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放她入安全区？《南京照相馆》毓秀“特权”藏于拉贝日记

电影《南京照相馆》里面一个情节令无数观众泪奔，感动不已，就是照相馆的老金，为了争取给毓秀和孩子逃到安全区的时间，主动牺牲。他先声对毓秀喊着：“以后，你对孩子说，他的老子是拍照片的”，声音坚决、果断，带着烈士上刑场的悲壮。这一份遗言嘱托，更是折射了普通父亲心理的期待，在生命的尽头，也要让孩子知道父亲的身份，记住老爸与影像相伴的过往。

电影里的 “反常”：日军为何放她进安全区？

但很多观众好奇，当老金拿着照相机拍照，遭到日军射击之后，为什么这些持枪的凶残日军却眼睁睁看着毓秀带着孩子继续前行，放纵她走进安全区呢？答案就在拉贝的拉贝日记里。在《拉贝日记》，可以知道国际友人的安全区庇护了很多南京老百姓，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与西方国家利益关系的博弈。

现在，先给大家说说南京安全区是怎么回事。1937年11月，日军朝着南京城疯狂挺进，南京城里因贫穷无法离开的平民，乱成一锅粥。这时候，主动留在南京的二十来个西方人士主动站了出来，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打算弄个中立区，给那些来不及撤离的难民找个避难的地儿。

于是，德国纳粹党代表约翰・拉贝，被大伙推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拉贝在南京城拉贝划出一片大约 3.8 平方公里的区域，这就是南京安全区 。这片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 20 多万中国平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 。

拉贝的履历

现在，我们看看拉贝的履历，他1882年出生在德国的汉堡。1908年，拉贝受德国公司的派遣，来到了中国从事德国产品销售的工作。1911年，拉贝为德国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任职，凭借着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迅速获得公司负责人的高度认可。

1931年，德国纳粹政府需要在中国核心地区安排可靠的人手，于是联系了与纳粹政府军方密切关系的西门子公司，公司便向纳粹政府推荐了约翰·拉贝。于是，拉贝受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弗理德伦德尔的邀请，来到南京工作，稀里糊涂成为纳粹党南京分部的副部长，带着全家前往南京工作和生活。

不久，拉贝迅速就喜欢南京这一座古老又散发现代气息的六朝古都。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一切欣欣向荣，快速而有序地发展着。

可是没多久，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在中国大地蔓延。同年九月，拉贝收到了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来信，信中表达了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并支持他做出撤离南京的决定。

拉贝的 “双重身份”：为何能约束日军？

拉贝在南京工作多年，对南京这一座城市积累了深厚的感情，不愿意离开。再加上拉贝认为德国和日本都是军事同盟，即使南京被日军攻陷，自己是同盟国德国人的身份，日本人是不敢动的，人身安全自然能获得充分保障。

虽然是局外人，但拉贝在南京城内看到许多平民受战争的恐慌，由于贫穷而无法逃离的惊慌失措表情，不禁动了人道主义的恻隐之心。如他在日记中写着：

“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于是，出于恻隐之心，拉贝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坚定地写下自己的抉择，决定留在危在旦夕的南京城，救助那些无辜平民。

拉贝就在自家的别墅院子，挖了个防空洞，拉起巨大的纳粹党旗，借此使平民躲避日军轰炸机的误伤。然后把自家院子作为南京平民的避难所，竭尽所能为难民们提供食物和住宿。

如开头讲述，当战争局势恶化，大量滞留在南京的外国医生和传教士商量，认为约翰·拉贝富有声望和爱心，再加上纳粹党副部长的身份，在帮助南京难民是能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就推举他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约翰·拉贝也不负众望，积极与各方联络筹备救援物资，统合管理安置难民的工作。

之后，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被攻破，残忍的南京大屠杀降临在数十万无辜的南京人民头上。

12月13日，在南京特级战犯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对南京城展开了长达6周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当时，约翰·拉贝看到南京城如人间炼狱，每天看到大批的中国民众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只能用悲愤的笔触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些不忍目睹的暴行。

1937 年 12 月 16 日，拉贝在日记里写道：

“我开车经过市区，看到很多平民的尸体，其中有一些是被枪杀的，还有一些是被刺刀刺死的，场面惨不忍睹 。”

这些文字记录，揭开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面目。

安全区的“生死线”

当时，拉贝为了拯救身处水深火热的南京市民，就以纳粹党副部长的身份会见日军的指挥官，经过一番交涉。日军看在德国同盟国的身份，勉强同意划出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难民的安置地。但条件是这片安全区内，不允许有任何一名军人，这就代表着约翰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的同僚们，必须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完成对二十多万南京难民的身份登记！

日军是通过刁难的条件，约束拉贝的救济活动。但拉贝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自然咬牙答应，率领领导的国际委员会的同僚们昼夜不休奋战，只为了多确认一个南京普通老百姓难民的身份，多拯救一条性命。

