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8年夏天,北京,天气闷热,医院的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蝉鸣。
一间简陋病房里,朱自清躺在床上,眼窝深陷,脸色苍白。
他的胃病已经拖了很久,医生说得很清楚——必须吃点细粮,不然就危险了。
可他摇了摇头,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不吃。”
那会儿,清华大学送来一份声明,是拒绝接受美援物资的联名信。
吴晗带着那张纸亲自上门,心里其实挺为难的。
他知道朱自清家的情况——八个孩子,病重的身体,家里连米都快断了。
“你要是真不方便,就别签了。”吴晗压低声音,“没人会怪你。”
朱自清没说话。
他让妻子陈竹隐扶着他坐起来,拿过笔,在那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字迹不太稳,可每一笔都很清楚。
这事儿说出来,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为了不吃一口面粉,至于吗?
可那不是普通的面粉。
那是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救济粮,是被拿来“拉拢”知识分子的。
谁都知道,这口粮吃下去,嘴里是面,心里却是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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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朱自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写《背影》的青年教师了。
他看过太多事,也吃过太多苦。
他知道,有些东西不能换。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吃过一次大亏。
31岁那年,妻子武钟谦去世,肺病,走得很快。
留下五个孩子,最小才三岁半。
朱自清那时候在清华教书,白天讲课,晚上回家哄孩子睡觉。
家里请不起人,孩子哭了他抱,饭凉了他热,衣服破了自己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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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得喘不过气,可他没说过一句抱怨。
就靠着那点工资,硬是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
后来朋友看不过去,给他介绍了一个四川女孩,叫陈竹隐,教养好,读过书,脾气温和。
陈竹隐见他的时候,正是他最狼狈的时刻,但她没退,反倒主动提出要帮他带孩子。
“我是真的喜欢你,不是可怜你。”她对朱自清说,“孩子也是命,我不怕。”
那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两人成了亲,又有了三个孩子。
家里一下子变成了十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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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虽然紧,但过得也还算平稳。
再往后就是抗战了。
北大、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他带着一家人辗转到昆明,做中文系主任。
那个时候,生活已经相当艰难,通货膨胀严重,四百块工资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别说细粮,有时候连粗粮都吃不上。
朱自清本来就有胃病,那会儿更糟。
医生说他必须要吃点精细的东西,至少米饭要是新米,面也得是白面。
可他不肯花高价去黑市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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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劝他:“你是教授,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他就笑笑,什么也不说。
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体的问题。
他太清楚了。
可他说:“我不能让孩子们看见,我为了活命去换东西。”
1948年,美国通过对华援助法案,向国民政府输送大批物资,面粉就是其中之一。
有采购证的人,能以极低的价格买到。
但前提是你得“姿态正确”。
清华那一批老师,几乎都在讨论这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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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决定起草一个声明,公开拒绝接受美援。
这事儿不小,签了就意味着立场明确。
谁要是签了,就不该再拿一口救济粮。
朱自清签了。
陈竹隐后来回忆,说他临终前还反复叮嘱:“孩子们再苦,也不能吃那口面。”
那年8月12日,朱自清在北大医院去世,年仅50岁。
死因是胃穿孔,病情恶化。
送葬那天,下了点小雨,清华的师生来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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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太倔,也有人说他太傻。
可那张签名的纸条,后来一直被锁在清华档案室的铁柜里。
字迹清楚,没改过一笔。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他“文人”。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朱自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朱光潜,《朱自清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陈竹隐回忆录,《我与朱自清》,中华书局,1984年。
《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911—1949)》,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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