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翻越4500米高原，为眼睛开路

孩子们刚刚滴完散瞳剂，正坐成一排等待散瞳中。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日喀则摄影报道

朱雪梅至今还记得，2021年赴拉萨援藏诊疗时遇到的一个8岁男孩。

“你上几年级了？”朱雪梅术后查房时，喜欢跟孩子们聊聊天。

“我没上学。”

“没上学？”朱雪梅有些意外，男孩虽然有着浓浓的藏族口音，但普通话说得算流利，她在心里琢磨着可能的原因。

“因为我眼睛不好。”

这个答案，让朱雪梅现在想起来还心里发闷。

“我还有脸问他为什么没上学！”大巴车在喜马拉雅山脉的“Z”形褶皱间颠簸攀升，驶向我国边境小城西藏亚东县，朱雪梅的声音也随车身起伏，“我脑子还在找其他原因，以为是他家里条件不好，或者太偏远——其实是因为我们工作做得不够，他才上不了学啊！”

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雪梅当然知道孩子的眼病不能归为医生个人的错，但她还是忍不住心生愧疚。男孩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已错过0-3岁视觉发育关键期，术后视力堪堪恢复到0.2-0.3的低视力水平，再加上因此没能上学的“砝码”，朱雪梅内心更觉复杂。

接受采访时，她向记者重复了两遍，“我们原本可以更早帮到他，他本来可以不用这样”——这句话，几乎成为故事的开始。

为了让更多孩子“不用这样”，2022年，由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北京奇安信公益基金会、北大医学眼科专家共同发起的“眼明心安·西藏儿童盲及低视力诊疗能力提升公益项目”（下称“眼明心安”项目）启动，三方分别提供组织保障、资金保障和技术保障，以公益形式创新可持续模式，建立早期筛查干预机制，补位国家援藏医疗体系。

今年夏天，是“眼明心安”项目走进西藏的第四个夏天。北大人民医院7位眼科专家和“眼明心安”项目组走进亚东县，开展公益筛查和带教培训活动。

在为期6天的实地走访和月余的观察里，《华夏时报》记者看到，自2022年以来，关于“眼明心安”和西藏儿童眼健康的故事，在高原上，像冒头的草，一点一点，顶出来了。苗还在长，叶子一天比一天绿。

灿烂的藏族少年，“得救了”

“从北京来的那些医生，看到他们，我特别开心。”亚东县中学的体育馆里，孩子们正在排队做筛查，多吉的语调中是遮不住的兴奋。

“为什么？”

“因为得救了，哈哈，我的眼睛有救啦。”听上去有些“中二”的话尽显少年朝气。多吉笑得灿烂，浓密的睫毛下，白眼球略显浑浊，上面还附着着“血块”。

多吉跟记者分享自己“得救了”的喜悦，笑容灿烂。

多吉是亚东县中学初二（2）班的学生，对这个15岁的少年而言，用“得救了”作为形容，并非夸张。

从多吉记事起，眼里的“血块”就有了，“没什么感觉。爸爸说是我小时候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撞的，眼睛就充血了。”最让多吉困扰的是眼睛常常发痒，“上课上到一半会痒，睡觉也痒，痒得睡不着觉那种。”上个暑假，多吉随爸爸去拉萨的医院做了检查，没查出结果，配了眼药，但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揉。

“千万不能总揉眼睛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邓洵边用手持裂隙灯（一种用于观察眼表及眼前节的便携式检查设备）给多吉检查眼睛，边叮嘱他，眼睛发痒主要是结膜反复发作的慢性炎症引起的，考虑与过敏反应及环境因素有关，“目前对视功能影响不大，充血症状以观察为主。关键是不能揉眼睛，局部结膜反复受到刺激，会持续加重病变。症状重的时候就好好点药，一定要注意养成好的用眼习惯。”

听多吉说喜欢数学，邓洵又“调侃”：“放心，好好保护眼睛，不会影响你学数学。”多吉嘿嘿笑起来。

邓洵边用裂隙灯为多吉做检查，边叮嘱他注意事项。

筛查现场设置了8个点位，包括测视力、眼位、裂隙灯、电脑验光、眼生物测量、散瞳验光、OCT（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瞳高瞳距等测量，大大小小的仪器设备前站满了孩子。

