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霄王桑坤：论闽南地名的雅化与俗化

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文 /王桑坤

地名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在历史长河中，闽南地名如同一个个神秘符号， 蕴含 着无数的故事与秘密。闽南地名雅化与俗化，传递时代变迁密码，联结历史发展脉络，承载传统文化基因。闽南 地名雅化与俗化长期并存，相互激荡，执着演绎。

当前，对闽南地名雅化与俗化进行梳理考察，探寻其外在形态、语词意义、文化意涵，辨析其路径方式、特点规律，厘清其利弊得失、经验教训，对于赓续闽南文化、促进闽南地名保护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闽南地名雅化的路径方式

雅化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指语言、行为或风尚向典雅方向演变。地名雅化，是把含义消极、直白、粗俗的旧地名，更改为阳光、吉祥、雅致的新地名，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名雅化其路径方式，可分“谐音雅化”“依形雅化”和“仗义雅化”三大类。

（一）谐音雅化。谐音雅化，即依照原名字音，将不雅的词，替换为读音相似的雅词，其口语未明显变化，而书写形式与词义焕然一新，别具意味。

一是同音雅化。即不改变原名字音，或仅改变音调，更换地名用字。厦门思明区海后路有条小巷，对面是鹭江道码头，以前收集粪便的担子经小巷抵码头运往郊区，有“屎巷”之称，后雅化为“史巷”；有条老街以前卖棺材，旧名“棺材街”，用厦门话谐音雅化为“光彩街”；“一巷一街”同音雅化，既保留了原音，又赋予新的内涵。南靖县旧地名“荒田”，取丰收之意，雅化为“丰田”。华安县旧地名“侯山”，因粮食、水果丰收，雅化为“丰山”。云霄一中所在地，位于云陵镇北部山丘，明清两代多坟墓，当地人称之“墓庵山”。原名不雅，闽南语谐音雅化为“望安山”。从“墓庵”到“望安”，音同调近，意境迥别，融注了政治夙愿、社会理想，彰显了价值导向。

二是同声母雅化。即依照原名声母，更换地名用字。泉州鲤城区有条狭仄小巷，原名“摸奶巷(mo lin hang)”，雅化为“梦麟巷(meng lin hang)”。思明区有条“暗迷巷”，因曾为码头商旅行人提供稀粥（庵糜）等“快餐”，久而久之，这巷子的稀粥，成了远近闻名的标志性餐饮，厦门人称之“暗迷巷（ām mûr hang）”。著名侨乡“浔尾”，厦门话为“jin mei”，本意是“浔江最末端”，雅化为“集美”。云霄县马铺乡下庵村有个自然村，闽南话称“打死狗（pa si gao）”，当地何氏村民苦其村名不雅，问贤人，取谐音，改称“博史古（bo shi gu）”。从“打死狗”到“博史古”，村名意境由俗转雅，偏远山旮旯村落，由此散发独特而浓郁的书卷气息。保持声母不变，改变韵母，替换地名用字，是常见雅化路径。

（厦门思明区老地名虞朝巷）

三是近音雅化。近音雅化，即声母、韵母均不相同，但整体读音近似的雅化。泉州西街有条“狗母巷（gou mu hang）”，雅化为“讲武巷（gong wu hang）”。思明区有条“虞朝巷（wu tiao hang）”，明清时这一带有农田，牛厩成排。名不雅，以闽南话谐音文字“虞朝”记之；有条巷子，以前经常杀狗、卖狗肉，俗名“刣狗巷（tai gou hang）”，雅化为“待教巷(dai jiao hang)”。

