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分娩体验机”的男性，是为了共情还是其他？

这是“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第2期的第二篇。

“仅仅就痛苦作为一种感知而言，

即便这是人们极度厌恶的感知，

我们也能够得出人们能够

合理地不去避免

甚至主动去体验痛苦的结论。”

——王宝锋：《分娩体验机与帕菲特的“痛苦论证”》，

《道德与文明》2025年第3期，页167-176

本期评议：梅剑华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正在成为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试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

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每一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每周五，《新京报》B叠报纸“书评周刊”摘选两篇论文，随后在新媒体上转载全文。

此为第2期的第二篇论文。作者王宝锋反思了当代哲学著名的“痛苦论证”（由英国当代哲学家帕菲特提出）。痛苦，是我们都熟悉的一种感受，失恋、失亲、人生不如意使人痛苦，身体损伤、疾病也使人痛苦，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极度厌恶痛苦。“痛苦论证”，也即“所有人都有一个理由想要避免且尽力避免一切未来的痛苦”。作者则以当下在城市颇受欢迎的分娩体验机为例，对这一论证提出了另一种思考。

以下内容由《道德与文明》授权全文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近期推送：

作者｜王宝锋

影视剧中的分娩体验机。图为《爱很美味》（2023）剧照。

出于理由而行动是有理性存在者的核心特征，说一个人的行动毫无理由或者指责一个人是不理性的，是能够对这个人所做出的最严厉责难之一。当我们说人们应当根据理由行动时，我们所说的理由指的是好的规范性理由，而并非所有被人们用于支持自己行动的理由。因为对于那些出于不好的理由的行动，我们会认为这样的行动是没有理由的。那么什么样的理由才是好的理由呢？

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 区分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两种用于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论。帕菲特试图拒绝一切主观主义理论。为此，他构建了一系列论证，其中据他称能够决定性地反驳主观主义的著名论证即“痛苦论证”(the agony argument)。不少学者并不认为痛 苦论证能够决定性地反驳主观主义。但是他们的回应却大都承认了痛苦论证的核心前提，即痛苦必然能够提供避免痛苦的理由，这就导致他们的回应无法从根本上瓦解痛苦论证。然而，有关痛苦的这一信念并不可靠，本文就试图挑战这一信念。如果这一挑战能够成功，就能够从根本上说明痛苦论证对主观主义的反驳并非如帕菲特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决定性。

本文第一部分说明痛苦论证的内容，并澄清主观主义理论的立论依据，以表明帕菲特基于痛苦论证对主观主义的反驳有可能是合理的；第二部分探讨学界对痛苦论证的回应，以说明只有通过否认痛苦必然提供理由的信念才能从根本上否定痛苦论证；第三部分基于分娩体验机的例子和一个归谬论证，来论证为什么痛苦论证对主观主义的反驳不是决定性的。

帕菲特的“痛苦论证”

帕菲特区分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两种规范性理由理论，区分的根据在于这两种理论用以界说行动理由的不同事实。为客观主义提供理由的事实是价值，客观理由被帕菲特称为对象给予的(object-given)和基于价值的(value-based)理由；为主观主义提供理由的事实是人们当下实际具有或者在理想情况下进行理性慎思之后将会具有的欲求，主观理由被称为主体给予的(subject-given)理由。

帕菲特支持客观主义，而反对主观主义。为了反驳主观主义，帕菲特认为应当使用一些特殊情形去对两种理论的好坏进行鉴定，帕菲特说：“在努力想判别何种理论最好时，我们必须考虑两种理论有不同蕴含的情形。判别不同科学理论的方式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分歧在不同寻常或虚构的情形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帕菲特在人们对于痛苦的信念的基础上建构了对主观主义的归谬论证。这种论证之所以是归谬论证，是因为在 此论证中，帕菲特以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为前提，来说明主观主义会产生有悖于这种信念的结论，从而说明主观主义是错误的。

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年12月11日—2017年1月1日），英国当代哲学家和伦理学家。

