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解读武大性骚扰案判决：法院如何认定男生不构成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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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原文发布于7月26日，于7月28日被投诉删除，现重新发布。

武汉大学女生控诉男同学在图书馆内“性骚扰”败诉的案件，各位应该都看到了吧。

不了解案件经过的，可以自行查阅相关了解详情。

女生控诉文

在法院昨日作出判决后，原告杨某延续此前在公开控诉文中披露男生个人信息的做法，再次将未作任何匿名处理的完整一审判决书上传至互联网，原、被告及证人等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全部公开，虽然已经删除，但还是被网友保存了下来。

原告感慨“这判决也没给我留活路”。

在司法程序已尘埃落定的背景下，这样的发言，似乎更像是在为情绪寻求补偿，而不是在尊重法律的结果。

她曾自信满满地发帖记录“维权”过程，如今却感慨判决没有给她留一条生路。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并不真正期待一个公正的裁判，而更希望裁判结果能服务于自己的“剧本”。

正因为她的这一次冲动的“公开”，公众才得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判决的完整内容。

根据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告男生肖某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主要理由有两点：

第一，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男生当时存在性骚扰行为；

第二，本案不符合“针对特定受害人”的构成要件。

下面我们将依据女生公开的判决，对法院的认定不构成性骚扰的理由进行分析。

1.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肖某实施性骚扰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杨某提交了跨度约1小时的4段视频，内容显示被告在桌下将左手放在两腿之间，手部有轻微且不规律的动作。

法院认为，从视频中肖某的手部动作，无法得出其存在“自慰”行为的结论。

（2）原告杨某提交了被告肖某的道歉信及录音。

录音中，肖某最初表示：“我真的对不起，如果你刚才跟我说，一定帮你马上删了”，并在道歉信中写下“拍了姐姐，侵犯隐私权”等内容，之后又陈述“没拍”，并写下“做了下流的事”，但未指明具体时间。录音中，原告杨某也始终未明确因何事要求肖某道歉。

法院认为，道歉信和录音内容前后矛盾，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3）公安机关对被告肖某的询问笔录及在场证人黄某的询问笔录。

肖某报警后，在笔录中称：女生在图书馆大声指责他，要求写道歉信，他出于息事宁人写下内容，但自己并未意识到有任何恶心的行为。证人黄某在笔录中表示，未看到被告有具体的骚扰动作，也未听到任何骚扰性言语。

道歉信的内容与公安笔录存在明显出入，法院据此认为，无法得出被告存在“自慰”行为的结论。

（4）被告肖某提交了其就医咨询记录、患处照片及购买药品记录等材料。

法院认为，案发时正值夏季，肖某母亲确于当天中午托人购药，故被告因皮肤瘙痒而抓挠患处，具有高度可能性。

（5）武汉大学作出的处分决定。

处分决定中认定肖某存在“不雅行为”，但未认定为“自慰”或“性骚扰”。

综上，原告杨某主张被告肖某存在“自慰”行为的意见，法院未予采纳。故被告肖某的行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与性相关的骚扰行为。

2.本案不具备针对特定受害人的性骚扰构成要件

“性骚扰必须以特定的受害人为对象”——这是法院在本部分开头即作出的明确判断。

如果行为本身未指向特定对象，即便该行为可能令某人或部分人感到不适，也不应被认定为性骚扰。该构成要件亦是判断是否“违背他人意愿”的前提基础。

具体到本案，事发地点为图书馆的开放式自习区域，过道上始终有学生往来。被告肖某面对的并非仅为原告杨某。在整个事件持续约两小时的时间内，双方未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原告杨某亦陈述，系因察觉桌面晃动，怀疑被告存在“自慰”行为，才开始取证；而被告肖某则自始至终未与原告进行任何交流。

期间，原被告均曾数次离开座位后返回。被告在书桌下进行的动作较为隐蔽，无法体现其存在意图使原告察觉的主观故意。

因此，法院认为无法认定肖某系针对杨某作出性暗示或性挑逗行为。

3.总结

综上，法院认定被告肖某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理由：

其一，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肖某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包括视频、道歉信、录音内容及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均无法证实被告存在“自慰”行为；同时，被告提交的医疗记录亦显示其存在皮肤病症状，具备因瘙痒抓挠的高度可能性。

