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重庆农民发现一具女尸，鉴定后确定她是中央一直在找的人

1975年深春，重庆沙坪坝区金刚坡的山风还带着凉意。

几位上山取柴的农民，在一块新翻的黄土旁瞧见一截疑似人骨。土不深，杂草稀，扒开后露出一具女尸，左腕的铁镣黑得发亮。派出所记录只写了六个字——“女性，死亡久远”。

线索断了，但档案没有丢。五年后，市里清点文物旧卷宗时，那张笔迹潦草的勘验记录重新被翻开。参与清点的老兵黎老头看到“手镣、金刚坡”，眉头一跳，他当年做过渣滓洞烈士遗骸搜寻，对这个组合印象太深。

“不会是她？”黎老头自言自语。同屋的小年轻愣住：“她是谁？”黎老头没回答，径直往存放烈士名单的柜子走。

时间再往前推，1949年11月23日傍晚，歌乐山电台岚垭的山道被雨水浸透。一个披着破棉袄的女人被特务押往山腰。她抬头看了一眼雾气中的山顶，只说了一句：“重庆很快就会亮。”那人回头吼她：“少废话！”

这名女子叫杨汉秀。身份很尴尬——军阀杨森的侄女，又是潜伏在重庆地下党的交通员。她最危险，又最合适。伯父的光环就是天然伪装，特务抓不到证据，却又始终惦记她。1947年至1949年，她三进三出监牢，总算苟住。最后一次没那么幸运。

1949年11月，解放军大军南下，重庆局势风声鹤唳。杨森为表忠心，放火烧城，随后准备逃台。他不想带上这个“麻烦的侄女”。命令很简单——彻底处理。特务深夜勒死杨汉秀，随手扔进山坡浅穴。手镣没卸，省事。

那一年，杨汉秀36岁。她唯一牵挂就是三个月大的女儿“果儿”。为了安全，孩子托邻居抱去了外省。临别前，她只塞了一张写有“杨益秀”字样的纸条，担心方言误差，特意写得歪歪扭扭。

1961年，养父母把纸条交给已经懂事的果儿。女孩信了，也疑惑：烈士名册里没有“杨益秀”。重庆烈士陵园，她跑烂了门槛；档案馆、党史室，遍地求证，都说没有此人。她只好一寸寸翻旧报，十五年下来，眼睛都花。

1975年的那具无名女尸，就这样和这段破碎的寻亲故事悄悄并列，却没人把拼图拼上。直到1980年，黎老头牵头复勘金刚坡。当年参与掩埋的两位农民被访到，其中一位回忆：“我们是被抓去埋的。那女人手上有镣，说话带城里腔。”

重庆市公安局将女尸遗骨送检，得出女性、三十多岁、死于1949年深秋。更重要的是，镣铐型号和渣滓洞出逃记录一致。与此同时，党史研究室找到一封1946年朱德批示的密信，信里出现“吴铭”与“杨汉秀”两名并存的代号。线索对上了。

1981年春，果儿接到电话，被告知参与DNA比对。“如果你愿意，可以来看一看。”电话那头语气平静。她到场时，玻璃柜里安放着洗净的骨骼与那截锈镣。工作人员递过一张泛黄照片，女人笑得腼腆，眉眼跟果儿几乎一模一样。

“这是我母亲。”果儿只说了这五个字。对比报告随后出炉：血样吻合度超过99%。至此，中央悬而未决的“杨汉秀下落”一案，终于有了结论。

1982年，重庆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碑文写明生卒年、籍贯与牺牲地，并特别注明：潜伏重庆、化名“吴铭”。曾参与渣滓洞押解的老地下党员到场，给她敬了一个军礼。

官方档案随之补录：1946年，她以“杨家大小姐”身份周旋于达官显贵之间，卖房卖地资助地下党；1947年被捕后，因为缺乏证据得以获释；1948年参与华蓥山起义筹备，同年8月因叛徒出卖再度被捕；1949年春短暂保外就医，劝杨森停火未果；同年11月遭秘密处决。

有意思的是，档案室后来清出一张旧契约：渠县城外一处良田，由“杨汉秀”签字变卖，得款一万六千银圆。落款日期正是1946年秋。钱去哪了？旁证显示，其中八成通过交通线送到华蓥山区。

案件尘埃落定，但杨家内部的态度颇具戏剧性。杨森晚年客死他乡，子嗣无人敢公开提及这位烈士堂妹。直到1984年，杨森长子才委托友人向重庆递交悔过信，承认杨森“四九年烧城、处死亲侄女”两事。信件仍存重庆档案馆。

值得一提的是，杨汉秀牺牲地点电台岚垭，如今只剩基座，被当地列入文物保护点。每到11月，附近居民会摆上一束野菊，简单，却不冷清。

关于那截铁镣，博物馆修复师做了防锈处理，放进恒温柜。参观人多时，讲解员常用一句话收尾：“它提醒我们，有人为了信念，把镣铐当成徽章。”

字条也保留着，墨色已淡。研究员提议拓印，果儿摇头：“让它保持原样。”她说完便离开展厅，只留下轻微的脚步声。

后来，党史杂志刊出专文，标题引用了她最后一句话——“重庆很快就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