帕菲特以痛苦为例构建了两个例子去反驳主观主义。在第一个例子中，帕菲特虚构了这样一个人———不妨称之为“德雷克”，德雷克知道未来（假设是周二）的某个事件会让他痛苦一段时间，在经过慎思之后，他仍然不想避免这种痛苦，这种痛苦或不想避免这种痛苦也不会阻碍德雷克实现其他欲求或目标。德雷克不想避免未来周二的痛苦并不是基于错误的信念或者不知情，他知道未来周二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并且周二与一周中的其他日子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二个例子中的情况与第一个例子中的情况类似，但不同的是，第二个例子中的德雷克经过慎思之后不仅不想避免未来的痛苦，反而想要体验未来的痛苦。德雷克想要体验这种痛苦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满足他的其他目的，比如获得性快感或者忏悔自己的罪过，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把体验这种痛苦当作自己的目标。

《论重要之事：规范伦理学卷（上下）》

作者: [英] 德里克·帕菲特

译者: 阮航 葛四友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3月

根据对主观主义的界定，在第一个例子中，由于德雷克在当下没有避免未来周二痛苦的欲求，因此当下的他就没有避免未来周二痛苦的理由；在第二个例子中，由于德雷克有着对于痛苦的目的式欲求，因此德雷克不但没有避免未来痛苦的理由，反而有决定性的理由尽力让自己在未来经受这种痛苦。在帕菲特看来，“如果我们能有某种理由，那么如下事实就是再清楚不过的：在蕴含理由的意义上，处在痛苦之中是坏的”。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主观主义所得出的结论与“处于痛苦之中是坏的”这一信念相悖，而客观主义作为一种基于价值的理论，能够直接基于痛苦的坏性质说明德雷克有理由避免未来的痛苦。在帕菲特看来，客观主义与“人人都有理由避免痛苦”这一信念更为一致，而主观主义则会导致与之相冲突的情况，因此，人们应该拒绝主观主义而接受客观主义。帕菲特把痛苦论证总结如下：

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理由想要避免且尽力避免一切未来的痛苦。

主观主义蕴含着我们没有这样的理由。

因此 ，主观主义是错误的。

在探讨学界对痛苦论证的反驳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痛苦论证进行几点澄清，因为这关系到痛苦论证能否被用以反驳主观主义。痛苦论证有如下三个令人困惑之处。

第一，何以主观主义会产生人们没有理由避免痛苦的情况？这是不是因为帕菲特错误地刻画了主观主义理论？在帕菲特那里，主观主义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与主观主义仅诉诸程序理性去界定理由的做法相关。所谓的程序理性指的是人们在思考有什么样的理由时，应当遵守某种程序去进行慎思，这种慎思只与如何做出选择相关，而与选择什么无关。由于对选择的对象没有确切规定，这就导致主观主义确实可能产生一些至少初看起来让人难以理解的理由。帕菲特的这种看法在当代主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对慎思的本质的看法那里能够得到支持。在威廉斯那里，理由的确定依赖人的慎思，而慎思本身是一个启发和想象的过程，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甚至无法在慎思与灵感和皈依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这就使得威廉斯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身体健康这一需要也可能无法必然成为理由。由此来看，至少在威廉斯那里，主观主义确实可能会导致帕菲特所描述的情况。

电影《亲爱的》（2014）剧照。

第二，当德雷克在未来体验着痛苦时，他极有可能会产生想要避免痛苦的欲求，否则我们就很难设想他是在体验着痛苦。那么主观主义为何会认为在未来避免痛苦的欲求不能为当下提供理由呢？对于这一困惑，可以从威廉斯所界定的理性慎思的起点进行说明。在威廉斯看来，当下的自我具有优先性，人们目前的计划和观点比自己在未来的计划和观点具有更大的权威，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正确看法，应该从当下着手去考虑。基于这种看法，虽然当下的慎思能够包括对未来处境的考虑，但这种考虑在当下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由此来看，如果一个人在充分考虑过未来的自己可能处于痛苦之中这一事实之后，仍然不想避免这种痛苦，主观主义就会认为这个人没有理由避免未来的痛苦。

