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秋 | 钱穆与钱基博的交往之初——从钱穆《与子泉宗长书》说起

作者 刘桂秋

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无锡报业名人李柏森创办的《无锡新报》创刊。该报由投资人孙鹤卿、方寿颐、华淑琴、薛育津、杨蔚章等组成董事会，并推钱基厚为董事长。这张报纸创办时颇具规模，李柏森自任社长，冯云初任经理，创刊号上有国内知名人士的题词，孙中山也为该报写了“阐扬民治”的亲笔题词。

孙中山为《无锡新报》题词

李柏森和现代著名国学家钱基博是朋友，他的儿子、曾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和钱基博的儿子钱锺书后来也是知交，所以李慎之曾说“我和钱（锺书）先生是世交”。《无锡新报》的发刊词即是李柏森请钱基博所写。不仅如此，《无锡新报》创刊后，开设了两个专版：每月月初出《文学月刊》，月中出《思潮月刊》，这两个专版也都是由钱基博担任“主干”。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思潮月刊》“第一号”出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号钱基博撰的“发端”词之后，打头的一篇文章是钱穆的《与子泉宗长书》，这是一篇今已不为人所知的钱穆佚文。据文中所叙，在写此文之前不久，钱穆曾见到钱基博，听到他论述古代哲学中“个性群性”的问题，觉得与自己的看法“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尽切合”，所以写此信给钱基博，和他作进一步的讨论。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大归穴，不外“发展个性而无背于群道”一语。《易》首《乾》、《坤》，取象于龙马，龙行天无碍，马行地，则必宛委以循道；又《礼记·中庸》中说“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龙行天”也好，“率性”也好，都是说要发展个性；而“马行地”、“修道”，则是强调在发展个性的同时又必须无背于群道。再看孔子所提倡的“忠”和“恕”的概念，钱穆认为“忠者，率性之直道也；恕者，修道之方教也。”但“今之学儒者，过重恕，过重和利，其弊至于不忠、不真实”，所以“西国学风，大可用为救药”。

钱穆此文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他早期的学术思想，也解决了历来在钱穆生平研究中的一个悬疑的问题。据钱穆自己晚年在《师友杂忆》一书中回忆，一九二三年秋，决定不再担任厦门集美学校教职的钱穆回到无锡，经钱基博介绍，转入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而钱穆此前与钱基博遇识订交，是因为钱基博“曾私人创一定期刊物，忘其名，按期出一纸四面。余读其创刊，即投稿解释易坤卦直方大三字，获载其第二期。”事隔半个多世纪，钱穆对这份“刊物”和自己文章的名称都已记不太清楚了。近年出的一些钱穆传记，如陈勇《钱穆传》、印永清《百年家族——钱穆》等，在叙述这一段史实时，也都是根据钱穆自己的回忆。

再来读《与子泉宗长书》，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者，人之性也；直直相遇，将生抵触，故圣人救之以‘方’。方者，不失直性而自有宛委，能相和利，广行而无碍矣。故‘直’，乾也，率性是也；‘方’，坤也，修道是也。”据此可以判定，钱穆所投之稿，即这篇《与子泉宗长书》，登载此文的刊物，并非钱基博私人所创，而是由他担任“主干”的《无锡新报》的专版《思潮月刊》；并且期数是第一号，而非“第二期”。

钱穆《与子泉宗长书》

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字因缘，钱基博后来才推荐钱穆到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两人在较短的时期内成了省三师的同事（因为钱基博当时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因任省三师四年级课，欲待其班毕业，所以仍每周返校兼课，所以说两人是“在较短的时期内成了省三师的同事”），钱穆后来在《师友杂忆》中这样评价钱基博：“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钱子泉。生平相交，治事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又说：“余在厦门集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三校，校内敬事者有钱子泉，校外敬事者有金松岑，皆前辈典型人也。”这话在晚年的钱穆笔下道出，应该说有极重的分量。

