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青年教师坠亡背后：被忽视的学术界自杀危机

图源：Pixabay

8月4日，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一位青年教师坠楼后身亡，消息一出，引发了来自各方的关注。

之后的媒体报道显示，这位坠楼的青年教师年仅35岁，担任特聘副研究员，专注于果农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研究。根据这位他在浙大官网上的信息，他在2020-2025年发表论文11篇，主持科研项目6项，其中一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位青年科学家几乎可谓是成绩亮眼。

这位青年教师去世后，对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网络上，被提到最多的原因是“非升即走”的压力。

不过，对于考核压力是否这次事件的决定性原因，浙大校方予以了否认。在杭州本地媒体《钱江晚报》的采访中，一位浙大资深教师提到这位年轻同事“中期考核他顺利通过，聘任期结束的考核还没开始，但是根据他的科研情况、工作能力，在同类人才里，大家都是很看好他的，不存在网上说的考核不通过的情况。”

这位浙大青年教师的坠亡原因尚待进一步的调查，但以去年曾引起巨大关注的南京某大学青年教师自杀身亡事件为代表，近年来学术界的自杀事件正在日渐增多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人们希望知道，这些中国最精英的人群选择自杀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2025年5月，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学者吴志明（Cary Wu）曾在《预防医学报道》（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中发表论文“中国科学界自杀事件：呼吁公共卫生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文中，因为缺乏公开、完备的统计信息，研究者利用媒体报道中的学者自杀信息建立了一个包含130多个学术界自杀事件的数据库，并提到，在农村自杀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发生在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人群中的自杀行为近年来的上升趋势值得警惕。

在论文发表后的一次研讨会中，吴志明进一步强调：目前的自杀行为可能只是更广泛的心理困境群体的冰山一角，水下还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体。那些未被医院记录的自杀念头和行为尝试，是构成自杀行为主体的隐性部分。他进而呼吁，应把学术界，一国中最精英群体的自杀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严肃对待，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预防及干预措施。

下文是吴志明团队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

01

跳楼是中国学者自杀的主要方式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黄月琴等研究人员在2024年发表的数据，1987-2020年间，中国自杀率整体呈现显著的持续下降趋势[13]。另一项研究表明，2002至2021年间，中国城市地区自杀率从每10万人12.79例降低至4.31例，农村地区自杀率从每10万人15.32例降低至7.09例[1]。然而，自杀率下降，尤其是农村地区自杀率下降的整体趋势中，一些特定人群的自杀率却在上升。这些自杀率上升的人群中，学术界几乎可算最被忽视的人群之一。

近年来，学术界接连发生多起悲剧，研究生、科研人员、高校教师自杀事件频频登上热点新闻，中国精英大学中自杀率不断攀升的现象早已成为一种心照不宣却讳莫如深的事实。然而，正如社会人类者家苏珊娜·布雷格内贝克（Susanne Bregnbæk）提出的“公开的秘密（public secret）”概念所描述的[2]，尽管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相关讨论往往局限于私人领域，缺乏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充分研究。

对此，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志明教授在分享会上反复提及，目前的学术界自杀问题，已不再只是偶发的私人事件，这应该被作为一种“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issue）”来严肃对待[3]。吴教授的团队系统检索并人工整理了近三十多年间（1992～2024）中国科学界自杀案例全部的媒体报道来构建数据库，揭示了科学界自杀现象的认知现状、潜在成因、常用自杀方式等基本情况，并探讨预防此类悲剧所需要的应对措施[4]。

围绕“高校教师自杀”、“教授自杀”、“研究生自杀”等关键词，研究团队在百度、搜狗、谷歌和微软必应等主流搜索引擎中收集了包含143个经过交叉验证的独立案例的数据库。该研究基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130个案例开展。

结果显示，在这130个几乎全部来自于“985、211”高校的案例中，男性95例（73.1%）远高于女性35例（26.9%），自杀者多半为30岁以下的年轻研究生。案例涉及到的教师个案的年龄介于30岁至68岁，中位数为43岁。而从专业领域来看，科学与工程类方向占比最多（73例，56.2%）。

媒体报道的中国科学界自杀案例汇总统计，1992～2024年（n = 130）

数据来源：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作图：冀思宇

虽然并不完全，这些冷冰冰的数据显示出了学术界自杀的几个关键趋势。

首先，中国学者的自杀案例数量呈现上升态势。能找到的最早期的案例发生在1992年，1990至1999年期间仅有两例；2000至2009年，自杀案例显著增加至38例；2010至2019年持续攀升至52例；仅2020至2024年的新增案例共计38例，已与2000～2009年的报告总数持平。