芗城区瑞京路旧地名“教苑王爷庙”，据说以前这角落住九户人家，逢年节祭神，每户各准备一碗牲礼，庙里一只供桌摆了九碗祭品，故称“九碗（gao wa）”，雅化为“教苑（gao wan）”（《漳州古城老地名》，政协漳州市委员会编印，2018年10月，第6页）。东山县旧地名“鬼子寿（窝）”，东山人称之“鬼子寿（gui a xiu）”，听起来实在“魑魅魍魉”，后雅化为“桂花树（gui hua qiu）”。诏安县深桥镇西溪北岸有个村，古时徐姓艄公在此摆渡，俗称“徐渡”。后为沈氏家族聚居地，出了沈锦洲、沈耀初等乡贤，以诏安方言近似音“仕”字代“徐”字，改村名为“仕渡”。云霄县云陵镇“狮公井”，雅化为“西岗井”。又如，濒临峰头水库马铺乡杉脚村“山猪湖”自然村，原名延续几百年，清末改名“仙池湖”。从“山猪湖”到“仙池湖”，音近而已，意境迥异。秋日午后，小小古村落在碧波万顷库区水面映衬之下，犹如瑶池仙境，流光溢彩。如今看来，“仙池湖”，含蓄昭示了百年之前更名者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

（二）依形雅化。依形雅化，即依照原名的字形或词结构，替换地名用字，雅化前后的地名字词，书写形式保持近似，词义美感，却大相径庭。

一是形近字雅化。即对原名不雅字，用含义更积极、更典雅的形近字，加以替换。马铺乡泮坑村，原名“半坑”。据说，清代该村罗氏家族重视文化教育，中秀才的乡贤将村名改为“泮坑”。“半（ban)”“泮(pan)”两个字发音不同。“泮”字，在《说文解字》里注释为“诸侯饷射之宫”，即诸侯举行宴会的宫殿；在《礼记•明堂位》中解释为“泮宫，周学也”，意为古代学校；在《诗经•卫风•氓》里，“泮”铺展的是“岸、水边”的情感画卷。“半”“泮”两字，形态高度相似而色彩迥异。从“半”到“泮”，借助形近字加以雅化，倾述了更名者耕读传家的故土情怀，抒发了超然尘外的人生向往。

二是拆字雅化。即对原名不雅字，通过笔画增减和拆分、取舍，使之变成与原字有一定相似性，但含义、色彩却完全不同的字。旧镇，位于漳浦县城以东，雄踞鹿溪入海口，明代港深水阔，一度成为闽南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商船云集，货运如流，人口稠密，临港有座“牛牯山”，得名“牯镇”。后“牯”字简为“古”，“牯镇”简为“古镇”，现又变为“旧镇”。有意思的是，漳浦方言里“旧镇”，读作“gu din”，而非“jiu din”。

三是省略雅化。即去掉原名中若干字，达到形式更精炼、语词更雅正、意涵更深远的雅化效果。省级历史文化村西潭镇山河村（诏安），原名“山宝雷村”，官陂镇龙岗村（诏安），原名“龙过岗村”。火田镇瑞堂村，是云霄县黄氏祖村，明末“一代完人”黄道周在东西城门留下“师水朝宗”“庚壁西曜”匾额，村有观音庙，原村名“和尚堂”。闽南话里的“和尚堂”，具象、直白、乡土，简化而来的“瑞堂”，形式更简练，含义更具包容性。

（三）仗义雅化。仗义雅化，即依仗原名的词义，以词义相关词，替代不雅之词，形成了关义与反义两种情形。

一是关义雅化。即雅化时依托原名之“义”，借助联想，将相对俗常、草根、直白的词，改为含义相关但更为雅致、庄重、含蓄的词，达到雅化之审美意趣、文化内涵。如，修饰词从浅白的“刣瓜巷”（鲤城）、“打铁巷”（芗城）到雅致的“台魁巷”、“炼锋巷”，喻体从俗常的“钟宅湾”（厦门）、“坂山”（龙海）到庄重的“五缘湾”、“榜山”的转变。

又如，东山县“偷吃巷”“恶路街”被更名为“桃树巷”“澳路街”，云霄县“笼霜石”“牛角见”“鸡笼山”“牛屎岭”被雅化为“龙床石”“宜谷径”“居人山”“御史岭”，等等，这无疑使雅化结果形象眼前一亮。