面对筛查多个项目的必要性，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高级视光师周景伟解释：“近视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视力问题之一，但筛查的意义不止于发现近视。它本质是全面的眼健康检查，强调整体的视觉发育和眼健康状况，核心目标是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各类潜在眼疾。”

比如，眼轴和角膜曲率测量，是评估近视变化的“金标准”；OCT眼底成像能筛查高度近视引发的病变及其他潜在眼底问题；散瞳验光，是通过药物麻痹睫状肌消除调节干扰，可以精准测定真实的屈光度，是配镜和干预的基础……

根据本次筛查结果，县亚东中学、上亚东乡小学、下亚东乡小学、幼儿园共1282名3-18岁学生中，最常见的眼部异常是屈光不正，包括近视、远视、散光。其中，近视比例最高，尤其中学生近视发生率与内地相当，最高达1300度；其次是斜弱视，有的孩子从未就诊过，有的虽然曾去内地诊断并配镜，但后来因未坚持戴镜、训练、复查，目前仍未矫正至正常。最常见的眼表疾病是结膜炎，尤其是春季卡他性角膜炎，许多孩子因反复发作缺少治疗出现角结膜病变。此外，还筛查出其他疾病包括虹膜缺损或色素痣、外伤后义眼、上睑下垂、先天性白内障、瞳孔异常、视网膜劈裂、卵黄样黄斑营养不良等疾病。

筛查期间，每个点位都有一位专家带教1—2名当地医生，朱雪梅（左二）正在给当地医生释疑解惑。

孩子们无暇细想这些意味着什么，只是跟记者分享自己的好奇和期待。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仪器，以前只测过‘E’（视力表）。”“今天很特别。医生和设备都不一样。”“从北京来给我们检查眼睛，配免费眼镜，我很开心。”“下一届学生的眼睛如果有问题，希望还能来。”……记者先后采访了十余个孩子，他们并不了解项目本身，但普遍表达了一种声音——对设备的新奇、对筛查的兴奋、对医生的感谢。

“耶！”多吉和他的“好兄弟”普巴还开心地击了个掌。

“惆怅”的北京医生，看见“缺”

与孩子们的兴奋不同，樊思宙看上去有些烦躁。

樊思宙是北大人民医院眼科眼视光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近十年，这次因人手不够，临时抽调到亚东县支援。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他刚刚结束当天的筛查工作。

“我没想到情况是这样。好多孩子眼镜是五六年级配的，现在都初二初三了，没换过镜片。”樊思宙告诉记者，北京儿童的常规换镜周期约为一年，且多使用近视防控的功能性镜片，“这边普通镜片居多，顶多加点防蓝光——但这根本不是重点，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要回归近视防控。更别说还有很多孩子早就看不清了，都没有配眼镜。我真的……再说惆怅了……”他边说边摆手。

樊思宙正在给亚东县中学的学生测瞳距。

周景伟总结称：“西藏近视发生时间较晚，但发展速度快。近视率高，配镜率低。孩子们用眼习惯较差、护眼意识不足。”他在筛查中发现，当地幼儿园、小学低年级近视率显著低于内地同年龄段，但到了五六年级，近视率“突然就上来了”，“这和早期保护不足、近视后没有及时配镜矫正有关”。

此外，西藏儿童高度散光相对多发。周景伟推测与当地结膜炎高发有关，“结膜炎会引发眼睛痒，孩子频繁揉眼，可能诱发高度散光。”

根据《2024年“眼明心安”项目西藏中小学生眼健康筛查总结报告》，西藏眼科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城乡不均衡，且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的缺氧、眼干，使得当地青少年近视防控可用的手段有限。

亚东县作为边境小城，资源更显匮乏。

缺人才和技术。亚东县中心医院2024年刚成立眼科，目前仅有一位去年从口腔转岗的医生。在配镜方面，原本，周景伟因进藏后高反发烧，面临无法参与项目的可能处境，但日喀则市并无可以替代的视光师，便临时从另一个项目将樊思宙调配来支援。另外，目前，国内外关于西藏儿童眼健康的调查研究非常有限——还是跟缺乏专业人才有关。