其次，在自杀方式上，从高处坠亡（即：跳楼）是学术界自杀的最主要方式（89例，占68.5%），且自杀者年龄越大，选择跳楼的倾向似乎也越大。

除此外，导致中国学者自杀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且自杀诱因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学生的压力源主要包括高强度的学业负担、师生关系紧张、职场骚扰及校园霸凌；教师的自杀案例则更多与科研产出压力、绩效考核及职业晋升相关。

这些研究生与导师们的自杀诱因中，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学术压力（65%），个人病史与信仰（28%）和家庭问题（10%）。这其中，学术压力是导致研究生自杀的主要诱因。相比男性，女性自杀者更易受家庭矛盾影响：约20%的女性自杀案例涉及家庭因素，这一数据在男性中的数据仅为5%；男性自杀者的自杀诱因更多与个人因素相关，如精神疾病、存在性危机等。

最后，上述研究中还提到了媒体对中国科学界自杀案例的报道情况，报道的侧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早期的自杀案例报道更关注个人因素，比如强调死者患有抑郁症或遭受情感挫折；近些年的报道则愈发强调自杀者面临的学术压力、支持不足等问题。

02

选择结束生命的个体

往往来自农村或欠发达地区

在媒体报道中，自杀的直接诱因常常被归结为家庭压力、工作压力或学业压力[5]，这并非巧合，它们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社会原因。因为媒体报道的学术界自杀事件中，多数案例来自“985、211”等科研密集型高校，这些案例本身也体现了中国科研人员所面临的高压力环境。

近年来，严格的毕业标准、“非升即走”等苛刻的职称晋升条件、有限而激烈竞争的科研经费与岗位，都让学生及研究人员长期处在高压状态。长时间工作、频繁加班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疲惫，进而引发情绪倦怠甚至是焦虑和抑郁。

竞争的另一面是孤立感。学术圈讲求“出成绩”，很多人因担心落后而减少与同事的交流，在研究中变得形单影只。这种社交隔离，使他们在需要情感支持时更难寻求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也容易滋生权力失衡和有害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情绪困扰。

研究数据还显示，虽然大多数自杀事件都发生在北京等大城市的科研机构，但选择结束生命的个体往往来自农村或欠发达地区，这组矛盾说明许多青年科研人员的自杀很可能与现实的经济压力相关[4]。他们在大城市面临高昂的住房成本，但仅凭借科研所获薪资难以负担体面的住所，由此产生的对学术与生活的不满不断累积。与此同时，远离家乡、与家人分离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

不仅如此，在文章发布后的发布会上，作者吴志明还进一步强调了，目前的自杀行为可能只是更广泛的心理困境群体的冰山一角。水下还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体，那些未被医院记录的自杀念头和行为尝试，是构成自杀行为主体的隐性部分[4]。进而呼吁，应把学术界，一国中最精英群体的自杀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public health issue）严肃对待，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预防及干预措施。

03

如何应对最精英人群中

日益增加的自杀行为？

将自杀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私人问题来看待，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1897年的《自杀论》中的开创性研究[6]，但将公共卫生方法系统应用于自杀预防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事[7]。如今，随着自杀被确认为全球人口主要死亡因素之一，世界各地的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已采取多种预防措施，重点包括提高公众意识、危机干预、心理健康支持以及政策改革。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公共卫生框架强调，应关注导致自杀的更广泛社会、环境与制度性因素，制定跨多个层级的有针对性行动计划——从个人关怀，到社区层面的倡议，再到制度与政策改革，都应协同推进[8]。

而针对中国学术界的自杀情况，基于大数据研究，吴志明和他的研究团队提出了4点关键建议，希望通过公共卫生策略因地制宜地有效预防学界的自杀现象。

首先，应重塑公众认知、消除心理健康领域的污名化，正视科学界日益严重的自杀危机，将其认定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这是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的工作，在中国，目前看来，虽然媒体叙事已经逐步转向，但总体而言，许多中国人仍倾向于将有自杀念头的人视为个人“脆弱”“缺乏意志力”[9]。

其次，研究者倡议社会各界通过政治倡导和学术研究，共同锁定那些加剧了个人自杀倾向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等根本性因素，并呼吁政治和学术界共同努力，解决那些加剧个人自杀行为脆弱性的上游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

第三，研究者指出，自杀相关数据应该被更准确地记录，并应有更多学者对自杀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通过精确、深刻的研究数据，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形成有效的预防策略。

最后，研究团队呼吁采取紧急的集体行动，来培养一个更健康、更能提供支持的学术环境。这需要大学、心理健康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通力合作。

对于学术机构而言，这意味着开展提高心理健康意识的教育项目，并与媒体合作，使关于自杀的报道更负责任，有助于消除污名、预防自杀行为[10]。对于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则更应探索并在中国语境下调整应用有循证依据的干预方法[11][12]。此外，研究者还提到，亟需通过政策改革来降低学术竞争强度、增加科研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