二是反义雅化。即对词义消极、不吉、卑贱等负面义地名，将不雅词进行反义切换，变为含义积极、祥瑞、合乎礼法的正面义地名。火田镇大坑村有个自然村，原名“贼坑”，颇有些来历，村名嵌入“贼”字非但不雅，听起来让人惊诧，错愕不安，不敢久留，十里八乡姑娘多不愿意嫁“贼坑”。后乡人痛下决心更名为“粮坑”。在粮食短缺饥荒年代，大山深处不起眼的“粮坑”，竟一度成为外人向往之地。从“贼坑”到“粮坑”之嬗变，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直接寄寓与人类个体生存发展紧密相关自然期待，赋予超越村名字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意涵。又如，马铺乡客寮村有个自然村，本地人称之“官笼”，民间有“马住铺、客住寮、官住笼，每况愈下”的戏谑说法，由此历史上某些官员下乡到“官笼”，如三国凤雏先生行至落凤坡，心有余悸，甚至闻之色变，避之不及。后改名“官乡”，一字更替，避忌趋吉。对不雅地名，替换不雅字，重新组成一个展现健康吉祥、更具文化意蕴词语，雅化前后之地名，在结构上保持一致，但含义迥别，给一方土地披上诗意外衣，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雅化方式。

可见，地名雅化的路径方式，以“音、形、义”三要素为依循，表现“地”自然景观的显征雅化、炼辞雅化等，彰显“时”人文蓄涵的古称雅化、用典雅化等，寄寓“人”主体心理诉求的愿景雅化、寓托雅化等等。

二、闽南地名俗化的规律特点

与地名雅化相反的演进，是地名俗化，即将地名通俗化，使之更具地域色彩、民间气息，更加通俗易记。这一过程的规律特点，值得我们审视研究。

（一）在语音讹变中俗化。一些闽南方言发音有微妙差异，地名字词在口耳相传过程中发生音变，书写方式可能也随之发生变化。鲤城区聚宝街有条“道才巷（dao cai hang）”，传说古时此处有“王佐之才”的人，在泉州话中“佐”与“道”谐音，又称“佐才巷”，但当地人习惯称之“肚脐巷（du cai hang）”。还有条“燕支巷（yan zhi hang）”，元朝时，大批蒙古人聚居于此，为纪念其祖先发迹地燕支山，蒙古人后裔称为“燕支巷”，泉州市民习惯称之“胭脂巷(yan zhi hang)”。

晋江市安海镇，古称“湾海（wan hai）”，在泉州城南濒海处，扼晋江、南安两地水路要冲，是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重要港口之一。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载：“安海镇，府南二十里，古名湾海。宋初始改为安海，曰安海市。”宋开宝年间，唐名臣安金藏后裔安连济，徙居湾海，易“湾”为“安”，始称安海。宋代安海属晋江县开建乡修仁里，称安海市。明代承元旧制，安海仍属晋江县第八都，改称安平镇。清代复安海镇旧称。如今，当地人称“安海”仍念作“wan hai”，而且，对附近的南安、惠安、同安之“安”，还是念“wan”，而非“an”。但在称安溪、华安、诏安之“安”时，念作“an”。

芗城区延安南路旧地名“丽藻池”，相传宋朱熹曾在此授课解经，因蛙鸣喧嚣让人烦躁，朱熹作字投之，至此无蛙声，遂改名“断蛙池”，但在漳州方言中讹作“电花池”。新华东路岳口街“御史巷”，明代龙溪知县王士昌在此立有牌坊，王士昌升任御史，故称“御史巷”，但后来在漳州方言中讹称为“牛屎巷”。新华东路“郊野桥”，后雅化为“教子桥”，但当地人称之为“角仔桥”。《漳州古城老地名》，政协漳州市委员会编印，2018年10月，第9页。）

