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社会“书记员”

（来源：河北日报）

转自：河北日报

时代和社会“书记员”

□刘江滨

1978年，14岁的我考入平乡一中读高中。

第一节课老师拿出花名册逐个点名，念到谁的名字谁站起来说声“到”。忽听老师念到了一个名字：刘魁胜！一个面孔白皙、个子瘦高的男生站起来喊“到”，教室里轰然一声爆笑，所有的目光刹那间都投射到“刘魁胜”身上。他的脸立时红到了脖子根。

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刘魁胜”这个名字可谓印象深刻——《敌后武工队》里的铁杆汉奸、夜袭队队长。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男同学叫“刘奎胜”，与书中人物同音不同字，但熟悉之后依然有人开他的玩笑，喊他“队长”。

我读长篇小说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那时还没恢复高考，学业没有压力，不再满足于看小人书。相继读过《盐民游击队》《小砍刀》《林海雪原》等。《敌后武工队》也是此时读的，印象极深，十分过瘾。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魏强、贾正、赵庆田、汪霞……吸引着我。我不仅做起了英雄梦，还做起了作家梦，有一阵子还拿起笔来写起抗日小说，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时隔几十年，我又重读了一遍《敌后武工队》，依然读得酣畅。放诸文学史，我以为这部小说仍然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之作，也给当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敌后武工队》之所以写得那么真实，是因为作者对笔下的一切太熟悉了。冯志在书的前言中说：“《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这对应了巴尔扎克所谓作家是时代和社会“书记员”的说法。中外许多经典名著都是如此产生的。

故事是小说的载体。《敌后武工队》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故事性强，富有传奇色彩，虽然不是章回体，却也是草蛇灰线，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引人入胜。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不注重情节的完整，减弱了故事性，但作为叙事文学，故事性仍是小说的核心要素。如莫言所说：“讲故事是小说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

典型是作品的旗帜。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直被奉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圭臬。能不能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让人记得住、叫得响、传得开，也是考察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志。以此衡量，这部小说是成功的，尤其是至今我们仍然把谄媚阿谀、溜须拍马的人称为“哈巴狗”，这个人物形象已超越了具体作品、具体时代，有了符号化特征。

方言是鲜活的基因。优秀的作家从来都善于妙用方言，凸显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也是作品鲜活、接地气的表现。《敌后武工队》故事发生在冀中一带，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大量谚语、歇后语的运用也令作品韵味无穷。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