第三，痛苦是一种主观心理体验，依据这样一种属于主体的事实去反对主观主义，似乎与帕菲特的客观主义立场不符，从而会削弱痛苦论证的力度。事实上，不仅痛苦是一种主观体验，帕菲特甚至认为痛苦具有负价值的根据在于主体的厌恶态度，“我们疼痛时，坏的事物不是我们的感知，而是‘我们有一种我们厌恶的感知’这种意识状态。如果我们不厌恶这种感知，那么我们的这种意识状态就不是坏的。 这些感知给我们的感觉如何，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厌恶它们”。由于痛苦的负价值是由人们对它的厌恶决定的，而厌恶又是属于主体的评价性态度，因此，李红与陈康认为，“厌恶是一种主观态度，它并不属于对象，而属于主体。因此，极度痛苦的 本质要想成为对象给予的理由，它就不可能表现为我们的厌恶态度”。然而，这种看法并不 影响帕菲特的客观主义立场。虽然帕菲特认为客观主义的理由是由关于价值的事实提供的，但帕菲特并没有说这种价值的事实只能来自对象而不是主体。实际上，如果欲求的满足本身是具有客观价值的，那么即使是欲求这种属于主体的事物，帕菲特也能够允许其作为一种客观理由理论的价值论基础。

由上可知，帕菲特对主观主义的刻画至少在威廉斯那里是说得通的 ，并且基于痛苦的性质去反驳主观主义也并不与其所持有的客观主义立场相悖。

对“痛苦论证”回应的考察

为了反驳痛苦论证，人们可以采用两种策略。第一种是以某种方式说明，在帕菲特的例子中，主观主义能够产生避免未来痛苦的理由；第二种是承认，在帕菲特的例子中，人们没有理由避免未来的痛苦，并表明这样的情况是合理的。接下来我简要考察几种以这两种方式做出的回应，并说明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道德运气》

作者：[英]伯纳德·威廉斯

译者：徐向东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6月

戴维 ·索贝尔(David Sobel)试图在承认人们当下有理由避免未来的痛苦的前提下回应帕菲特的痛苦论证。其做法是诉诸理由的传递原则，以说明未来的痛苦作为理由能够传递给当下。但正如已经探讨过的，至少在威廉斯那里，慎思是一个启发和想象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如果威廉斯是正确的，那么理由的传递原则或许由于能够受到一些经验支持而在慎思的 程序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但这种原则却不可能具有一种客观地位。并且正如徐向东所指出的，对于主观主义者而言，理由的传递方向应当是从当下到未来，而非相反。因而，在帕菲特的例子中，索贝尔的原则就不必然被德雷克所采纳，也就不一定能够把未来的理由传递到当下。

约纳坦 ·谢默(Yonatan Shemmer)诉诸“宪政保护”(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的概念去说明未来的痛苦能够当下给予人们理由。宪政保护在立法进程中体现为宪法具有优先性，若拟议法律与宪法冲突，则无法成为正式法律。谢默指出，部分未来的理由具有类似被宪政保护的地位，即便人们重新审视，这些理由的权威性依旧存在。谢默的这种方案有其合理之处。为了维持自我的稳定性，人们需要承诺某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价值，当这些价值与其他一些偶然出现的欲望相冲突时，理应优先考虑根本性价值。然而，谢默的方案仍然是一种认为所有理由都是奠基于当下欲望的观点。这就导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仍然能够合理地追问为什么某些未来的理由能够具有被宪政保护的地位，而谢默并未对这个关键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从这一点出发，徐向东认为谢默的说明至少是不完备的。

徐向东从实践融贯性以及人格同一性的假设来说明人们有一个理由避免未来的痛苦。徐向东认为，人们由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压力，在与外界的交互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相对融贯的欲求系统，这种融贯性的表现之一是认识到当下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具有同一性。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这就意味着，当德雷克在当下希望未来的德雷克承受痛苦时，这种态度就是不理性的。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德雷克要么没有一种融贯的欲求系统，要么没有把当下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同等看待，因而否认了自己的人格同一性。然而，徐向东的这种处理方式只有在当下的德雷克与未来的德雷克的欲求互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效，也即当下的德雷克希望未来的德雷克承受痛苦，但未来的德雷克并不希望承受痛苦的情况。如果当下的德雷克与未来的德雷克都希望自己承受痛苦，那么德雷克的欲求系统就没有不融贯，也没有否认自己的人格是同一的。由此来看，徐向东的方案同样不成立。

