方，开垦打草”。，亦遭到“该将军正言拒绝，并派员弹压，伴送该俄人回行”。穆宗称赞“所办甚属妥协”，认为“俄人贪得无厌，诡谲异常，现虽废然而返，难保不另生枝节，别启狡谋。特普钦惟当随时防范。如俄人续有要求，仍当按照条约，严词阻止，不可稍事游移”。

光绪时，俄国对瑷珲一带仍然垂涎欲滴，曾借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想侵占瑷珲。此前，《瑷珲条约》就遗留下了很多问题和矛盾。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黑龙江将军恭镗等奏：“黑龙江左岸地方，从前原以外兴安岭为中俄大界，内有二卡伦、六封堆。每年派兵查放，均为防俄窥边而设。上年遵例查放，经海兰泡城，俄酋派兵拦截。据称江左俄属，毋庸中兵查放。伏查咸丰八年中俄和约，载明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国属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中国属地，是凡属左岸地方，应归俄属。所有原设卡伦、封堆悉在其中。俄酋阻止官兵，似非有意寻衅。所有碍难查放情形，请饬核议。”德宗交所司商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回奏：“江左精奇里河一带，地虽划分俄境，惟原住旗屯，应照约管辖，则查放旧章，不妨借为维系，未可遽尔迁就。”得到德宗批准。俄国人对中国保留的这些权力十分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俄国以出面调停，干涉日本的借口，调兵遣将，直接威胁到瑷珲和东北疆土安全，故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后不久，清廷便致电盛京将军增祺随时侦探俄军动向报告朝廷。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二十三日（公历5月18日）德宗下谕致电增祺：此前“爱珲探询，俄兵拟由水陆两路假道进兵”，现在“倭已允归辽东，俄国并无用兵之说”，“着仍遵二十日电旨，饬令该地方官善与联络，随时侦探”。当然，礼节上不忘“将俄国相助调处，业已归地息战情形，照覆俄督，以致谢意”。

光绪二十六年（1900），俄国借义和团运动朝廷向西方各国宣战之际，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派兵船经瑷珲向黑龙江地内运兵和武器，受到瑷珲守军的炮击，于是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实施了报复性的大屠杀。俄国军队还乘机占领了瑷珲城，瑷珲军民对俄国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武装反抗。《清实录》记载了这一过程，同时也反映出统治者的软弱和无能。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德宗以“东三省兵力未厚”，连续下谕要求署黑龙江将军寿山“不得越境构兵”，又称“现俄攻爱珲甚急，自应悉力捍御。饷项须就地通筹，军械由吉林酌拨。三省相依为命，自应和衷共济”。瑷珲保卫战一度出现胜利的情形。同月，德宗收到寿山“奏爱珲战胜情形一折”，告诫“东三省边防紧要，仍着该将军等稳慎办理”。寿山提出会商办理省防事宜，“请将爱珲出战之制兵三营，照边军章程支饷”。德宗令户部议行支饷章程。但是，瑷珲仍然被俄军攻占。得知“似俄亦有停战之意”时，德宗认为和议“可先从俄国办起”。由于“黑龙江之爱珲，现已均为俄据”，因此“如俄实愿先行停战，并许劝阻各国，则东省被扰各处，先当有说以处此”。并要求李鸿章处理此事。但至本年十月，黑龙江省城失守，将军寿山战死。瑷珲一直处在俄军占领之下。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针对俄国的善后问题，也提上日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时任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统筹江省善后情形”，德宗谕令“爱珲一事，着外务部查核办理”。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爱珲副都统“着姚福升暂行署理”。姚福升上任后，历尽艰难，与俄国阿穆尔总督反复交涉，要求俄国根据《交收东三省条约》归还强占的中国领土，终于促使俄军于1907年5月17日从瑷珲、黑河撤出，收复了黑龙江西岸被俄国占领六七年的土地。此时瑷珲已被战火摧毁，姚福升当即奏请重建，使瑷珲古城焕发了生机。

未完待续，请阅读下篇······

作者：谢贵安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杜佳玲

校对：王玉凤

审定：江 桐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