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揭秘：民国暴利小众生意！开照相馆比当官还赚钱？

在2025年暑期档的电影市场中，《南京照相馆》宛如一匹黑马，一路狂奔，以 22 亿的票房成绩刷下了中国影史暑假档的记录。观众都被战争中吉祥照相馆一行人家国情怀的人性光辉感动。但今天不聊战争的沉重历史，就借着这一部电影，聊聊在民国开照相馆是属于暴利的小众生意，开照相馆的利润胜过县长的工资。

民国拍照价格高

二十世纪初的民国时代，中国工业落后，连电灯都未完全普及，照相技术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由于摄像机贵和胶卷贵，以及冲印设施的昂贵，这也使拍照非常昂贵。能够去照相馆拍一张照片的人，都是权贵阶层和富有阶层。

民国拍照片的价格，可以根据1923年《申报》的报道，在当时上海滩最著名的“王开照相馆”，拍一张普通肖像照的价格就高达3-8块大洋，如果是全家福或者艺术照，价格更是翻倍。

在民国南京，如“中华照相馆”一类的知名店铺，单张照片收费也要2-5块大洋。

如果我们对比民国社会各阶层工资，可以知道当时拍照价格之贵。如当时一个纺织厂工人的月薪约8-12块大洋，小学教师的月薪约15-20块大洋，黄包车夫辛苦一个月也只能挣10块大洋左右。所以，一张照片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民国照相机贵，造成行业暴利

民国拍照价格的昂贵，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就是行业门槛高。二十世纪初，照相技术传入中国不久，在民国时候属于高科技领域，掌握的人很少。根据《中国摄影史》记载，截至1935年，全国持有专业相机的人数不超过5000人，其中具备商业摄影能力的不足千人。

当时照相馆入行门槛高，主要体现在照相设备都是依靠进口。

民国时候，中国工业落后，相机、胶片、显影剂等摄影器材大多依赖进口，价格比较昂贵。在民国开设一家照相馆，需要购置相机，大多数都是进口相机，这样才能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提供人像、风景、艺术摄影等服务。

城市照相馆老板进口的相机，很多都是（120/135 型）的进口折叠相机，在30年代，德国徕卡、蔡司，美国柯达的主流机型都是老板购置相机的热门选择。

如1930 年《良友》画报广告：柯达 “Retina” 折叠相机（135 型）售价 350 银元；

1936 年《摄影画报》记载：蔡司 “伊康塔”（120 型）带标准镜头定价 520 银元，加装长焦镜头需再加 200 银元。

在上海、南京、北平（今北京）等大城市，富商和社会名流、名媛、政界的军政要员，喜欢豪华精美的照片。于是，一些高端照相馆为了买相机设备，也投入数千至数万银元。

如德国 “海德堡” 相机，1930 年代在上海的进口价高达 8000-12000 银元，能拍摄宽幅全景照片，适合拍富豪们婚礼等庆典活动的全景，受富豪们青睐。

由于进口新机价格比较高，很多小型照相馆会购买欧美淘汰的老式座机（如木质大画幅相机）。如在1920 年代天津、汉口的旧货市场上，拍摄 6 寸底片的二手座机价格大约 80-200 银元，再加上配套的镜头需额外加价 50-100 银元。

在30年代初，上海、广州的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一些民营工厂也生产低成本的相机，如“万灵”“中西” 等品牌的盒式相机，价格多在 5-50 银元之间，非常适合乡镇照相馆使用。

可以看到，民国开办照相馆需要耗费巨额资金购买相机，相当于当时社会底层百姓不吃不喝十年二十年的工资，没有一定资产的平民，是开不起照相馆的。

民国照相行业壁垒的存在，造成了价格垄断

照相馆老板除了购买相机之外，还需要购买暗房设备（显影盘、放大机等），这些都需要花费50-100银元，再加上背景布、灯具等，要花费20-50银元。

至于开照相馆的门面费，在民国也就是场地租金，视地段来说，但基本是每月20-50银元。上海南京路等黄金地段：50银元/月。二线商圈：30银元/月。小城市：10-20大洋/月人工成本（每月15-30大洋）

