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大利人闯入中国40年，拍下60万张消失的景象，平凡而震撼

一个意大利人用40年，

拍下60万张震撼照片。

这个老外在中国一待40年，拍下60万张照片，也不肯离去。

他眼中的中国，究竟有何魔力？

他的照片没有宏大的叙事，却记录了两个时代的中国：80年代的上海弄堂、苏州河边洗衣的妇人，还有千禧之年的先锋艺术……

1981年，这个22岁的金发青年带着相机来到中国。

他曾花七天七夜从威尼斯辗转到南京；

他辞去香港高薪工作，与北京胡同里的艺术家打成一片；

他的镜头里，藏着王小波生前最后的笑容，记录着 90 年代北京艺术圈的疯狂岁月，甚至在新裤子乐队的专辑封面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 老安采访王小波

他叫安德烈 · 卡瓦祖蒂，中国人亲切地称呼他——老安。

01

一个意大利青年的中国缘

1981 年的夏天，22 岁的威尼斯大学中文系学生安德烈 · 卡瓦祖蒂经历了一场马可·波罗式的漫长旅程。

从米兰坐火车到加来，乘渡轮到多佛，再坐火车到伦敦，然后第一次登上飞机飞往香港，接着坐气垫船顺珠江而上至广州，最后经上海转车抵达南京。

整整七天的跋涉，这个异国小镇青年带着几大卷百米长的胶片和一台尼康FM相机，闯入了刚刚从政治狂热中苏醒的中国。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次为期两个月的暑期汉语培训班，将成为他与中国40年情缘的开端。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透明的环境，所有东西都摆在外面，能找到人的状态。”

老安后来如此描述他对8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印象。

物资匮乏，仍是生活的底色。

作为外国留学生，他每月 140 元的奖学金看似不少，却几乎仅够给意大利的母亲打一次长途电话，生活仍需家里接济。

而在南京街头，他常常成为被围观的对象：“你在上海只要一上街，所有人开始围观，盯着你看。”

老安热爱摄影，为了避开围观，他常蹲守数小时等待人群散去，或者乔装成各种身份，以一种极其低调的姿态隐匿于人群。

在厦门，他记录路边小摊的海鲜；

在青岛，镜头不经意间扫过海军的身影；

在福建，他试图寻找一张老照片里岷江上美丽的岛屿，却遍寻不着。

这些场景，如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切片。

老安给这段时期取名为“稍息”，因为照片里的中国，“各种社会实验刚刚结束，准备跃入很快来临的商业和消费的大潮。”

那是一段罕见的、短暂的沉静，人们在喘一口气，老安的镜头恰好捕捉了这个“立正太久后的稍息时刻”。

1982年，老安幸运地成为复旦大学招收的4名意大利公费留学生之一。

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整整两年，把大部分生活费都花在拍照和旅行上，足迹遍布浙江、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河南等地。

他甚至“骗”到了去当时尚未对外国人开放的海南的通行证——先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两天两夜火车到成都，假装研究杜甫草堂，等要回去的时候说票不好买，必须绕道昆明、南宁、湛江，就这样一路玩到了海口。

宿舍的衣柜被他当成了暗房，曝光过的胶卷就在这块狭小缺氧的黑暗中变成一张张底片。

“中国是一个故事驳杂、场景纷乱的宝库，我感兴趣的是去发现它们。”老安如此解释他漫无目的却又充满热情的拍摄。

老安只是本能地按下快门，捕捉那个刚刚苏醒的时代所弥漫的独特情绪——一种混杂着希望、迷茫与巨大潜能的氛围。

02

从淘金者到文化混血儿

结束复旦学业后，老安回国服了一年兵役，随后进入意大利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德兴公司工作。

面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德兴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精通中文的老安顺理成章地成为首席代表。

回想起在香港的日子，他脸上浮现出意犹未尽之态：“那时意大利最高的楼是米兰中央车站旁的倍耐力塔楼，也就 100 多米。”

▲ 意大利倍耐力塔楼

“我香港的办公室在金钟，周围全是摩天大楼，从办公室窗口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船，看到飞机降落在对面的九龙，看到英国海军基地里的军舰和直升机。”

▲ 90 年代香港维多利亚港

但这种光鲜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再也住不下去了，封闭，就这么一点东西。”

1990 年，老安做了一个大家都难以理解的行动。

他放弃了香港外企高管的优渥生活，搬到北京，花两万五千美元买了一辆切诺基，成为北京最早拥有私家车的外国人之一。

这辆车不仅给了他自由，也帮他“拉来了不少人缘”。

▲ 老安采访余华

在三里屯的小酒馆里，张元、王小波、阿城、刘小东、金星……这些日后响彻中国文艺界的名字，那时还只是他酒桌上的朋友。

▲ 老安采访崔健

“那时候我们穷得只剩才华，”老安回忆道，“现在他们成了艺术大佬，我还是那个拍照的意大利佬。”

▲ 老安镜头中的刘索拉、李勤勤、洪晃（从左至右）

1994 年，他和一群艺术家在东郊的十八里店盖了几间自建房。

夜晚，他们围坐在院子里，喝酒、谈艺术、争论未来。那时的北京，还没有被资本裹挟，艺术仍是一种纯粹的冲动。

▲ 1993年，安德烈 · 卡瓦祖缇与奥利沃·巴尔别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摄影展览“两个意大利摄影家在中国”