上述尝试之所以存在问题，原因之一在于论者大都承认了痛苦能够给予理由。然而，痛苦论 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明主观主义无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明人们有避免痛苦的理由。实际上，帕菲特同意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差异。痛苦论证的重 点是要诉诸一些最能体现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差别的特殊例子，通过说明主观主义无法排除这 些情况，以对主观主义做出归谬论证。如果主观主义者在痛苦论证的特殊情况下仍然认为主观主义将会产生与客观主义类似的结论，那么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辩护了主观主义，不如说是取消了主观主义。由此来看，要彻底反驳痛苦论证，最佳做法恰恰是要在痛苦论证的特殊情况下，说明为什么人们能够合理地不去避免甚至还要欲求痛苦。根据这种思路去反驳痛苦论证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莎伦·斯特里特(Sharon Street)。

电影《狗镇》（

Dogville

斯特里特试图提出一些例子去扭转那些被人们建构出来用以反驳主观主义的例子的直觉。就帕菲特的痛苦论证中的例子来说，斯特里特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与地球没有太大不同，但是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种鸟类，他们会定期地在周二出来折磨这个星球上的人，而人们对此毫无办法。由于这种折磨是定期且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这个 星球上的人形成了对未来周二的痛苦漠不关心的态度。鉴于这种生活环境，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星球上的人会产生这样的行动模式。如果这个星球上的人对必将在未来周二经受痛苦这件事始终保持恐惧，这样一种恐惧就会导致他们时刻担惊受怕，从而削弱他们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具有的优势。斯特里特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在虚构的情况下，人们没有避免未来周二痛苦的欲求为什么能够是合理的。

虽然帕菲特认为斯特里特的例子颇具说服力，“但我对主观主义的主要反驳并不像斯特里特假定的那样，诉诸怪异的虚构情形”。帕菲特认为，“对主观主义的最强反驳不是一个论证而是一个问题。我们能够问：为什么幸福的性质不能给予我们一个理由想要更多年的幸福生活呢？

《本然的观点》

作者: [美] 托马斯·内格尔

译者: 贾可春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为什么痛苦的性质（或者被烧或被鞭笞的那种感受）不能给予我们一个理由想要避免未来的痛苦呢？”确实，正如内格尔所说的，“这种主张，即愉悦具有非个人的善，而痛苦具有非个人的恶，与其说是人们确实需要理由来相信的命题，倒不如说是人们确实需要理由来怀疑的命题”。鉴于“痛苦必然能够提供理由”的观点是人们所普遍持有的，如果要反驳这种观点，论证的负担就落在了反对这种观点的那些人身上。

除了斯特里特的例子没有回答帕菲特的问题之外，实际上，斯特里特的外星人例子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斯特里特用以合理化那些外星人的行动模式的根据是生存优势而非痛苦本身的性质。

在进化过程中，痛苦的体验伴随着伤害，那些不去避免痛苦的人往往因受到更多的伤害而丧失进化优势。然而，在斯特里特的例子中，那些过分关心未来周二痛苦的人反而会丧失进化优势，这就导致我们认为这些外星人不再关心未来周二的痛苦是合理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未来周二的痛苦的缘故，而是因为进化优势的缘故。假设那种鸟类灭绝了，而这些外星人仍然保留着对他们的生存不再有任何助益的之前的行动模式，这就会导致他们无法有效应对在未来周二可能出现的其他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主观主义者也能够同意这些外星人 的行动模式是不合理的。因为即使这些外星人仍然不关心未来周二的痛苦，他们却仍然关心自己的生存。如果能够避免未来周二可能面临的某些生存危机，他们就能够通过慎思而同意自己 有避免未来周二的生存危机的理由。如此看来，斯特里特的例子最多只是在某种意义上确证了帕菲特的例子的可能性，却没有确证其合理性。因此，斯特里特的例子并没有消解“痛苦能够给予人们以理由”的信念。

由此看来 ，为了反驳帕菲特的痛苦论证，除了需要解释他所提出的问题之外，用以消解“痛苦必然提供理由”的信念的例子还不能诉诸一些怪异的虚构情形。接下来我将以分娩体验机的例子和一个归谬论证来挑战帕菲特关于痛苦必然提供理由的观点。