其二，本案不具备“针对特定受害人”的构成要件。案发地点为开放式图书馆，双方未发生任何接触或交流，被告的行为亦无证据表明具有使原告感知的主观意图，无法认定其行为系对原告实施性挑逗或性暗示。

基于上述两点，法院最终认定被告行为不构成《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意义上的性骚扰。

律师观察

有几点提醒大家。

1.“息事宁人”没那么简单

此前我曾撰写多篇关于，其中一篇便提到，在未明确告知具体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要求男乘客“主动交代”——这种做法，与本案中被告肖某手写“道歉信”的情形如出一辙。

很多读者问我，如果自己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办？

要牢记一个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切勿落入“自证陷阱”。

不要试图自己证明自己无罪，也不要试图“主动认错”以求息事宁人。你最清楚自己有没有做违法的事，如果没有，就不要为了避免麻烦而写下什么“认错书”“悔过书”或“道歉信”。你想着平息风波，对方可能却想着将你钉在耻辱柱上。

你写下的每一句话、签署的每一份文件，都可能成为对方在法庭上指控你的有力证据。

2.不要迷信权威

武汉大学在尚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为了应对舆情压力，迅速对被告作出“记过”处分。但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并不基于完整调查与充分证据，而是出于维稳和公关的需要——牺牲的，是个体的名誉与身心健康。

如今法院明确认定涉案男生不构成性骚扰，司法判决具有明确的证据规则和裁判标准，远比高校内部处理机制更为严谨。

那么，请问武汉大学将如何回应这一失误？又将如何弥补当事人所遭受的二次伤害与长期影响？

很多人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以为高校作出的处分就是“盖棺定论”，甚至等同于法律结论。

进而对涉事男生进行网暴。

但实际上，高校的行政处理权并不等同于司法权。高校纪律处分强调的是“内部管理”，依据的通常是校规校纪，程序和标准都远低于司法体系的审查强度。在舆论压力下作出的紧急决策，更容易牺牲程序公正、事实查明与当事人权利。

前段时间，大连工业大学处罚女学生的争议曾引发群嘲，被不少人批评为“不入流高校”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可现实是，即使是985名校、全国重点，也未必具备足够的治理理性与程序意识。连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在面对争议时也可能选择“先定性、后补证”，以牺牲个体换取整体“声誉”。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不要轻信所谓权威所给出的“处理结果”，尤其是在事实未查明、证据尚存争议时。

高校的权威，建立在其对知识和理性的尊重之上；一旦在舆情面前丧失独立判断，权威也就不再具备应有的正当性。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持续上升——它提醒我们，在面对体制与话语权时，更应保持独立判断与法律意识。

3.慎用“指南”，警惕误导

如今在小红书、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由用户自制的“法律指南”，例如“性骚扰取证详尽攻略”等。

然而，真实的司法审查标准，远高于这些“攻略”所描绘的水准。

以本案为例，原告杨某拍摄了4段视频、获取了道歉信，正是这些指南中频频强调的“关键证据”。可在法院看来，这些材料并不足以构成对被告不利的法律证据。

更何况，许多人只学了一半，另一半却全然忽略——比如指南不会告诉你：随意发布涉案他人信息，极有可能反噬自己。

本案原告不仅在事件初期发布信息，还在败诉后再次公开未做隐私处理的判决书，其法律后果仍在发酵之中。

4.回归法治的常识，抵御情绪的浪潮

一桩未被证实的指控，一纸未经审慎调查的处分，一场瞬间点燃的网络狂欢，几乎将一个普通男大学生彻底吞噬。这起“性骚扰败诉案”，不仅是一起具体的司法纠纷，更是一次对我们社会法治意识、程序观念与公共理性的集体拷问。

性骚扰当然应当被严肃对待，但前提是证据确凿、程序正当、定性准确。我们不能以“声援受害者”的名义，剥夺他人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也不能在“相信她”与“网暴他”之间，用情绪取代证据，用流量碾压正义。

在网络传播日益加速的今天，我们更应警惕“公共情绪化对法治理性的反噬”。不迷信权威、不盲信社交媒体的“法律指南”、不在程序之外“速战速决”，这是对每一位公民基本的尊重，也是社会免于恐慌、误判与冤错的最后底线。

在真相未明时保持克制，在喧嚣中坚持法治，这是每一个理性社会的必修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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