又如，芗城区芝山公园有座“仰止亭”，为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漳州知府孙裕（江苏吴江人）倡建。孙裕撰联曰：“几回仰止高山，自卑自迩到此地位；中有考亭深处，亦步亦趋示我周行。”（《漳州古城老地名》，政协漳州市委员会编印，2018年10月，第3页。）表达了对先贤前漳州郡守朱熹敬仰之情。近500年来，仰止亭屡毁屡修，当地人却称之“老鼠亭”。原来，“仰止”一词，漳州话发音为“yang zhi”，有些拗口。它与闽南语“老鼠（gao ci）”发音相近。时间一长，因谐音而讹，芝山公园颇具人文气息地标建筑“仰止亭”，竟成了漳州市民口中的“老鼠亭”。怀瑾握瑜寄寓教化的“仰止亭”，被讹成藏污纳垢的“老鼠亭”，反差实在太大，借闽南俗语比喻，就是“珍珠看作老鼠屎”。这也是首倡者大明漳州知府孙裕始料未及的一桩糗事。

（二）在字形讹误中俗化。对某些“太官方的地名”，特别是字形繁复、书写困难的地名字词，在碑刻传抄、书写习惯中被简化，或被误用，导致近形字、异体字粉墨登场。如芗城区老地名“龙眼营”，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载：“龙骇瀛桥，其地多龙眼树，俗呼‘龙眼营’，宋志‘龙骇瀛’（明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三十三，道路志，明正德八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9月，第706页）。“龙骇瀛”，闽南话读音拗口，文字书写繁复，而当地龙眼树众多，漳州人习惯称“龙眼营”。漳州高新区“琥珀岭”，明清时此地丘陵多松树林，漳州人却讹为“虎爬岭”。

又如，“陂（bi）”字，收录于《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日）宫田一郎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版）。《汉语大词典》也收录“陂（bi）”字，曰“地名用字”，收有陂池、陂棣、陂渠等词（罗凤竹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一卷，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纂，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6月，第958-959页）。在含闽南客家人在内的闽南人语境中，“陂（bi）”，原意指溪流拦水、引水灌溉工程。民国《云霄县志》记载了“白泉陂、军陂、西庵陂、上下河陂”等8处涉“陂”地名（民国徐炳文编，郑丰稔纂：《云霄县志》（校勘本）卷三，地理山川，民国三十六年版，云霄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整理，2015年10月，第67页)。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云霄县火田“圣王陂”（即军陂），始建于唐代，渠畔现存清代咸丰八年（1858年）碑刻2方，记载其建设及地方官调处灌溉与航运矛盾始末。可惜的是，这方有历史价值的清代石碑，镌刻的地名赫然是“圣王坡”，而非“圣王陂”。

云霄县唯一的少数民族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下河乡坡兜村，畲村“坡兜”，闽南话念作“bi dou”。原村名应为“陂兜”，字虽改，但音不变。据《钟氏族谱》旧谱残本记载，陂兜钟姓其源属宋入闽汀州白虎村钟朝派，明诏安陂头钟月朗支系。明宣德年间，钟姓族人从诏安县官陂镇陂头社徙居平和县新安里屯坑溪中游（今陂兜地域），衍居陂兜、圳头两处。钟氏与周边村民合筑陂圳，引水耕作，为后代不忘祖籍，便为两社取名“陂兜”“圳头”。“兜”，《康熙字典》注释：兜，兜鍪也，首鎧，象人头形也。本处意为“头”。“陂兜”“圳头”承载了钟氏家族祖居地信息。

诏安县官陂镇，“官陂”闽南话念作“gua bi”，明《漳州府志》记载诏安县水利条目，就有“官陂、南婆畲陂、南坑陂、小篆陂、金溪陂，上俱二都（明罗青霄修纂：《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诏安县，明万历元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整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136页)。”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则载“官陂，创筑时官为督工，故名（明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三十三，道路志，明正德八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9月，第724页)。”“陂”字，常常误用为“坡”。今天，涉及“陂”字闽南地名，不少被改写为“坡”字。以上例子，不难看出闽南人对地名俗化的实用主义趋向。