痛苦何以不必然提供理由

在痛苦论证的两个例子中 ，第一个是为了说明主观主义可能产生没有理由避免未来痛苦的情况，第二个是为了说明可能产生把痛苦当作目的式欲求的情况。第二个例子中的情况对于主观主义的反驳更具分量。如果人们甚至难以合理化不去避免未来痛苦的情况，那么人们有理由想要痛苦就更加让人不能理解。有鉴于此，为了反驳帕菲特的痛苦论证，最好的做法是以某种方式说明为什么人们能够合理地欲求痛苦。接下来我将从两个方面去说明为什么痛苦不必然提供避免痛苦的理由。

《帕菲特：以拯救道德为使命的哲学家》

作者：[英]大卫·埃德蒙兹

译者：葛四友 宋学芳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

2025年5月

第一个方面是按照帕菲特的要求，提出一种既不怪异也非虚构的例子以表明人们能够合理地想要痛苦。在探讨痛苦时，帕菲特所列举的主要是被火焰灼烧的痛苦。人们大都有过一些痛苦的感知，一旦想到要把自己的手放在火上炙烤，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感到生理上的不适。但是在被火灼烧的例子中，除了痛苦的感知之外，还存在着与这种感知紧密联系的后果，即这样的行动将摧残人们的身体。

电视剧《西游记》（1986）剧照。

然而，人们之所以害怕被火灼烧的痛苦，并不一定是因为这种痛苦本身就是坏的，也可能是因为与这种痛苦相联系的结果会降低人们的进化优势。因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痛苦作为一种意识状态已经与那些有损于人们的进化优势的事物形成了紧密的对应关系，如果什么事物是有损于人们的繁殖成功的，人们就会产生对这种事物的厌恶。如果情况相反，痛苦对应的不是身体的伤害，而是生命的保存，那么帕菲特的例子就不再具有直觉上的说服力。假设一个人在野外攀岩的时候出了意外，手臂被一块大石压住了，如果只有用匕首切断手臂才能逃生，那么即使这个过程伴随着剧烈的痛苦，人们也会认为这个人有理由切断自己的手臂。

鉴于痛苦论证所诉诸的是纯粹的痛苦体验，而被火焰灼烧的痛苦却包含了健康受损的结果，这可能扭曲人们的判断。为公平起见，当以痛苦为例去反对主观主义时，不能隐含地把痛苦与由之带来的身体损伤相联系。然而，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痛苦已经成为人们生存条件的指示器，这就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对于痛苦的感受本身都是与某些身体伤害相联系的。这确实对以纯粹痛苦探讨痛苦论证提出了挑战。不过，在最近十几年来，分娩体验机的出现却使得普通人去体验纯粹痛苦变得可行。鉴于分娩体验机既非虚构也不怪异，反而颇为流行，并且是人人皆可使用的，这就为我们以纯粹痛苦为例去探讨痛苦论证提供了可行方案。

一名男子正在体验分娩痛。图片来自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报道。

分娩体验机作为科普教育的设备，可见于医院、学校、科普展览甚至商业街。使用这种机器 是安全的，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使用这种机器时，人们需要把机器的电极片贴在腹部，并根据体验者的身体状况和需求设置合适的体验参数，如痛苦级别（从低到高分为多个等级，通常10级为最高，模拟分娩时的痛苦程度）、体验时长等。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希望使用这种机器去体验痛苦。这个人想要去体验痛苦，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其他的目的，比如不是为了支持无痛分娩或讨好他的妻子，他这样做也没有受到误导而认为痛苦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他这样做是因为体验一种痛苦是他的个人计划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种体验是极其痛苦的，他才选择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体验纯粹痛苦的欲求或目标是否必定不合理呢？至少初看起来，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并不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人由于能够突破普通人的心理极限，克服对痛苦的极度厌恶而主动体验痛苦，而具有某种特殊品质。除了笔者与读者对这样一个特设例子的态度之外，社会普通大众对分娩体验机的态度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在大学校园和科普展览等场合，分娩体验机往往是给人们免费使用的，在一些医院和商业街，人们甚至需要付费使用这种机器。 这至少表明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使用这种机器是不合理的，反而认为人们有理由去使用这种机 器。基于这样的例子，或许我们就能够说明以痛苦作为目的式欲求并非总是不合理的，即使人们显然极度厌恶痛苦。

