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也把四川推进了全国抗战最悲壮的漩涡里,战争开打还不到半年,国民政府就决定搬来重庆,这个本来在西南角的“天府之国”,一下子成了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日本人很快就看明白了,只要把四川给掐断,整个中国的抗战机器就得停摆,所以从1938年开始,他们的飞机一趟趟地来,上万架次,对着重庆、成都、自贡、泸州、乐山、万县这些地方轮着炸,光重庆一个地方,官方记下来的轰炸就多达218次,扔下来一万多枚炸弹,3.2万人当场就血肉横飞,还有8.1万人落下了一辈子的残疾,那些老照片里,整个渝中半岛几乎都被大火给烧平了,朝天门码头上飘着的都是烧得焦黑的船板,空气里那股子焦糊味和血腥味混在一起,怎么也散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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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只是个开头,更惨烈的牺牲发生在前线,抗战这八年,四川前前后后出兵340万人占了全国同期征兵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1937年9月,第一批出川的川军穿着草鞋、扛着“汉阳造”步枪就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上了船,顺着长江往下走,好多士兵这辈子第一次看见电灯,还以为是月亮掉进了江里,他们哪里知道,这一走,就是永远的告别,台儿庄那一仗,第22集团军孙震的部队血战了七个昼夜一万六千人最后只剩下三千人,武汉会战,第29集团军许绍宗的部队死守田家镇,整团整营地被炮火削平,长沙会战,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在影珠山跟日本人拼刺刀,刺刀拼卷刃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烂了就用石头上,等到战后清理战场,好多川军士兵的手还死死地扣在敌人的脖子上,指甲都嵌进了皮肉里,想掰都掰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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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不光是出人,还出钱,那八年里,全省平均每年要负担三个亿法币的军费,可当时四川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一点二亿元,为了凑钱,自贡的盐商把祖宗传下来的宅子都抵押了,叙府的茶农卖掉了自己的茶园,成都的绸缎铺连夜赶制“爱国布”,每尺只赚三分钱,1941年又赶上大旱,川北地区颗粒无收,安县有个农民叫刘开荣,把家里最后一担谷子送去了粮站,自己转身回家啃观音土,三天之后就腹胀死了,省临时参议会的记录里,光是安县一个地方,像这样饿死的案例就有127起,四川人就是用这种“减口夺粮”的办法,硬是从自己嘴里把活命的口粮给挤出来,换成枪炮子弹,再换回前线士兵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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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了,官方统计的四川籍阵亡、病故、失踪的将士是26.4万人,占了全国牺牲总数的四分之一,但这还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在四川省档案馆里,还放着一摞摞已经泛黄的《出征军人死亡抚恤名册》,书页的边角都卷起来了,上面的墨迹也模糊不清,名册的最后一页,常常写着“查无此人”四个字,因为连尸体都没能找回来,在成都文殊院后面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基座下面,压着一本手抄的名单,上面有四万七千个名字,其中三万八千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失踪”,其实就是尸骨无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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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的口述史里,有川军老兵回忆,最惨的一次是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一个团在贵州独山被日军包围,三千多号人打到最后只剩下十七个人,团长命令把军旗撕成布条,每个人揣着一条突围,约定好“谁能活着回四川,谁就把弟兄们的名字带回去”,结果那十七个人里头,只有三个人真的走回了成都,剩下十四个人的布条,至今还埋在黔桂交界的深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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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牺牲还蔓延到了最普通的家庭,重庆南岸的涂山窑遗址旁边,有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土包,墓碑上刻着“赵二姐之墓”,1939年5月3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一块弹片切断了她的右腿动脉,血一下就喷了旁边小女儿一脸,赵二姐到死都死死护着怀里的一罐豆瓣酱,那是她丈夫随部队出征前腌下的,说好了“等我回来一起下稀饭”,她的丈夫最终没有回来,那罐豆瓣酱也在她的怀里碎成了泥,类似的场景在巴山蜀水之间不停地上演,自贡盐井边的寡妇背着孩子去凿井熬盐,成都春熙路的纱厂女工一天要干十六个小时,手指被机器绞断了都不吭一声,因为她们觉得“前线在流血,我们流点汗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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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曾经计划要修一座“川军抗战忠烈祠”,地址都选好了在成都南郊,预算是两千万法币,图纸画好了,奠基仪式也举行了,可后来内战爆发,这笔经费被挪用去打内战,这座祠堂最后就成了一栋烂尾楼,一直到1995年,才在成都老南门外的荒草地里重新竖起了一块新碑,上面刻着“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的背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里头最小的只有14岁,每年清明节,附近的居民都会自发地去摆上一碗担担面、一壶泸州老窖,因为“川军出川前,都说打完仗回来要喝家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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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牺牲,也不仅仅是在战场上,1943年,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室里灯火通明,一个才24岁的讲师刘承钊带着学生们,把刚从前线运回来的烈士遗体连夜进行解剖,只是为了研究弹片伤要怎么才能更快地止血,在太平间的门口,他的母亲端着一碗醪糟蛋花汤守到天亮,就怕自己的儿子晕倒在手术台前,1944年,内江的糖厂把制糖设备改造成了酒精生产线,每天能生产两吨医用酒精,全部无偿供给滇缅前线,工人们轮班倒,困了就用竹签扎自己的大腿,因为他们心里想着“前线伤员等着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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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翻开那本《四川省志·军事志》,在最后一页附着一张“抗日阵亡将士籍贯分布图”,颜色最深的地方就是川东、川北,几乎连成了一片血色的海洋,数字是冰冷的,但这些数字的背后,是340万双草鞋踏出来的一条血路,是26.4万个名字刻在石头上仍然被风雨剥蚀,是无数个像“赵二姐”一样的人倒在家门口,手里却还紧紧攥着那罐再也吃不到的豆瓣酱,四川人用占全国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军队,承受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牺牲,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贡献”两个字能概括的了,这是用自己的血肉当燃料,硬生生地把一个民族从亡国灭种的边缘给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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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出川的时候,有人写下过这样的送行诗,“父送子,妻送郎,未灭倭奴不还乡,此行若得身报国,何须马革裹尸还”,他们真的没有回来,却把整个中国带了回来。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大轰炸档案史料汇编》,重庆出版社,2015年
3.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抗战史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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