如果照相馆稍微有规模，请摄影师开的工资大约为25-30银元/月。学徒工的工资为8-12银元，一些学徒却是包吃住无工资，前台接待（女店员）为10-15银元。

可以看到，如果在民国开办一家照相馆，起码要投资几百银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两年的工资，在今天看来，相当于投资差不多几十万才能开一家照相馆做生意。如果没有雄厚的资产，是很难开办照相馆，自然阻碍了相当一部分人去竞争。

民国照相馆技术壁垒的存在，造成暴利

同时，在民国照相技术属于高科技，技术门槛高，摄影师需要掌握复杂的化学显影技术，在暗房中精准控制曝光时间、药水配比才能洗出标准美观大方的照片。同时，在照相行业学徒制度严格，想成为专业摄影师通常需要3-5年学徒期，期间只能打杂，没有工资。照相技术的技术垄断，使得照相馆老板掌握照相的定价权，人们要拍照必需依照老板定的价格才能获得照相服务。

可以看到，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由于民国相机的昂贵，照相技术壁垒的存在，自然拍照价格昂贵。行业壁垒的存在，使得照相馆属于少数人能经营的生意，缺乏竞争力，照相价格高，属于小众暴利的行业。

在电影中，老金经营的吉祥照相馆乃是全家的生计所在。老金一家住在照相馆的地下室，虽然说外面兵荒马乱，却能够提前储备足够的生活物资，躲在里面维持生活的吃喝。这也说明当时老板老金手头一定钱财积蓄，才有能力购买这些物资，资产绝对胜过生活底层的穷人。

我们看到，1927年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首府，到1937年这十年间，电影中的老金能在南京闹市区拥有一家照相馆，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可以想象，在战争没来的和平年代，在人流量大的南京闹市区，客源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老金的吉祥照相馆生意绝对兴旺，收入客观，能支撑起一家人的富裕生活。

民国对证件照需求，刺激暴利

民国照相行业的暴利，也是由于社会各阶层对证件的刚性需求，催生了行业的暴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就推行新式身份证制度，对每一个民国百姓都做身份确认，发行身份证，身份证都需要贴照片。再加上各类学校的毕业证、各行业从业的工作证从业证，如黄包车夫、妓女等特殊职业也需持照营业，这一切都需要贴照片才能认证，都需要去照相馆拍证件照。

此外，当时民国人们很多活动都需要照片做身份凭证，如求职要贴照片，留学申请必须附肖像照，甚至结婚登记的结婚证都得交双方合影的证件。在南京档案馆藏的 1935 年公务员考试档案里，每份报名表都贴着标准照，照相馆成了普通人“仕途敲门砖”必经的场所。

可以看到，社会行业的需求必然催生照相行业的暴利。如1931年上海总人口约310万（含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华界），其中具有证件照需求的适龄人口（16-60岁）约200万，这令照相馆商机多多。

虽然当时普通工人月薪不过十银元，但是为了求职工作深造，都要花费三分之一或者半个月的工资，去照相馆拍证件照。

民国各阶层对相片的需求，刺激了暴利

除了证件照之外，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兴起了家庭照相记忆消费。一些有钱的资本家或者新兴的中产阶级，都在照相馆里拍全家福、婴儿百日照、结婚照，这些都成为社会的时尚。

还有一些社会名流需要拍摄照片，如戏曲名伶（如梅兰芳）需要定期拍摄舞台照，蒋介石一样政要人物也有专属的摄影师，再加上企业商品广告宣传，如香烟、化妆品一样商品都需要广告拍摄，报纸杂志新闻需要摄影配图，明星片和旅游宣传都需要景观拍摄。

有经商头脑的老板也会开发照片相关的增值服务，如照片上色、相机出租、装裱相框、相册制作、加急服务、摄影棚出租等等。有经商头脑的老板也会开发照片相关的增值服务，如照片上色、相机出租、装裱相框、相册制作、加急服务、摄影棚出租等等。

民国战乱中民众对亲人朋友照片情感寄托，也刺激了照片的需求，催生了照相馆的暴利。如在1937年南京保卫战之前，一些居住在南京的富人知道日军准备打过来，纷纷在照相馆排起长队，争相拍摄“最后一张全家福”。