周景伟正在给当地小学生做筛查。

设备也缺。亚东县下亚东乡卫生院的医生西诺片多用裂隙灯跟记者举例说：“有时候病人角膜有异物，比如搞焊接的，铁屑会飞到眼睛里，做木工的，特别小的木屑飞到眼睛里，如果有裂隙灯辅助，我们也能处理，但条件有限，病人有异物感，我们肉眼又看不到，最后只能让他们去上级医院看。”片多坦言，自己也是去年通过项目才第一次接触到裂隙灯。

从专业角度分析，朱雪梅告诉记者，相较于成人眼病，儿童因眼睛处在发育变化中，情况往往更复杂，且儿童配合度没有成人高，所以儿童眼病诊疗条件更严苛，对医生和设备的要求也更高。

高要求、高需求和供给的“缺”形成对比。

“医疗来不得半点不专业的事情发生，公益就是要解决真正的需求。”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静认为，看见并解决这样的“缺”正是项目进藏的意义。

让筛查结出“果子”，长出“意识”

眼明心安给出的公益解法，其一是普惠性筛查。

就亚东县而言，随着2024年首进亚东做部分筛查和本次再筛查之后，项目已基本实现对当地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的全覆盖筛查，两年累计筛查人数近2500人，为当地儿童眼健康建立了重要保障。

但不止于此，还要让筛查结出“果子”——专业配镜。

“配镜不是小事。”刘静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项目去年在亚东县和江达县做了部分筛查，但筛查后，有多少家长能落实好“配镜”和“配合适的镜”，要打个问号。这也是今年，项目特别邀请视光师加入的原因。

亚东县唯一一家眼镜店安静地伫立在街边。

此外，记者走访发现，亚东县仅一家眼镜店，多位师生，包括卫健委工作人员都向记者反映，配镜价格高、选择少。比起在县城配镜，有条件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到日喀则市区一次配两副换着用，“有时候两副都坏了，就在县里配”。而根据记者乘坐大巴车从日喀则市区到亚东县的经验，路途遥远，单程车程超过6个小时。

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让效果实实在在地发生，今年筛查环节新增了电脑验光、散瞳验光及复验、眼生物测量、OCT等多项检查，并捐赠6台价值54万元的先进眼科筛查设备；筹措了公益价值64.5万元的500副LIPO李白儿童青少年光学镜架和500副普诺瞳环带微结构离焦镜。

“相比于普通单光框架镜，离焦框架镜依据孩子的个性化参数（瞳距、瞳高、度数）定制，提升了干预的有效性。临床实践也已经证实，它延缓近视增长的效果确实不错。”樊思宙评价称，精准验配离焦框架镜是本次项目的一大亮点。

需要配镜的学生正开心地对着镜子试戴镜框。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樊思宙期待详尽的筛查能产生超越其行为本身的“唤醒”价值，“筛查让孩子们更了解自己的视力状况，哪怕100个孩子里，只有一个因此向家长传递了相关信息，家长听了、管了、上心了——例如给孩子换副合适的眼镜——就意味着一个孩子能避免出现长期不干预可能产生的风险，我们的努力就值了。”

唤醒——这几乎是一个理念上的共识。背后是意识和认知问题。

比如，关于孩子们为什么不配眼镜，记者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打篮球时被撞坏了，先‘扛着’”“配眼镜要几百，要是坏了，又要几百修”“一直戴眼镜，近视会更重”“戴眼镜有点丑”“没什么用”“不方便”……

看不清怎么办？“解决”的办法也各式各样：有些通过眯眼、歪头、用手拉扯眼角等“小动作”代偿，获得暂时的清晰；也有“大动作”，“我们两周换一次座位，换到后面，我就搬板凳往前坐。”普巴说，每节课班里都会有几个同学举手向老师示意看不清，然后搬着板凳坐到前面。

