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6年初，延安西北方向的一间作战会议室里，墙上挂着一张最新的红军指挥系统图。
图上密密麻麻排着名字，大部分是熟悉的指挥员，也有几个新调来的干部。
最右下角，一行小字写着“罗炳辉”，排在一个年轻军官的后头。
那时候没人多想。
可要是把时间往前倒半年，没人会相信，罗炳辉的名字会被排在这样的位子上。
这事儿得从1935年夏天说起。
四川西北的一个小地方，地不大，山不少。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就是在这儿会师的。
按理说，这场面该是热烈的，八路人马久别重逢，怎么也得有点仪式感。
可是真到了那天，气氛冷得很。
两支队伍一打照面，谁都没先开口。
红四方面军人多，枪也多，站在山坡上，队列整齐，旗子插得一排排的，像训练场似的。
而红一方面军这边，鞋破了，裤子绑着草绳，锅和军号都挂在腰上，整支部队看起来像是刚从战场上爬出来。
罗炳辉带着红九军团来的。
准确说，是带着剩下的那三百来号人。
他们从贵州一路打到四川，翻山过水，硬是被敌人围了三次，还能活着出来。
可现在站在这儿，像难民似的。
这时候，王树声走过来了。
个子高，脾气冲，说话也直。
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一眼扫到那三百人，眼角跳了一下。
“你这点人，还当军团长？干脆当营长得了。”
这话一出口，没人笑。
连风都停了。
罗炳辉没吭声。
他站着，背挺得笔直，枪带松了点，脸晒得黑，军帽斜着戴。
他不是没听懂。
他只是知道，这种场合，说什么都没用。
旁边的参谋低头抠土。
有人咬紧牙关。
但没有人回嘴。
这不是一句玩笑，是一句当众的定性。
在那个讲实力的年代，枪多话就硬，枪少只能忍着。
说实话，那会儿红四方面军确实人多。
八万人，兵强马壮。
中央红军这边呢，从江西出发时八万，走了一年，翻了雪山，过了草地，到懋功时只剩一万五，伤兵不少，粮也快断了。
就是这么个时候，还得听那样一句话。
后来，调令下来了。
红九军团撤编，番号取消。
罗炳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担任副职。
三百人被拆开，分进各团。
他成了一名“支援干部”，不再有独立指挥权。
那天他收拾行李，只有一个破布包。
地图是他自己带的，旧的，边上都卷起来了，上面画满了他一路带兵打仗的路线。
每条线后面，都藏着一堆名字。
是牺牲的战友。
他拿着调令去报到。
营房士兵看了他一眼，没敬礼，也没人多问。
他也没介绍自己，直接走进作战科会议室，坐在最边上。
别人讲战术，他听着。
有人提到一个山口，说“那儿早没人走了”。
他插了一句，说那地方他埋过伏。
对方笑了笑，没理他。
他也没再说第二遍。
他说不出口的，还有一句“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可说了有什么用？那时候，身份就是一切。
你不是主力，你就只能听命。
但风向，就是这么变的。
1936年初，张国焘下令红军主力西进，组建西路军。
王树声也跟着去了。
那时候西路军气势汹汹，穿河西走廊，要去新疆建立根据地。
说是“北上有险”，可谁都没想到，真正的险，是在西边。
路没走一半，敌人围追堵截，补给断，消息断，最后连活路都断了。
两个月不到，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王树声失联三周，靠一把短枪和几块干粮，在戈壁滩上一个人走回来。
脸瘦得脱相，说话都不利索了。
他回到延安那天，罗炳辉就在作战室。
没人说话，两人对视一眼，谁都没开口。
后来开会时，王树声低头摆弄地图，突然说了一句：“老罗，当时我那句话，太轻了。”
罗炳辉没抬头，只是点了根烟，抽了一口，又放下。
没有“没关系”，也没有“过去了”。
因为很多事，过去了，并不代表没发生过。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说他“只够当营长”。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罗炳辉将军纪念馆编，《罗炳辉将军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树声，《王树声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张国焘反党活动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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