（三）在简洁易记中俗化。对某些“记不住的地名”，给予简洁化处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东山县铜陵镇有条街叫“24米”，其路面12米，左右人行道各6米，加起来刚好“24米”，其官方路名“铜兴大道”不大顺口，居民反而记不住，老铜陵人一听“24米”，就知道在哪里。铜陵镇有个旧小区，人称“八千二”。自媒体博主岳响先生就此追根溯源，请教当地文史专家陈炳文先生，作一番考证。原来它是1982年建成的住宅小区，共93套，每1套面积60平方米，每1套房子售价8200元，每1平方米约137元。“八千二”代表1套房子总价，故称之“八千二”。后小区改造，官方命名“金利小区”，但东山人仍习惯称之“八千二”。云霄县丁洋社区有条路叫“18米街”，绥阳社区有条路叫“9米街”，土生土长云霄人，大都知道这两处在哪里，却不大清楚其官方路名。研究表明，简洁的地名俗化结果，有助于快速捕捉受众注意力，触达更广泛受众群体。

（四）在诙谐调侃中俗化。就像人有外号，一些地名也有外号，外号一旦叫得响，真名反而无人提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芗城区新华北路与胜利路交汇处，有一栋坐西朝东临街大楼，一楼是饮食公司和果品公司门市部，二楼是新华百货商场，三楼是商贸旅社，大楼外饰采用水泥浆粉刷，深灰色调，一度成为老漳州地标建筑，当地人称之“黑大楼”。一提大名鼎鼎的“黑大楼”，就知道在哪里，具体路名门牌反而说不清楚。外地人好奇，大楼是灰色的，咋叫“黑大楼”呢？莫非当年是倒卖紧俏物资地下交易场所？类似传说与联想，口口相传，有些神秘，给南来北往商旅行人印象极其深刻。又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集美区某大专教师宿舍小区，师生称之“三亩二”。那块地盖房子时，报批面积刚好“三亩二”，项目竣工后，有路牌也有门牌，可惜没多少人记得住。“三亩二”，俗得掉渣，竟成为一代集美人的青春记忆。可谓“俗名广行，雅名辄废”。

有大雅，就有大俗。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没有判断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别无他能。对群体来说，永远不存在不可能的事。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匪夷所思的传奇和故事会被创造出来，并四处传播（法国古斯塔夫•勒庞著，范雅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重庆出版社，2023年7月版，第37-38页）。”闽南地名俗化，浸润了闽南城乡最原始的市井气息，触摸了闽南大地最现实的人情冷暖，也封存了千百年来闽南人最淋漓的群体意识狂欢。

三、闽南地名雅化与俗化长期并存相互激荡

冯骥才在《地名的意义》中说：“地名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冯骥才：《地名的意义》，《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3日第12版）。”闽南地名，是中华传统文化“活化石”，是千百年家国情感的接续传承。研究表明，闽南地名雅化与俗化，长期并存，相互激荡，彼此消长。

（一）地名雅化，有其历史必然性，更多的是体现主体意志。地名雅化，乃大势所趋，有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治干预最为深远。一是政治导向需要。历史上，一些旧地名在“音、形、义”上，不同程度存在粗俗、直白、消极的含义，与主体意志倡导的政治立场、家国理念、价值观念有偏差，甚至相对立。历代执政者从社会治理需要考量，在地名雅化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铲除不利国家统一、有碍社会稳定、有伤道德风化的地名因子。在政治导向干预之下，许多地名雅化演绎，频频出现“安、定、平、和、靖、泰、宁、治”等字眼，表达了执政者维护正统、求稳怕乱的利益导向，彰显了鲜明的政治导向，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二是经济发展带动。时代不断进步，经济走向繁荣，人口日益增长，城镇化率攀升，新地标、新地名大量出现，地名雅化步伐也随之加快，主管部门命名的新地名，大量使用正向含义字眼，如“平安吉祥、健康长寿、富贵福禄、兴隆发达”等等，字面含义不断走向积极、阳光、庄重。三是人文素养引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更多的百姓接受人文教育，综合素养大幅度提高，缘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加上有识之士大力呼吁，社会贤达推波助澜，地名雅化需求愈发强烈，地名雅化层次不断提升，许多老地名更名上避俗就雅，新地名命名上祈福祷安，地名雅化浪潮一波接着一波高涨。