不是没有跟家长沟通过。记者随机采访了四位中小学老师，都明确表示，沟通效果一般，家长对儿童眼健康缺乏认知、重视不足。

北大人民医院眼科医师闫慧超正在给参与培训的各县医生讲解筛查仪器的操作方法。

从事相关工作近十年，樊思宙非常明确，家长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作用贯穿于预防、干预和管理的全流程。“在北京，如何做到最好的近视防控效果——因为家长们关心这个，他们关注效果和目标，愿意花费更多精力和费用去做这件事，比如，给孩子配离焦框架镜、OK镜（角膜塑形镜）等，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把防控效果做到近乎极致。”

但在西藏，这套“城市方法论”行不通——当家长对眼健康危害认知不足时，再专业的防控手段也会失效。

“关注小问题才能预防大问题。”朱雪梅从专业角度提出了更深远的思考。西藏儿童的眼部问题往往开始于看似微小的症状——眼红、眼痒、干涩、看不清，这些背后可能隐藏着严重的视力威胁。如果不及时干预，当前儿童面临的眼健康问题可能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力。近视亦然。当项目围绕眼健康进行筛查，孩子们的护眼意识也会有所提升，甚至对自己整个身体健康的关注意识也会提高。

“我们怎样关注儿童，儿童就会那样去关注自己。”朱雪梅说道。

“跨专业”培训，“我一生都忘不了”

但筛查、配镜之后呢？项目进藏之外的时间，孩子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培养当地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基层医疗队伍，这是项目的核心使命。”刘静非常清楚，项目终会离开，孩子们的眼睛却要用一辈子。

西藏真正缺的是能操作设备、开展诊疗的技术人才。

为此，项目构建了一套“理论授课+实操带教+远程指导”赋能体系，帮助县级医生快速提升对屈光不正、斜弱视、角结膜疾病等常见病症的规范化筛查诊疗能力。“起码小病能紧急处置，严重点的病能基本判断转诊，避免误诊。”刘静说。

“90后”的西诺片多就是接受赋能的当地医生之一，口腔科出身。筛查间隙接受采访时，她笑着跟记者说：“这个知识点，我一生都忘不了。”

西诺片多（右）通过给朱雪梅（左）做视力检查，进一步掌握了相关知识。

她所说的“知识点”发生在理论培训环节。当时，朱雪梅在做《常见眼病影像阅片与病例分析》主题分享，为了加深印象，随机抽取片多上台，由她来给朱雪梅测视力。

“5米标准对数视力表，我只有在走近4米时才能看到最大的字母E，我的视力是多少？”听到朱雪梅的提问，片多有些懵。

朱雪梅提问的是实际工作中的常见问题。标准对数视力表要求测试距离是5米，但是当空间受限，测试距离变近时，就要对所测得的视力值进行换算。虽然去年学过，但长时间没用过，片多已经记不清了。

“现在我完全记住了。”话锋一转，她一边翻笔记，一边跟记者展示学习“成果”，“距离4米看到0.1，实际视力相当于0.08，如果距离一半，视力就是0.05。这个知识点，我一生都不会忘。”片多称，自己把筛查的每个环节都跟了一遍，培训回去后，院里会做内部交流，她会跟同事一一分享。

事实上，这是片多第二次参加项目培训——一个学口腔的医生为什么热衷于眼科培训？

“院里说有培训，问谁要去，我就说我去。”片多直言，自己当然还是更喜欢口腔专业，但乡里常常有专门来看眼病的患者，卫生院的9个医生里并没有专科眼科医生，“我就想多看看，学一学，能给他们看病。”

记者采访获悉，本次参与培训的21名医生来自日喀则市各个县，其中非眼科专业的医生过半。亚东县参训的9个乡镇医生都是非眼科出身。

“对于亚东县，项目最有价值的就是对本地医护人员的实操带教。”亚东县卫健委主任格桑次旺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从去年开始，亚东县卫健委已经规划未来3～4年建立规范化眼科，培养2-3名专业眼科医生，逐步实现独立开展眼科手术，项目的助益毋庸置疑。

“人才是关键。培养一个专业的医护人员需要时间，培养了还能留住更是关键。我们一步步来。”格桑次旺说道。

至于远程指导，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医师温悦拿出手机上的聊天记录。记者看到几个月前藏区医生白玛卓嘎问起妹妹眼睛受撞击缝针后总流眼泪的相关事宜。

