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罗南辉被捕，几天后狱警要放他，他却说：行行好，别放我

“六月二十七日凌晨两点，你们真要把我赶出去？行行好，别放我。”阴暗牢房里，一句软绵绵的哀求让夜班狱警腾地一下坐直身子。对方不是旁人，正是几天前被万县特务一网打尽的“嫌犯”——罗南辉。看似怯懦的请求，却暗藏锋芒。

罗南辉1908年生于成都东门外的小巷，家里连像样的桌椅都没有。十二岁那年，他给水烟铺跑堂，每日和火烟灰打交道，手背常年被烫得脱皮。长时间的底层生活，让他明白“穷”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出了毛病。有意思的是，那段经历也练就了他敏锐的洞察力，一抬眼便能分辨顾客是阔佬还是苦力。

1926年春，川军在成都招兵。少年罗南辉揣着混口饭吃的心思去了，提枪不过一年，就凭胆大心细混到排长。再两年，他升营长。川军内部旧习严重，军官们经常摆鸿门宴、赌生死局，罗南辉夜里守营房，听得士兵扒在被窝里议论粮饷都要咬牙。就在那时，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宣传册。1928年初，他暗暗在军中组织读书会，同年秋正式加入党组织。

形势愈紧，川东地下党急需得力干将。1931年初，中共川东特委决定将罗南辉调往万县，任特委军委书记。临行前，上级只交代一句：“这里是名单，万县十几个同志的命，就系在你手上。”接头暗号也简单：“有老家的红茶吗？”对方若回“我老家昆明”，便算联络成功。

六月下旬，他乘江船抵达万县。刚踏上石板码头，一股潮湿热气扑面而来。他背着行囊，没有停留，直奔城南陈记茶馆。茶馆门楣不大，两盏油灯摇晃，喝茶的人却出奇地安静。罗南辉注意到，几个“客人”不时用眼角偷瞄柜台——细节不对，但局外人往往分辨不出。

他还是走到柜台前：“伙计，有老家的红茶吗？”话音未落，“伙计”掏枪上膛，四周“客人”凳子一扔一拥而上。罗南辉心里快速掠过三个念头：联络点暴露；自己身份没人见过；暗号是敌人唯一线索。于是，他立刻装怂，大叫：“唉哟，你们抓错人了！”

看守所的日子并不好过。特务知道自己捉到大鱼，轮番讯问：“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罗南辉？”他叫苦连天：“冤哪，我是个送信的！”第一次搜身没发现东西，特务怀疑却又没证据。罗南辉暗地里庆幸，真正的任命书被他系在内衣暗袋，落网前就撕成碎片冲进茶馆水缸了。

第二次审讯，他故意让狱卒在鞋筒里搜出一封“求见推迟”的信，这封信确实出自他手，但内容模糊，只写着“今日碰面取消——罗南辉”。敌人愣住：信里署名罗南辉，可眼前这人却说自己不认识罗南辉。“那封信是雇主让我带的！”他装作恐惧，嗓子尖得像划破布。

对方不敢贸然动用重刑，因为他们急需确凿情报。于是，每天三顿稀饭、两遍盘问成了例行公事。罗南辉一见刑具就嚎啕：“长官，别打！要钱我没有，要命一条！”软骨头的戏码逼得拷打手都无法下狠手。不得不说，敌人想过“诈自首”之计，可他演得太像，连隔壁牢房的犯人都笑他胆小。越是这样，越让审讯组分不清真假。

狱卒一连五天没得到口供，意见大归一：这人留着也是浪费口粮。六月二十七日深夜，牢门咣当一声打开，值班队长用枪托敲栏：“喂，放你走，滚！”他却跪下以哀求的语气说那句后来传开的名言：“长官，行行好，别放我，我外头没饭吃。”对方狐疑地盯了足足一分钟，见他仍旧满脸惶恐，转身嘟囔一句脏话，把人一脚踹出门。

刚离看守所三十米，罗南辉撒开腿往小巷深处狂奔。巷子尽头是一户屠户的后院，他趁夜色翻墙，从猪圈下掏出事先埋好的单衣与诊所制服。两个小时后，万县城外出现一个挑医药箱的“游医”，脚步匆匆，朝嘉陵江码头而去。

七月初，他已回到重庆北碚山间的秘密据点。特委开会，常委问他：“危险吗？”罗南辉淡淡回了一句：“比喝生水烫喉咙多半分劲。”一句看似玩笑的话，其实提醒同僚：敌人有漏洞可钻，但暗线必须改码。随后，川东特委对所有交通站进行了洗牌，旧暗号全部废止，新暗号用民谣起首，且“一次一用”。

罗南辉没有停下来。八月，他受命组建四川省委锄奸小组，任务明确——肃清潜伏在川内的叛徒和特务。他带着三人小队，沿嘉陵江北上南下，每到一处，先走茶馆、再访米铺、最后查口岸船行。行事讲究快、准、稳：遇到疑似叛徒，先暗中核实三条线索——财产突增、行踪异常、接触对象，可疑即汇总证据，请示后执行。那一年里，他处决了七名确凿叛徒，救出十多名受监视的地下党员，为随后川陕苏区西路游击提供了宝贵空隙。

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无夸功自耀。有人打趣：“罗组长，这么干容易得罪人。”他只回一句：“在战场上，子弹不问你怕不怕得罪谁。”话虽简单，却道尽彼时地下工作者身处缝隙的凶险与决绝。

至1935年红军长征过岷山时，川东地下党再次被追捕。按理说，罗南辉有机会跟部队会合，但他主动请缨留守，掩护向北转移的电台。省港澳联络站后来回忆：“罗南辉没跟我们走，他说，‘留一盏灯在后方，总有人得点着。’”正是这盏“灯”，保证了川康地区情报不断线。

回到1931年那场“别放我”的闹剧，它并非简单奇招，而是斗智斗勇的缩影。敌人习惯以威逼利诱求快，他反其道而行——拖延、示弱、制造模糊身份。特务依赖档案和口供，一旦无法相互印证，就陷入被动。罗南辉的“软”是策略，更是对敌手心理的精准拿捏。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他慌不择路，硬撑到底，很可能没熬过铁棍酷刑；若是立刻翻墙逃跑，也难保日后身份不被指认。选择“求不放”，看似荒诞，却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留在牢里耗时间，敌人焦躁；一旦释放，狱警反成了“无故驱赶平民”的证人。逻辑严丝合缝，令人叹服。

历史资料显示，罗南辉于1943年底因病离世，年仅35岁。他的一生短促却极致紧凑，从营长到书记，从囚犯到锄奸组长，用行动阐释了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重读那句“行行好，别放我”，会发现，它含着烟火气，也带着锋利——敌人听来是乞怜，自己心里却在筹谋下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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