附：

《与子泉宗长书》

钱穆

日昨得亲讲诲，大恨往昔妄自疏外，未敢早进于长者之前。而不期长者不弃其愚闇，而殷勤诱掖有如此也。退味所言，于东西思想根本异同之处，正为穆平居之所冥搜孤索、一知半解而未能遽自信者，闻所证指，恍然若有发，憬然若有悟。辄复略申其意：

中国哲学，根本重一“行”字。而近人多疑中国哲学为“静”的“死”的者，是未深研古籍之过也。请以《易》证：《易》首《乾》《坤》，取象于龙马。龙马皆健行，龙行天无碍，马行地，则必宛委以循道。故乾者，知之事也，欲望思想，皆知事也：坤，行之事也。人可以随所思，顾不可以随所行。何者？率性迳情而行，则人群相妨碍、相冲突，而群道苦矣。《中庸》“率性之谓道”，此乾道也；“修道之谓教”，则坤教也。人群相处，不可以率性，犹如马之驰骤，不可以无道。马行而无道，则泛驾覆车之祸生矣。《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者，人之性也；直直相遇，将生抵触，故圣人救之以“方”。方者，不失直性而自有宛委，能相和利，广行而无碍矣。故“直”，乾也，率性是也；“方”，坤也，修道是也。修道之说，倡自儒家，而老子则主法自然，仅欲率性，亦非人群相和利之道。后来习老庄者，都疑修道则已背自然，不悟“方”之未失“直”性。而后来学孔者，不能“方”，浸流于“曲”，如公孙宏［弘］之“曲学阿世”是也，重为世所垢病，则岂儒者之罪！故穆谓中国古代哲学之大归穴，不外“发展个性而无背于群道”一语。至于老子之法自然，盖仅仅做到“发展个性”一层；较之孔子，不能不令人生后来居上之想矣。

孔子自言：吾道一以贯之，“忠”、“恕”是也。忠者，率性之直道也；恕者，修道之方教也。《墨经》“方不障恕也”，《大学》“挈矩之道”，“矩”亦方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恕之事也；毅，忠之事也。忠而不恕则褊，恕而不忠则伪。忠者，发展其自我之个性，而恕则求个性之无违于群道也。《中庸》不云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本此未发之中而如量表现之者，忠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恕者，即此发而皆中节之太和也。儒者言“节性”；至于“率性”，则老子自然之旨。儒者非不言率性，乃以节性为率性者，犹如禹之流导江河，使得其道而无汎滥，无背于水之就下之性，而自有宛委中道之妙。水之滔滔汩汩、一日行千里而向下者，此水之忠也；至于崖岸自限，廉折随势，有浸灌之功，而无荡决之害，则水之恕也。《说苑》引孔子以水之曲折循理谓之“智”，“智”即恕也。仁则忠也，勇只是必行之意，故忠者，真实之行也；恕者，和利之行也。今之学儒者，过重恕，过重和利，其弊至于不忠、不真实。西国学风，大可用为救药。故穆谓今日而言古学，当首重行，次重“忠”，而“恕”不妨置为后图，补偏救弊则然也。

凡右所陈，盖穆积年冥瞽之见，闻长者个性群性之论，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尽切合，故敢约略道其大要，先以书呈，备他日之面竭［谒］焉。

补记：此文曾以《新发现的钱穆佚文（与子泉宗长书〉》为题，刊于《江南论坛》二〇〇五年第四期。上文提到：“近年出的一些钱穆传记，如陈勇《钱穆传》、印永清《百年家族——钱穆》等，在叙述这一段史实时，也都是根据钱穆自己的回忆。”二〇〇七年，陈勇先生的《国学宗师钱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叙述钱穆与钱基博因何而遇识订交，进而因钱基博推荐而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采用了笔者的发现成果。

作者简介

刘桂秋，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等。出版著作有《汉诗选译》《陆游诗词选译》《吴地节日风俗》《无锡名人》《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和《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唐文治年谱长编》等七部。点校整理著作两部。参编著作九部。在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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