电影《爱很美味》（2023）中的分娩体验机。

分娩体验机的例子可能受到如下几种反驳。

第一 ，帕菲特强调不能诉诸虚构的怪异例子去反驳痛苦论证。但是，上述例子既不是虚构的，也并不怪异。与斯特里特的外星人的例子不同，分娩体验机不是虚构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使用这种机器的人不是心理变态者，更不是生活经验迥异于地球人的外星人，而大多是普通人。另外，使用这种机器去体验痛苦的人也并不鲜见。只要在各大购物和视频平台搜索“分娩体验”四字，就能看到数量众多的出售和使用这种机器的例子。人们也不仅在医院使用这种机器，在一些大学校园和科普展览上，也有医生或科学家带着分娩体验机去给在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免费体验。甚至在各大城市的商业街上，也不乏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分娩体验机摊位。

第二 ，帕菲特认为享乐式厌恶使得某种感知成为痛苦，因此在分娩体验机的例子中的感知可能不能被称为痛苦。但是，既然体验这种机器的人大多不是受虐狂，并且这种机器所带来的疼痛级别颇高，人们必定会产生对这种感知的强烈厌恶。因此就不能说在使用这种机器时，人们不是在体验痛苦。

第三 ，有人可能认为使用体验机的人并非出于对痛苦的目的式欲求，而仅仅是把体验痛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有价值目的的手段，比如，为了更好地共情妻子、做一个好丈夫、逞能、炫耀（使用这种机器往往会得到某种体验证书）或者满足好奇心等。这种观点似乎有两种含义。首先，这种观点可能是说不会有人仅仅为了体验痛苦而去使用分娩体验机，因而这一例子无法被用以证成人们能够合理地以痛苦为目的。确实，人们在使用分娩体验机时，大多是在配偶或朋友的陪伴下去体验的。这说明人们使用这种机器的部分理由并不在于痛苦本身。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不能说体验痛苦的目的在这些人的行动中没有任何说明作用。鉴于使用这些机器的主要是生活经验和理性能力颇为成熟的成年男性，而非对痛苦毫无体验或者易受人怂恿的孩子，如果他们没有体验痛苦的目的式欲求，或者认为体验痛苦是不理性的，那么似乎很难设想他们在知道分娩体验机所带来的痛苦的程度之后（使用分娩体验机会被事先告知不同级别的痛苦所对应的日常痛苦经验），仍然会仅仅为了共情妻子、做一个好丈夫、逞能、炫耀和满足好奇心就去使用这种机器。

其次 ，另一种含义可能指的是使用体验机的人所要实现的目的证成了体验痛苦作为一种手段的合理性，因此即便人们认为使用分娩体验机的行动是合理的，这也不意味着体验痛苦是合理的。然而，目的能够证成手段合理性的看法却无法有效解释分娩体验机的例子。为了论证的方便，让我们假设情况确实如此，亦即使用分娩体验机的人并非以体验痛苦本身为目的。根据这种看法，是其他一些目的使得使用分娩体验机的行动被人们视为合理的。这就如同虽然在分娩的过程中伴随着痛苦，但分娩仍然是合理的那样。

然而，如果痛苦本身能够给予人们以避免痛苦的理由，那么无论痛苦是作为手段抑或目的，痛苦都能够提供避免痛苦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提倡无痛分娩、要求做手术时使用麻醉药以及反对酷刑的重要理由。如果痛苦能够给予我们理由去避免痛苦，那么那些希望自己的丈夫去使用分娩体验机的妻子、推荐人们使用分娩体验机的医生和科学家、商业街上用分娩体验机揽客的商家，甚至研发、制造和销售分娩体验机的人，就类似于给人做手术却故意不用麻醉药的黑心医生，或者为了破案而对无辜之人进行刑讯逼供的酷吏那样。虽然确实有人会批评这些妻子、医生、科学家和商家们的行动是存在问题的，但分娩体验机的流行却也足以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 为。如果体验痛苦所达到的目的并非证成使用分娩体验机之为合理的依据，而我们仍然认为使用分娩体验机的人没有什么不合理，那么或许我们的这种看法正是建基于“痛苦本身并不必然给予人们以避免痛苦的理由”这一信念之上的。