“可以检查一下泪道通不通畅，或者是不是眼部炎症引起刺激性流泪。”深夜12点28分，温悦回复道。

“好的，谢谢老师，非常感谢。”白玛卓嘎说。

温悦展示自己为白玛卓嘎做线上答疑的截图，她告诉记者，“只要他们有问题，我看到就会回。”

“摔打”出来的项目1.0

“到今天，我终于敢说项目‘一岁’了！”刘静很笃定。

“这‘一岁’是‘摔打’出来的，做公益就是要经过‘摔打’。”刘静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当项目的“野心”不仅仅在于普惠性筛查，更在于打造人才培养的省、市、县三级诊疗体系。

聚焦“眼明心安”项目的县域模式，确实踩过不少“坑”。

2022年项目启动初期，项目曾采用线上培训，效果远不如实操带教；2023年，培训多聚焦于省市级的复杂手术带教，结果当地硬件设施欠缺和医生专业不足，项目组意识到，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是诊疗体系的两头，缺一不可，次年开始下沉至县。

在选定支持对象方面，2023年，项目为近300名西藏特校学生进行了眼部检查和健康宣教，但发现能做的很有限，特校学生的眼睛情况基本定型，还是要聚焦普通儿童的早筛早诊早治和干预。

在帮扶方式上，2023年，项目开放了100个补贴名额，为0-14周岁确诊患有眼病的西藏儿童每人补贴2000元，最终补贴了13个。因为发现西藏儿童眼健康不是缺钱的事，缺的是人才、设备和意识，传统的大病救助思维无效。

“从最开始想做的事情特别多，到逐步通过实践探索，筛掉了无效的手段，留下了经得起验证的模式——到现在，在孩子们、医生们身上看到了效果，项目终于‘一岁’了。”刘静边说边笑着用手扶住脸颊，防止太用力，让嘴角因急火攻心冲起的泡被扯开。

三年多跑通项目1.0模式，时间不算短，但走得踏实。

问及项目积累的关键经验和特点，刘静提炼称，一是项目设计聚焦青少年儿童群体的眼健康，充分体现了“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的政策安排；二是通过带教培训和实地操作，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实现筛查自主化；三是多方协同共建，基金会、政府和企业联动，跨地域整合医疗资源；四是通过“设备+技术+人才”三维赋能模式打造县域示范基地，通过眼科医联体和对口支援机制，将分层递进式培训推广至更多县域。

针对政府层面，刘静特别指出，项目启动至今，得到了西藏卫健委及各级卫健系统的大力支持，促使项目模式能够从患儿个体救助发展眼科人才培养，乃至助力政策倡导，从而惠及更多受益地区和群体。

考问“县域模式”：何时退出？

面对“一岁”的成果，奇安信基金会秘书长梅冬为之赞叹的同时，也保持着作为项目“资方”的理性。

他认为，判断一个公益项目的价值要从三个阶段考量：社会创新、社会接纳和社会倡导，“这些阶段是存在交叉的，好的公益项目要走完整个生命周期”。

梅冬解释称，社会创新是公益的核心起点，指公益尝试商业不愿投入、政府无力顾及而需求又真实存在的领域；社会接纳是公益项目的进阶目标，即让创新成果嵌入社会体系，成为生态的一部分；社会倡导则是公益的深层使命，通过理念传播推动系统性改变，如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项目，最终目标是倡导父母、学校、社区等多方形成支持体系，而非依赖公益组织长期介入。

据此可判断，眼明心安项目正处在社会创新阶段——通过专家团队赴藏筛查治疗，并通过带教等形式，培养在地化力量，实现偏远地区儿童眼疾防治。

但是，项目今年二进亚东后，是否完成了“县域”的培育？换句话说，项目对亚东县的赋能和支持达到何种标准和效果时，意味着可以退出了？

“这正是项目现阶段要明确的地方。”梅冬强调，当项目的有效性和影响力都逐渐具备时，“退出机制”是评估创新阶段项目的关键标准，随着退出机制的确立，社会接纳逐渐形成——有的社会创新形成模式后被政府体系接纳，有的融入商业模式或者当地社区等等——随着当地能闭环解决问题，外部公益力量就需退场，转向更前沿的创新探索，而非重复低效的介入。