最终在拉贝不懈努力下，这一片小小的安全区安置了整整25万南京难民。当被日军荼毒的无辜民众一带走到了安全区，日军碍于拉贝德国纳粹党的身份，只能选择放人。据《拉贝日记》统计，从 1937 年 12 月到 1938 年 2 月，安全区累计接纳难民最高达 25 万人，平均每天有近 3000 人因这片区域躲过屠刀。

现在，我们再仔细看电影里，在老金牺牲后，毓秀能安全在日军的枪支下走进安全区，与安全区背后复杂的局势有关。日军虽然杀人如麻，却是有类似于孙悟空的紧箍咒约束着。国际上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有所关注，在舆论上进行了谴责。

于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外务省给华中派遣军下过密令，要求不能公开杀害外籍人士，安全区内美侨的资产更是碰都不能碰，避免国际纠纷 。

在《拉贝日记》里，也记载了他利用自己纳粹党党员和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的身份，多次阻止日军的暴行。如有一次，日本士兵想闯进拉贝家抓人，拉贝拿出纳粹党徽章，日本士兵一看，还真就不敢进去了。

拉贝还在自家住宅、小花园，以及邻近的德国学校里，收容了 600 多个难民。一旦难民逃到了拉贝安全区的范围，日军真的不敢打一颗子弹。为此，1937 年圣诞节，拉贝在日记里开心地写道：

“12 月 25 日，下午 5 时。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 600 多个人的性命 。”

电影里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安全区门口，日军士兵有枪指着毓秀背的后心。可是，当日本士兵抬头看到二楼窗口边美国记者正举着相机，楞就是不敢扣扳机。这正是与拉贝一样的国际人士用镜头和笔，成为日军暴行的监督员和记录者。

这不是编剧者的瞎编，在真实历史上，日军的确是害怕这些外国记者拍下他们的暴行，发在外国报刊上，引起舆论风暴和国际社会的公愤。

毓秀手中持着的通行证，也是她能够进入安全区的关键，这是老金拿命换来的通行证。有了这张通行证，就相当于有了保命符 。这在《拉贝日记》里也能找到依据，拉贝就利用自己的身份，给很多难民发了类似的 “通行证”。通行证上除了难民信息，还特意印上纳粹党徽和西门子公司标识——这在当时，成了难民穿越日军火线的“硬通货”。

日记里的真相：安全区并非 “绝对安全”

但是，需要说明，在真实历史上，南京难民们在安全区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缺衣少食。

《拉贝日记》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拉贝为了给难民们弄吃的、找住的地方，操碎了心 。

安全区也不是绝对安全，日军还会耍各种花招，有时候穿着便衣混进来，假装为难民伺机抢劫；或者以 “搜查中国士兵” 为借口，把青壮年男子强行拖走。

如1938 年 1 月 6 日，拉贝亲眼看到日军在安全区里张贴告示：“凡藏匿武器者，格杀勿论”，随后就以 “搜武器” 为名，从难民营里抓走了 300 多人，这些人再也没回来。

12 月 16 日，6 名日军冲进拉贝自家住宅（当时收容了 600 多名难民），试图抢走一名孕妇。拉贝掏出纳粹党徽章怒斥，日军才悻悻离开，但临走时抢走了难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这一切在拉贝日记里记载：“他们怕的不是徽章，是徽章背后的国际影响，但贪婪总能战胜恐惧。”

电影《南京照相馆》通过毓秀走进安全区这个情节，巧妙地把安全区安置难民的真实历史和电影故事结合起来。毓秀能走进安全区，看似偶然，其实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到今天：拉贝的故事为何被铭记？

1938年2月，拉贝先生离开了南京。在1946 年东京审判时，拉贝写的《拉贝日记》里的 121 起日军闯入安全区施暴的案例，都被一一呈上法庭。其中 1937 年 12 月 16 日那起 “集体屠杀 1300 名平民” 的记录，直接促成了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定罪。拉贝由于他的善举，也终于被写进了中国的历史课本。

1950年1月5日，拉贝先生在德国因中风去世。当揭开这一段尘封的往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邀请了约翰·拉贝的后代观礼国庆阅兵，作为国际友人的代变和联系中外关系的纽带。

现在，约翰·拉贝在南京的故居经过多次修葺，已经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大量人来参观，很多志愿者前来愿意担任拉贝故居的讲解员，向民众宣传那段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

结语

莫忘国耻，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那一段耻辱的历史，但我们也要铭记类似约翰·拉贝一样国际友人，在最艰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和中国民众提供支持和帮助，这一种善良的人道主义光辉值得崇敬！拉贝用日记守住了历史真相，也守住了人性的光辉。如果你走进拉贝故居，最想对他说句什么？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