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高速上的“恐怖面具事件”,让一名外籍教师和警方站上舆论风口。27日上午,杭州警方通报了此次事件的处理,认定其戴恐怖面具的行为,尽管未造成后果,但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对其处以批评教育,其表示悔过,并向当事人道歉取得谅解,还就该事件引发关注向广大网友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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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警方认定其行为“非主观故意”,但这场闹剧背后折射的深层问题却无法被轻描淡写——外籍教师管理,正在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一道棘手的现实考题。
2024年8月青海海东“鬼脸套头”案中,驾驶员韩某某在普通公路佩戴恐怖面具,被交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处以100元罚款并记3分;反观本次杭州高速事件(风险更高的封闭路段),涉事外教仅被批评教育。两案行为性质高度相似,但处罚结果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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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师生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早就不是秘密。
季绍斌在2025年的研究指出:外籍教师常游离于教学监管体系之外。中方教师需接受督导听课、学生评教、教案检查等层层约束,而外籍教师却常因“文化和语言差异”逃避监管,甚至出现“随意请假、无视上下课时间”的乱象。更令人忧心的是,部分高校因“有求于”外方合作院校,对外教的失范行为选择妥协,形成事实上的“免死金牌”。这种管理缺位,本质上是对教育公平的践踏——当本土教师为每份教案殚精竭虑时,外教却可能因“翻找零食时看到面具”就在高速路上制造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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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空往往源于制度设计的矛盾。辽宁大学2023年的《外籍教师管理规定》中,90%条款聚焦生活管理:从禁止养宠物到提交签证复印件,事无巨细;而涉及教学质量的条款却寥寥无几。这种“重生活管控,轻专业监督”的模式,暴露了管理思维的错位。外教的价值本应在讲台,但某高校突发涉外事件预案竟将重点放在“引导外教不酗酒、节制夜生活”,仿佛他们不是教育者而是需要管束的问题青年。当管理资源错配至此,外教在课堂敷衍了事、在高速行为失当,便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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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教育部等部委就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提出了“外籍教师信用记录制度”:通过全国信息平台统一备案,将遵守法律、教学表现、师德师风纳入信用体系。这一机制若严格落实,可终结“凭自觉和职业敬畏”的原始管理状态。但制度落地需配套措施——高校须建立外教教学档案,要求其提交课程大纲、接受督导评课;教育部门则需定期核查外教信用数据,对失信者实施跨校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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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教的管理,关键在于管理思维的转向。有研究指出,外教引进必须“严把质量关”而非追求数量。当某高校为宣传国际化而将金发碧眼当作招生噱头时,已背离教育本质。真正的国际化,是让遵守中国法律、尊重职业规范的外教成为教育生态的有机部分,而非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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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恐怖面具事件终会淡出热搜,但它留下的警示不应被遗忘。方向盘前没有观众,讲台上更容不得表演。外籍教师管理需要的是专业平等的制度,而非猎奇化的围观。当外教最后一枚“免死金牌”被信用记录取代之日,才是中国教育国际化走向成熟之时。
信源:荔枝新闻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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