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获特赦后，出席宴会遇“老友”却不认识，老友笑道：都20年了

“1963年2月，北京鸿宾楼——‘沈先生，这边请。’”寒风刚收，门口引座的小伙子一句招呼，把特赦后的沈醉带进了灯火通明的大厅。毯子厚实，酒香扑面，他却并不自在：来之前有关方面只说是“统战系统小聚”，名单并未公布。沈醉擅长打探，可这一次，他心里空落落的。

楼上铺着大圆桌，前排立着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几个干部。沈醉摘下鸭舌帽，拱手寒暄，眼前忽然出现一位满头华发的长者——对方笑意温和，却让他莫名心跳。举杯、寒暄、落座，气氛松弛，可那熟悉感像根细针扎在脑后。半盏酒后他压不住，凑过去问：“部长，我们以前碰过？”老者放下筷子，轻轻一句：“见过，二十年前，重庆红岩村。”话音不高，却像石子落水，回响层层。

记忆的闸门被拉开。那是1945年秋，国共和谈破裂前夜，身着军统制服的沈醉奉命赶到红岩村，限“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三日撤离”。当时一个年轻的报人迎出来，神色从容，对他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现如今，报人成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二十年，一纸对立早被年代抹平，只剩满桌暖意。沈醉端起杯子：“廖部长，今日有幸共席，愿以后常来常往。”廖沫沙答：“就是要交朋友。”一句话，把旧怨埋进了酒里。

宴会散场，沈醉走出鸿宾楼，寒气钻进领口，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被人记得”的方式太特别——不是同窗，不是故友，而是昔日的监视者与被监视者。躲不过，也剪不断。这晚，他失眠到天亮。

两个月后，全国政协礼堂里有一场茶话会。刚落座，一个陌生中年人拍拍他肩膀：“沈处长，好久不见。”对方不报姓名，只提一句“吴景中同学”，沈醉脑中掠过尘封画面：1941年夜里，他曾陪吴景中去“请”一位中大同学吃饭，准备策反，结果人家毫不买账，拂袖离去。没想到今天重新遇上。沈醉试探：“您该姓徐？”陌生人笑：“徐冰，现在中央统战部。”一句话，把沈醉汗毛都立了——当年要强请吃饭，如今人家成了副部长。徐冰却摆手：“那晚只是插曲，我反倒想拜读你谈军统的文章。别忘了‘霸王请客’这章，也该写进去。”茶话会散后，徐冰留下地址，邀他寄稿。沈醉站在台阶下，脸被冬日残阳照得发烫，心里却升起一股说不出的释然：原来对方并未记仇，还肯读他的书。

可写作并不是排遣罪责的万能药。沈醉夜里常翻文件、旧电报，越看越沉，感觉自己像被一张无形网缚住。1970年代末，他动过离开北京的念头：换个城市，或许能少见旧人，少揭旧疮。念头刚起，就被一封贵州寄来的信拦下：寄信人韩子栋，说买不到《我这三十年》，恳请寄一本。信封不厚，字迹刚劲。沈醉愣住——韩子栋，那个在白公馆、渣滓洞里蹲了十四年的“疯老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自己当年可没少盯梢那位“重点犯”。

犹豫半天，沈醉还是把书包好，再附一信：“敬请韩老指正。”挂号航空寄出。七日后，贵州回信到了，信里夹着韩子栋的近照——人消瘦却神采奕奕。末尾写着五个字：“革命无先后。”沈醉读完，手指颤了几下。对方的胸襟让他无处躲藏，却又不忍逃避。

1984年10月12日午后，北京东城区，门铃响起，沈醉颤颤开门。韩子栋扶着门框笑：“特意来京，看看老朋友。”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相拥半晌，说话都带喘。沈醉请他入座，却因心脏病只能浅聊十多分钟。临别前，韩子栋站在门口，拍拍他臂膀：“我们是好朋友。”沈醉握着那只骨节突出的手，没说话，眼圈红了。雨后天晴，胡同尽头传来自行车铃声，细而悠长。

同年冬，福建电视台筹拍《沈醉和华子良》，邀请两位老人重访渣滓洞。刑讯室里那张老虎凳还在，铁皮生锈，木条残缺。韩子栋看了几秒，缓缓说：“我在这儿坐过。”工作人员递上纪念册，他写下“渡尽劫波兄弟在”，沈醉把笔一转，接句“相逢一笑泯恩仇”。无声的默契，胜过任何辩解。

有人私下问韩子栋：“为什么能跟军统高官成朋友？”韩子栋答：“敌人是历史角色，朋友是当下选择。坐在对面的是七十岁的老人，不是当年那个握枪的处长。”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坚定。沈醉后来提起这事，只说一句：“胸怀不同，笔下也会不一样。”

特赦，宴会，相认，写书，回信，再相见——二十年被切成数段，又被一次次拼合。沈醉始终没躲开“过去”这两个字，却在一次次重逢里明白了另一对词：担当与和解。历史没有后悔药，但人可以选择怎样活完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