（二）地名俗化，有其广泛草根性，更多的是折射百姓思维。如果说地名雅化有时代主流的影子，那么地名俗化，辄如离离原上草，烧不尽割不完。一茬又一茬草根俗地名，生命力极其顽强。

一是雅化有短板，俗化有空间。一些地名，特别是有些主管部门命名的新地名，看似白富美，闻之高大上，但往往脱离实际，百姓因音近而讹，地名由雅而俗。作家朱湘（1904—1933）在散文《胡同》里说：“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朱湘：《胡同》，刊《文苑》，2006年第9期)。”前文提及“狮公井”改为“西岗井”，闽南话“狮公”，一般指道士，从官方看，雅化结果消除了迷信色彩。从百姓视角看，“西岗井”还不如旧名“狮公井”有人情味。雅化之后，市井坊间道士与古井之间的传奇轶事无人提及，百年古井承载的乡土气息淡了，蕴含的历史韵味散了。

二是雅化易回潮，俗化无休止。地名雅化，并非“一雅通吃”。上世纪“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改名或命名的一些地名，如“超英”“赶美”“永新”“红阳”等，字里行间洋溢战天斗地之激情，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特点，但今天，已不大符合当下的世界观、价值观，差不多被老百姓遗弃，重新拾用旧地名。一些地名，由雅而俗，再由俗而雅，循环往复。龙文区响水桥，始建于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初名“东港桥”。清初重修，改名“济津桥”，名虽雅，但闽南语不好读。清代福建总督姚启圣重修后，改为“响水桥”，沿用至今。石狮市蚶江，因产蚶贝得名，石狮方言中“蚶”音近“涵”，曾雅化为“涵江”，后因地理特征恢复原字“蚶”。鲤城区有条巷子，相传古代住过某研究文史的学者，得名“究史巷”，在泉州方言里讹为“狗屎巷”，现在定名为“讲史巷”。

雅俗反复变迁的命名逻辑，体现了从地名雅化与俗化之间的演绎切换，从未休止。研究表明，官方雅化的地名，生命力较弱；民间俗化的地名，生命力较强。

三是民智无穷尽，俗化如潮涌。地名俗化，更多的是聚焦百姓视角，回荡百姓呼声，闪现百姓智慧。地名俗化，高手在民间，像不大不小的孩子爱给别人起外号，有的外号还不大好听，但它俚俗、生动、形象，符合传播学原理，受众一下子记住了。如，据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官网介绍，2012年该市在松花江边建成一座户外文化景观雕像，展现了东明王子勒缰立马、两只乌龟驮其渡江情景。雕像名为“东明建国”，寓意坚韧不拔、好运长寿的松花江精神源远流长。它源自一段美丽传说，西汉初年，居住在嫩江下游的索离国王子东明率众迁居松花江畔鹿山，建立东北第一个奴隶制地方民族政权夫余国，拥有2200年建城历史的吉林市由此发端，繁荣至今。据2023年5月15日《鲁中晨报》报道，因雕像底座有两只乌龟，当地市民称之“立马双龟”，讹化为“立马双规”，恰逢当地近年多名干部落网，引发热议。2023年初“东明建国”雕像中两只乌龟被割除，并加围挡。当地市民发现乌龟割除后，空洞处填充黄土，调侃这是“立马黄了”。前文提及的“24米”“八千二”“老鼠亭”“黑大楼”“三亩二”等俗化地名，就像狗肉，上不了正规宴席，但它香喷喷，有滋味，小市民就好这一口。