对此，刘静给出了维度上的判断依据，“对于项目走进亚东县来说，医生掌握了基本筛查技术，当地拥有了筛查设备，孩子们基本完成筛查和配镜，当这三个端口都实现时，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县域模式基本完成。”她也坦言，更加细致的量化标准还需进一步明确。

经过学习，当地医生已经可以独立操作筛查机器。

退出机制模糊之外，项目还面临其他挑战。

例如，虽然高频次进藏可加速经验积累，提升当地医生的成长效率，但受限于资金和医疗资源调配，难以实现；项目核心仍依赖外部医疗团队，形成可持续的本地人才培养或体系化合作模式还需要时间，距离“让当地医疗体系自主承接服务”的接纳目标仍有差距。

梅冬坦言，“眼明心安”项目面临的挑战，折射的是行业共性问题，资金短缺导致项目难以规模化、高频次运作，进而影响干预效果与可持续性。“不过，公益的价值不应该高估或夸大。”他强调，公益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体系自我进化。

但有一点刘静和梅冬都很明确，“眼明心安”要做的不是依靠“眼泪指数”驱动捐款的碎片化的活动开展，而是“跨级”赋能的体系化建设。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当有一天项目撤出后，在地化力量培养起来了，西藏孩子们的眼健康依然能得到保障。”梅冬说。

后记：高原上的“未竟之战”

刘静曾把“眼明心安”在高原上的运作比作“战役”——设备跨越4500米高原抵达目的地，医生因高反入院，单日筛查数百名孩子……每一步都浸染着不易。

然而，最凛冽的风，并非来自稀薄的空气。

经由“眼明心安”项目，去看西藏儿童眼健康这一宏大议题，需注入更多冷思考。

比如，在对亚东县唯一一家眼镜店价格偏贵和专业性不足的“吐槽”之外，樊思宙发出了为其“辩护”的另一种声音——“先不论价格高低，对于孩子们的眼睛来说，有，比没有好。至少他们在卖。”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现实账”，“当地物价高，店家也要生存，更重要的是，现在一个孩子近视300度，黑板都看不清了，怎么办？400度、500度、1000度……他想学习、他想看这个世界，怎么办？我们要看清现实，如果连这家眼镜店都没有，孩子们怎么办？当人快渴死时，不专业的水也得喝。”

这已经不只是单一的公益了。

樊思宙的“辩护”直指真相——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化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一个生态的改变，公益难以独自开垦“硬土”，往往需要技术、制度、理念等多元共振；也画出了公益的边界：公益项目的价值，正在于在混沌中探索出可被体系接纳的创新路径，并通过倡导让更多主体参与变革。

正如梅冬在与记者交谈时做出的冷峻思考，社会不仅要关注“弱人”的需求，更要看到“强人”（如当地医生）的困境，西藏真正稀缺的是能操作设备、开展诊疗的技术人才，商业力量的介入，应聚焦于如各级视光中心建设等可持续模式，而非单纯捐赠——这也正是项目认为打造人才培养体系比普惠性筛查更重要的原因。

好在公益虽然未必能改变生态，却种下了改变的基因，这也是项目要坚持下去的理由。

发稿前一周，记者在与刘静的通话中得知，7月26日至30日，项目再次启程，赴拉萨开启西藏儿童眼病诊疗技术第三期培训班、手术带教和爱心义诊活动。

刘静告诉记者，这一次，策略有了关键性升级：在去年“理论培训+筛查实操”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聚焦儿童常见眼病诊疗，除了采用“理论讲解+病例分析”夯实基础，还特别新增动物眼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玻璃体切割手术wetlab带教实操环节，以此强化手术实操能力，助力当地医生全方位提升儿童眼科诊疗水平，为守护儿童眼健康筑牢专业根基——三级诊疗体系正在进一步搭建中。

结束对话前，记者问起刘静嘴角的水泡，她笑道，“早消了，不是什么大事儿。”

这场高原上的“未竟之战”仍在继续，资源、意识、人才、体系的关隘依然横亘。日拱一卒，功不唐捐。高原上的星火，仍在为更系统的破局，照亮前路。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