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北京鸿宾楼——‘沈先生,这边请。’”寒风刚收,门口引座的小伙子一句招呼,把特赦后的沈醉带进了灯火通明的大厅。毯子厚实,酒香扑面,他却并不自在:来之前有关方面只说是“统战系统小聚”,名单并未公布。沈醉擅长打探,可这一次,他心里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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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铺着大圆桌,前排立着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几个干部。沈醉摘下鸭舌帽,拱手寒暄,眼前忽然出现一位满头华发的长者——对方笑意温和,却让他莫名心跳。举杯、寒暄、落座,气氛松弛,可那熟悉感像根细针扎在脑后。半盏酒后他压不住,凑过去问:“部长,我们以前碰过?”老者放下筷子,轻轻一句:“见过,二十年前,重庆红岩村。”话音不高,却像石子落水,回响层层。
记忆的闸门被拉开。那是1945年秋,国共和谈破裂前夜,身着军统制服的沈醉奉命赶到红岩村,限“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三日撤离”。当时一个年轻的报人迎出来,神色从容,对他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现如今,报人成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二十年,一纸对立早被年代抹平,只剩满桌暖意。沈醉端起杯子:“廖部长,今日有幸共席,愿以后常来常往。”廖沫沙答:“就是要交朋友。”一句话,把旧怨埋进了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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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散场,沈醉走出鸿宾楼,寒气钻进领口,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被人记得”的方式太特别——不是同窗,不是故友,而是昔日的监视者与被监视者。躲不过,也剪不断。这晚,他失眠到天亮。
两个月后,全国政协礼堂里有一场茶话会。刚落座,一个陌生中年人拍拍他肩膀:“沈处长,好久不见。”对方不报姓名,只提一句“吴景中同学”,沈醉脑中掠过尘封画面:1941年夜里,他曾陪吴景中去“请”一位中大同学吃饭,准备策反,结果人家毫不买账,拂袖离去。没想到今天重新遇上。沈醉试探:“您该姓徐?”陌生人笑:“徐冰,现在中央统战部。”一句话,把沈醉汗毛都立了——当年要强请吃饭,如今人家成了副部长。徐冰却摆手:“那晚只是插曲,我反倒想拜读你谈军统的文章。别忘了‘霸王请客’这章,也该写进去。”茶话会散后,徐冰留下地址,邀他寄稿。沈醉站在台阶下,脸被冬日残阳照得发烫,心里却升起一股说不出的释然:原来对方并未记仇,还肯读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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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写作并不是排遣罪责的万能药。沈醉夜里常翻文件、旧电报,越看越沉,感觉自己像被一张无形网缚住。1970年代末,他动过离开北京的念头:换个城市,或许能少见旧人,少揭旧疮。念头刚起,就被一封贵州寄来的信拦下:寄信人韩子栋,说买不到《我这三十年》,恳请寄一本。信封不厚,字迹刚劲。沈醉愣住——韩子栋,那个在白公馆、渣滓洞里蹲了十四年的“疯老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自己当年可没少盯梢那位“重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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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半天,沈醉还是把书包好,再附一信:“敬请韩老指正。”挂号航空寄出。七日后,贵州回信到了,信里夹着韩子栋的近照——人消瘦却神采奕奕。末尾写着五个字:“革命无先后。”沈醉读完,手指颤了几下。对方的胸襟让他无处躲藏,却又不忍逃避。
1984年10月12日午后,北京东城区,门铃响起,沈醉颤颤开门。韩子栋扶着门框笑:“特意来京,看看老朋友。”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相拥半晌,说话都带喘。沈醉请他入座,却因心脏病只能浅聊十多分钟。临别前,韩子栋站在门口,拍拍他臂膀:“我们是好朋友。”沈醉握着那只骨节突出的手,没说话,眼圈红了。雨后天晴,胡同尽头传来自行车铃声,细而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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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福建电视台筹拍《沈醉和华子良》,邀请两位老人重访渣滓洞。刑讯室里那张老虎凳还在,铁皮生锈,木条残缺。韩子栋看了几秒,缓缓说:“我在这儿坐过。”工作人员递上纪念册,他写下“渡尽劫波兄弟在”,沈醉把笔一转,接句“相逢一笑泯恩仇”。无声的默契,胜过任何辩解。
有人私下问韩子栋:“为什么能跟军统高官成朋友?”韩子栋答:“敌人是历史角色,朋友是当下选择。坐在对面的是七十岁的老人,不是当年那个握枪的处长。”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坚定。沈醉后来提起这事,只说一句:“胸怀不同,笔下也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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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宴会,相认,写书,回信,再相见——二十年被切成数段,又被一次次拼合。沈醉始终没躲开“过去”这两个字,却在一次次重逢里明白了另一对词:担当与和解。历史没有后悔药,但人可以选择怎样活完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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