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大众从不渴求真理，他们对不符合他们胃口的证据总是视而不见。如果谬误引诱了他们，他们就将崇拜谬误。谁能为大众提供幻想，谁就能轻易成为他们的领袖（法国古斯塔夫•勒庞著，范雅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重庆出版社，2023年7月版，第126页）。”当然，像“八千二”地名，还有一定的凭证价值，即它承载着“1982年闽南县城新房子每平方米售价约137元”经济信息，见证时代变迁。从社会心理学看，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百姓与商业性操作之间，在地名认知上存在“两套话语系统”。底层百姓对一些商业地名、雅化的地名，如“某某大道”“某某酒店”“某某地标”，并不看好，也不买账。他们擅于调侃揶揄，乐于率性奚落，长于无厘头、抖机灵，有意无意之间消弭解构那些所谓庄重严肃、刻板教条的某些词汇，借此吐槽发声，甚至发泄不满。对地名俗化这种现象，当事者其实很难加以有效约束，事先难以预知，事中如瞎子似聋子，事后尴尬了、恼怒了、下不来台了，才被动干预，往往慢了半拍。俗化之名，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难以把控，不易扭转。

（三）地名雅化俗化，有其消长互动性，更多的是长期并存激荡。地名雅化与俗化，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光芒。我们要善于从雅化俗化此消彼长中吸收有益因子，为我所用。

一是雅化俗化各有利弊。冷静审视地名雅化与俗化，很难说雅化的就好，俗化的不好。一些强力推动的地名雅化运动，或操作不当，或用力过猛，反而使原来地名中所蕴含的乡土文化气息，不同程度地淡化弱化，甚至丧失殆尽。成功的雅化与俗化，应该是既尊重百姓感受，又尊重原地名所承载文化信息，尊重原地名发音；既植入典雅吉祥、积极阳光因子，又保留历史文脉。据2023年8月15日《海峡导报》报道，文旅宣传片《土楼密码》，将“官陂（bi）”字幕打成“官坡（bo）”，引发当地凤山楼客家宗亲后裔异议，认为媒体宣传对传统地名随意篡改，涉及客家文化传承与地名表述规范问题。当地文旅部门回应系“字幕输入失误操作”。有学者指出，类似差错可能削弱地名文化认同，尤其影响两岸客家同源地名的交流与认知。这表明，在数字化传播中，方言读音用字与标准拼音用字的冲突日渐凸显，地名文化保护与现代大众传播之间，地名雅化与俗化之间，需要达成某种动态平衡。

二是雅化俗化互促关联。在地名雅化与俗化互动切换中，我们应积极有效干预，特别是雅化方面，应尽可能考虑雅化前后地名要素关联，尽量减弱“人”的主观寄寓和“时”的同质反映，强化对“地”的客观自然或历史人文的依托、表现与彰显，进而增强雅化结果的地域色彩、个性特征，丰富雅化结果的文化内涵、人文价值。东山县铜山古城文促会孙用川先生介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山县就“鬼子寿”改名一事，会同当地文史专家，经实地考察论证，据“鬼子寿”区域多植桂花树之现状，考虑周边要素关联，改名“桂花树”。旧地名“恶路街”，位于铜陵镇码头社区，历史上受到“撞拼贼”（海贼）侵扰。后雅化为“澳路街”，与周边“澳雅头”地名协调契合。“澳路街”背后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铜陵百姓反海贼抗争史，蕴含海洋文化气息，侧面反映了明清时期铜山港也是闽南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之一。“鬼子寿”“恶路街”改名，得到各界广泛认可，这是闽南旧地名雅化典型案例之一。

