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到来之前，华夏文化承受了怎样的浩劫

试图灭亡一个民族，从根本上而言，自灭文化而始、至灭文化而终。

在日本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中国文物典籍进行洗劫，对建筑古迹进行摧毁。

中国文化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所遭受的灾难之重、浩劫之巨，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

烧书

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东北，即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到7月，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

1932年2月1日，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附设之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兵燹。该馆总藏书488395册，其中更有8万册古籍善本，多来自江浙著名藏书家的家传珍本或抄本秘本，光是宋版书就有129种2514册。除1/7的藏书因提前寄存银行保险库得以幸免外，超过40万本中外文图书付之一炬。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占领的八年间，北平被劫夺、焚毁的公私图书达586428册。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一百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十余所，日军共劫走并烧毁图书290441册。

南京的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筹建，至1937年已筹备藏书15万册。由于日军的侵略，本来选择的263箱重要图书，只运出了130箱。根据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仅南京一地被劫掠的图书数量，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总量。

私人藏书也难以幸免。

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只身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和古物全被日军掠夺，光是明清善本书就达6000册，总体损失超过30000册。

杭州沦陷后，郁达夫家中的藏书也被劫掠一空，“……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

而丰子恺在桐乡石门镇缘缘堂的藏书、茅盾在故乡乌镇的藏书，也都毁于兵火。

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据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中所言，“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

抗战胜利时，全国图书馆数量从战前的1848所减至704所，减少了62%。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时统计，此时图书损失总数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0年3月，美国在华人士考察后出版了《日本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认为中国的图书损失已超过1500万册。

拆庙

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历经沧桑，但直到抗战爆发前，古建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十分丰富。而根据国际法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坏。

然而日军全然无视这一原则。

1937年12月初，日军飞机对南京城区实施狂轰滥炸，并对南京各类建筑物施以猛烈炮击。南京古城墙作为明朝初年修建的砖石城墙，古建意义毋庸置疑。但在日军炮火和轰炸之下，中华门城堡箭楼、光华门城墙、中华门城墙大部分被毁，古城墙约三分之一被毁。

明故宫遗址被日军用作练兵场，地砖被撬走铺路。夫子庙历来是南京的文教中心，其三大建筑群孔庙、学宫和贡院均是文采风流的见证。但南京沦陷后，夫子庙的大成殿、魁星阁、得月台、奇芳阁及所有配殿、楼阁均荡然无存。

1938年9月，日军以重型轰炸机轰炸北京云居寺，这座有一千两百多年历史的古寺被夷为平地，仅剩下唐代的石浮屠和辽代的北压经塔。

1941年春，日军为在湖北荆州修建飞机场，拆毁了具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承天寺。日军先是抢掠寺中的铜钟、铜香炉、汉魏碑帖等文物，再用汽车和钢丝绳将48根高达数丈的圆形木柱拽倒拉走用于修建兵营，最后再放上一把火。

就博物馆而言，抗战前全国博物院（馆），除国立的之外，其独立设置及附属于学校或图书馆的80余所，战时大半被毁被劫。日军占领江苏南通后，对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坏，枪杀苑内珍禽白鹤煮以下酒。焚琴煮鹤，竟成现实。

山西境内的纯阳宫、大佛寺、关帝庙、大禹庙等寺院古建，非劫即毁。日军对古迹古建大规模的破坏，无非是要摧毁中国人深植于心的历史传统。

掠宝

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中国掠取文献和文物，就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

侵华日军师团一级一般都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受过专门训练，具有相当的文物专业知识。日方还不时派遣所谓“考察团”分赴各地，对散落各处或一时难以判明其价值的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或运回日本、或直接毁掉。

只是战火之中，即便有所谓的“文物搜集员”，文物也难逃厄运。

时人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记载，岳飞的手书、赵孟頫所绘的马、仇英的山水画、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及历代的各种瓷器……这些和平年代常人难得一见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肆意搜罗劫掠。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索取铜铁金属，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就搜刮了铜铁器等二百二十余吨运往朝鲜。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一口重达18000斤的大钟，钟面刻有全文《金刚经》，也被日军拉走后熔做枪炮子弹。山东日照出土的史前陶器，日军用来垫铺路基。

有的文物更是命运多舛，例如明朝正统四年所制的天文仪器浑天仪、简仪和圭表。

浑天仪用来测量星体在天空中位置和运动规律；简仪则是浑天仪的改进型，不仅操作简便，测量精度也更加准确；圭表是圭与表的合称，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从而制定历法。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仪器落入德军之手，一战后才得以索回。九一八事变后为保证安全，仪器从北平被转移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但南京沦陷后，仪器落入日军之手，“受损严重，许多零部件损失殆尽，浑天仪、简仪龙角、龙爪多处破损”。

1946年，国民政府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统计，战时中国被劫、遭毁的公私文物总计有3607074件共1870箱。而被掠走的文物，许多都成了日本公开展出的战绩。东京帝室博物馆、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日本场馆，就有掠自中国的编钟、战国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各种文物501类。

中国的文物，就如此堂而皇之地成了日本的展品。

毁校

学校也是侵华日军的眼中钉。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上海的大学就遭遇轰炸。位于吴淞的同济大学，“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弹及炸弹轰毁，无一完整者”。

七七事变以前，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包括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和专科学校32所，而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及广东的学校数量就近半。日军侵华时，以上地区无一幸免，中国高校遭遇极度破坏。

1937年7月29日，日军集中轰炸天津的南开大学。之后日军将军车开进已成瓦砾场的校园，将残存建筑淋上煤油纵火焚烧。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军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

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机空袭长沙轰炸湖南大学，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发政府电文，“……查湖大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人类公敌。”

湖南大学校碑和被日军轰炸摧毁的湖大图书馆遗存的石柱 图据视觉中国

抗战开始时，全国的中等学校学生共有571800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受破坏的小学与幼儿园达129700多所，占当时全国小学、幼儿园总数的44%。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将定安县定安中学长期占据，并辟为杀人刑场。而中国之大，中小学如定安中学者，实在数不胜数。

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教授胡适、北大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

1938年8月底，全国有25所高校关闭，继续维持的83所中有37所迁入内陆。内迁师生贫病交加，战火中虽仍然努力向学，但实在难求一张平静的书桌。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大会上指出:“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智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到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是惊人。”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其损害，再一次打断和迟滞了中国本就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进程。当抗战胜利这一天到来时，赤县神州固然一寸河山一寸血，而文化上所付出的代价，更不由人不扼腕锥心。

文/启凌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