抗战时候，出征军人的“最后影像”，收费高达10银元。一些照相馆老板为了赚钱，兴起了抗战的特殊服务。如“遗像加急”服务（24小时出片，收费翻番）、战地摄影师冒险为部队拍照，日薪可达10银元，还有照相馆帮离散家庭传送亲人的影像，提供照片代寄服务。

当时，《申报》曾记载一个感人案例：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一家照相馆免费为出征士兵拍照，结果引来上千军人排队，最后老板不得不限号拍摄，这些影像很多成为烈士们留给世间的唯一纪念。

民国照相馆的利润

现在，看看民国照相馆是如何一本万利，实现暴利，赚得盆满钵满。以1920年代南京一家中等规模的照相馆为例，当时这一家照相馆日均客流量：10-15人（节假日可达30人以上）。

单张照片均价：3银元，月营业额却是900-1350银元，扣除成本后净利润400-700银元，乃是当时民国工人一辈子打工赚不到的收入。

我们再对比同时期政府部门的工资，如当时县长月薪80-120大洋，普通科员仅30-50大洋，知识分子群体中大学教授200-300大洋，中学教师60-100大洋，照相馆老板的利润绝对是高收入。

1949年解放军入南京

民国照相馆行业的暴利也是有真实历史记载的。如在1935年南京太平南路215号创办的“南京照相馆”老字号，曾用一台德国产木质座机记录下1949年解放军入城仪式。当时，照相馆暗房老师傅回忆当时结婚、满月、参军、升学都要拍照，旺季时一天能接上百单，月营业额轻松突破万元（折合现今人民币约50万元）。但同期南京市政府科长的月薪不过80元，照相馆摄影师却能拿到440元月薪，堪称是技术工人的鼎峰。

如民国上海“宝记照相馆”老板在 1925 年的日记里写道：“买一套德国镜头，够佃户种三年地，但拍 100 张照片就回本了。”

历史资料也记载，1937年南京照相行业利润率高达65%，远超同期纺织业（12%）和银行业（28%）。

照相馆衍生服务的利润

照相馆除了拍照，其他照片影像衍生服务也是暴利。如南京“华东照相馆”（电影原型学徒罗瑾曾工作的照相馆）档案显示，1936 年光冲洗业务就占总利润的 60%，很多老板就是光冲洗顾客送来的胶卷，赚得比拍照还多。又如当时照相馆的木质相框进价 0.3 银元，卖给顾客 1.5 银元，利润丰厚。上海 “美龙照相馆””老板在回忆录里写：“卖相框的钱，够付三个月房租”。

一些大城市的照相馆，靠着与军方官方合作的特权，也照样能暴利。如以1937年南京沦陷期间的电影原型“华东照相馆”为例，在战争前该照相馆老板“打点”给有关政府官员，然后承接了公务员考试证件照和政府要员肖像拍摄的业务，一张证件照收费高达5元。当时政府公务员考试，需要应聘者在指定照相馆拍证件照，这都催生了照相馆的暴利。

照相馆利润的丰厚，自然使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学得照相术，胜过做知府”。在上海滩，一些高端连锁店照相馆的老板，都是出入坐轿车，住洋房，大资本家的风范，生活水准堪比政府高官。

民国照相馆的二八定律

但是民国照相馆行业也存在明显的“二八定律”和贫富悬殊，如高端照相馆日进斗金，主要服务社会名流和权贵。普通照相馆靠证件照、学生毕业照等维持生计。在庙会、集市摆摊的流动照相摊，收费低廉但生意不稳定。

根据1933年《东方杂志》报道，上海排名前10的照相馆，年利润都在5000大洋以上，而一些小照相馆可能一年都赚不到500大洋。这反映了民国时期新兴行业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结语

民国照相馆行业的暴利，乃是那时代照相科技技术传来的红利，行业壁垒的产物，更是战乱年代催生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战乱，电影中吉祥照相馆的老板老金，靠着在南京开照相馆的经营收入，绝对过着每年带孩子旅游、锦衣玉食和小富即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