三是雅化俗化激荡消长。闽南地名雅化俗化，跟闽南民俗传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密切相关。要以乐见的方式和通俗的语言，让受众知晓雅化俗化背后历史文化意蕴，透过雅化俗化触达的文化逻辑，感受雅化俗化的精神诉求。台湾省彰化市鹿港镇菜园路38号边的“摸奶巷”，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前往打卡，在嘻哈打趣中，为游客提供“探索•遇见”之情绪价值，成为台湾一大热门景点。厦漳泉旧城区“摸奶巷”有好几处，除了泉州雅化为“梦麟巷”，漳州某地把“摸奶巷”雅化为“睦邻巷”，意为“乡风文明见成效，摸奶巷变睦邻巷”。从发展文旅经济层面看，旅游景点需要噱头，往往越是稀奇、越是离谱的景点，越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听起来不正经的“摸奶巷”，要比文绉绉的“梦麟巷”“睦邻巷”，更富吸引力，更具旅游价值。

四、借助地名雅化与俗化，让闽南地名“活起来”“用起来”“火起来”

闽南地名是记忆名片、寻根标本、乡愁载体，承载着闽南人眷念吾乡吾土的家国情感。当前，借助地名雅化俗化，积极探索闽南地名活化利用有效途径，是对历史记忆、文化根脉的敬畏守护，也是铸牢文化自信根基、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时代使命。

（一）深化学术研究，让闽南地名“活起来”。民政、文旅、史志、社科、侨台、院校等部门要联合开展地名研究，出版一批闽南地名文化研究成果，确定一批闽南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立“闽南老地名图文音频视频资料AI编辑云平台”，促进“旧名新生”，让闽南地名“活”起来。邀请地名专家举办讲座，讲好闽南地名故事。开展海峡两岸“同名村社”结对交流，组织大中小学生踏上“闽南地名寻根之旅”，赋予地名“活态生命”，以丰厚地名文化，融入闽南生活，滋养闽南儿女，传承闽南文化。

（二）赓续历史文脉，让闽南地名“用起来”。西南大学田学芝、蓝勇指出：“现代地名，作为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实用意义符号，最基本的实用在于地域识别，最人本的实用在于历史记忆，最终极的实用则在于文化传承(田学芝、蓝勇：《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要运用地名雅化俗化规律，实现地名雅化俗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保护第一、以用促保”原则，实施“闽南地名记忆”计划，在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中，通过采取原址保护、移位保护、数字赋能保护等方式，建立醒目地名标识，提供精准地名简介，网络覆盖地名搜寻，赋能路牌门牌二维码兼顾新老地名信息，探索可视化叙事和场景式解读，抢救性保护有人文价值的濒危老地名，使之重放光彩。要凸显新地名命名文化属性、实用属性，在时间维度上赓续历史记忆“中规中矩”，在空间维度上彰显地域识别“好找好记”，稳妥做好新道路、新小区、新公共建筑等命名，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杜绝“大洋怪重”新地名产生，塑造闽南崭新形象。

(三）探索融合发展，让闽南地名“火起来”。闽南地名雅化俗化，历经了千百年风雨，见证了闽南发展，新时代赋予闽南地名更多更新内涵外延。要推动地名保护利用由“少数人守护”转向“多数人同行”，让闽南地名“火起来”。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激活地名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统筹推进闽南地名“文、教、旅”融合发展，使之从“活化”走向“创造”。要发挥涉台、涉侨闽南老地名独特作用，凝聚同祖同宗同源同脉同俗共识，增进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促进华人华侨对祖国故土的情感联结。要联合旅投集团，推出闽南地名文创产品，打造闽南地名文化旅游路线，带动文旅康养美食业态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闽南地名文化独特魅力，使之焕发蓬勃生机，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代，奋力书写更美的时代华章。

时代在变，地名在变，不变的是，每当提起心心念念的闽南地名，就勾起闽南人的乡思乡愁，由此记住了土楼山村，记住了红砖大厝，记住了古街老井。循着一杆杆旧路牌、一张张旧门牌，或俗或雅闽南地名，必将成为漂泊在外闽南游子最温暖的情感记忆，由此踏上魂牵梦萦的“回家之路”。

作者简介：王桑坤，福建云霄人，供职于云霄县某机关单位

云霄县云陵镇西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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