虽然分娩体验机的例子已经向我们表明，无论是试图体验分娩体验机的人，抑或是向人们推荐体验这种机器的人，他们的行动都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从而痛苦必然能够提供避免痛苦的理由的信念就能够被合理地质疑。但要充分反驳帕菲特，我们还需要回答帕菲特的问题，即需要解释为什么痛苦本身的性质不必然为我们提供避免痛苦的理由。我将以一个归谬论证来回答这一问题。而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就帕菲特的“痛苦必然能够提供理由”这一观点进行探讨。

正如在第一部分提到过的，在帕菲特那里，痛苦之所以能够提供理由，并非因为痛苦的感知本身，而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感知的厌恶。而厌恶作为一种非反思性的感知或评价性态度，帕菲特虽然认为它们无所谓理性与否，但却认为它们能够提供理由。帕菲特指出：“我们甚至有更强的理由不想处于痛苦之中，即没有那种我们极不喜欢的感知，尽管这种不喜欢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2023）剧照。

然而，说享乐式厌恶能够提供理由是颇为奇怪的。首先，享乐式厌恶虽然被人们称作一种评价性态度，但是与痛苦的感知类似，享乐式厌恶首先是一种感知，它们都是直接出现在人们的意识状态之中的非反思性的意识体验。如果某种感知本身无所谓好坏，那么何以当人们对之持有一种享乐式厌恶的时候，这种感知就有了好坏之分呢？如果享乐式厌恶同样只是感知，那么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似乎就能够成为人们对之进行合理欲求的根据。其次，如果享乐式厌 恶能够赋予某种感知以坏的属性，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同样能够赋予其他事物以坏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所厌恶的并不是某种感知，而是某种事物或者某个人，这种厌恶感就能够使这些事物或个人具有坏的属性，从而为我们提供某种理由以某种方式对待这些事物或个人。然而，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对大声哭喊的婴儿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是这种厌恶感似乎无法直接证成我们有理由揍这个婴儿。一个在纳粹德国长大的孩子，他极度厌恶犹太人，这种厌恶感似乎也无法直接为他提供屠杀犹太人的理由。

基于上述说明，我们可以对“痛苦必然能够提供理由”这一信念提出一种归谬论证。如果某种事物仅仅因为我们对之持有一种享乐式厌恶，这种厌恶就能够为我们提供理由，那么，无论人们具有怎样怪异的喜好和厌恶，这些态度都能够提供理由。如果有人特别厌恶正在号啕大哭的婴儿，这种厌恶就为这个人提供了理由去击打这个婴儿；如果有人特别厌恶犹太人，这种厌恶就 为这个人提供了理由屠杀犹太人。享乐式厌恶的意识状态能够为人们提供理由做这些事，这让人难以置信。如此一来，我们就不能合理地认为享乐式厌恶必然能够为我们提供理由。我们可以把这一归谬论证总结如下：

(1)一种未经反思的厌恶感并不必然为人们提供理由。

(2)痛苦包含着一种未经反思的厌恶感。

(3)因此 ，痛苦并不必然为人们提供理由。

通过上述探讨，可以发现，“痛苦必然能够提供理由”的信念并非如帕菲特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由此来看，帕菲特的痛苦论证对主观主义的反驳就至少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决定性。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

结语

帕菲特的痛苦论证让人印象深刻，其原因在于人们基于自己的日常经验，仅凭想象就足以形成对痛苦的强烈厌恶，从而怀疑主观主义。然而鉴于痛苦常常伴随着一些后果，在基于痛苦反对主观主义时，就必须设法把那些与痛苦相关联的后果剥离出去。从分娩体验机这样的例子出发，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待痛苦这种感知。

进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仅仅就痛苦作为一种感知而言，即便这是人们极度厌恶的感知，我们也能够得出人们能够合理地不去避免甚至主动去体验痛苦的结论，从而对“痛苦必然能够提供避免痛苦的理由”这一信念提出合理质疑。不过，即便痛苦论证无法决定性地反驳主观主义，这也不表明主观主义就是正确的，因为帕菲特还提出了另外的论证去反驳主观主义。对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哪种理论更具优势的确定，依赖于对这些论证 的充分探讨。

【文献出处】 王宝锋：《分娩体验机与帕菲特的“痛苦论证”》，《道德与文明》2025年第3期，页167-176。

本文内容由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摘选。作者：王宝锋（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本期评议：梅剑华(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本摘选：罗东；编辑：西西；导语校对：薛京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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