他拍摄的王小波专访，成为这位作家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记录，如今在B站上拥有超高点击量。

迈入千禧年后，老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艺术生态的变化。

整个艺术界开始逐渐商业化。

“年轻人一开始画画本本，马上就想到去什么双年展、文献展，马上就想走上成功路。”

艺术成为明确的职业规划，与90年代“玩”的心态截然不同。

作为一位持续在场的旁观者，老安也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也记录下了这些变动中的珍贵瞬间。

2021年，老安出版了在华四十年的首部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收录了他在中国最初四年间拍摄的190余帧黑白照片。

这些影像如同一部视觉人类学的田野笔记，记录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余华在影集中写道：“老安的照片，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弥足珍贵的记忆。

在这一张张或安静或活跃的黑白照片里，我们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破旧却热闹的街头，贫乏却拥挤的店铺，孩子在公园玩闹、在院场写作业，恋人在树林里私语，茶馆、饭店、夜晚的小书摊，总是聚集着人群。

一尊佛像和一堆木材乱糟糟堆放在破旧的砖房内；

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前，一位中年妇女蹲坐在低矮的水泥柱上，面前放着竹篮和锅；

在北京中山公园，一排人排着长长队列，旁边一个小女孩正在用砖头摆出一道多米诺骨牌……

这些画面无意于报道与解释，却留存下一个时代的气氛。

03

无国籍的快乐物种

来华40年，老安娶了中国妻子，生下一双儿女。

老安一直没有给自己取正式的中文名，老安只是朋友间的称呼，证件上仍是安德烈三个音译的汉字。

他的两个孩子拿北京当故乡，而意大利与老安自己的连接，却在变得微妙。

母亲前年过世后，他突然找不到必须回去的理由了。

“以前最少一年一次，现在没什么迫切的必要了。我可以说意大利是一个特别好的度假地，也许会去旅游。当然它是我的摇篮，这是不可能取消的一种关系。”

母亲是老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作为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卡瓦祖缇这个姓也是随母亲的。

老安的母亲上了大学，分数始终排在第一，只是生下老安后无暇再完成论文和毕业，只能干些低工资低地位的活计，紧巴巴地过日子。

但对于儿子的成长，她力所能及地给予着鼓励和支持，即使后来老安要读中文这么一个看上去没什么出路的专业，她也毫不反对。

一个人离开家乡太久，异乡就会成为一种处境。

步入二十一世纪，老安的身份在观察者、参与者与永远的异乡人之间流动。

当被问及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老安的回答带着诗意的模糊：“我已经差不多成了无国籍、无信仰、无习惯的快乐物种。”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成为他扎根异乡的力量。

老安常常说到，"我似乎活了两次"。

这既是指他在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双重生活，也是指他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社会从稍息年代到全球化时代的完整变迁。

当整个欧洲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在悠久文明与当今非物质文化的博弈中，中国会走上哪条路呢？这是全人类应当关心的问题。”

疫情期间，老安在米兰开始系统整理跨越四十年的彩色底片。

他最近把2000年到2010年的一些磁带进行数字转化。

“有时特别感动，想流泪。跟现在对比，那时人的交流怎么那么自如啊？社会各层面的关系那么融洽，渴望交流，渴望互相理解。”

说起这话时，老安的眼中闪烁着对逝去时代的怀念。

面对当下年轻人普遍的悲观情绪，老安展现出历经沧桑后的通达：

“不要太悲观了……中国的特点是表面上觉得最不可能的事可能还是有办法实现。”

年过60岁的老安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本能，没有资方也不影响创作。

“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做法，就是我想拍我就拍”，如同当年初到中国时那个纯粹的青年。

“我是比较无忧无虑的一个人，不太做计划，更受不了任何人来指挥我支配我。但挺神奇的是，我这辈子其实从来没有操心过钱的事，一直没发财，也一直没有钱的顾虑。”

一代人或许已经老去，但老安用镜头与笔尖证明：在高速迭代的中国，总有一些凝视能穿透时间，一些真诚能抵抗遗忘。

当被问及中国未来，他说：“我希望下面还有黄金时代留给你们。”

这个意义上，老安已经不再是一个外来者，而成为了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一个用镜头与文字参与中国叙事的意大利人。

老安的镜头下，中国从未停止流动。

从1981年南京街头被围观的“洋人”，到如今北京胡同里遛弯的“老安”，他的身份在四十年间不断溶解、重构，最终成为一种无法被简单定义的存在。

他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每个时代特有的光与影。

当被问及“中国最让你着迷的是什么”时，老安曾笑着回答：

“是中国人那种‘总会有办法’的韧性。”这种韧性，或许正是他扎根于此的理由。

他的照片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只有普通人如何在时代的夹缝里寻找自己的节奏。

那些被定格的瞬间，如今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他自己，也从旁观者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如今的老安，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敏锐观察。

他有一个未完成的计划——沿着108国道从北京走到昆明。

在他看来，现在高速公路基本布满所有地方，国道好像有点被废弃了，但它还连接着大小城镇和乡村，仍然是一个观察世界的好角度。

这个未完成的计划，像极了他的人生——永远在路上，永远好奇，永远不被定义。

“中国没有怀旧，也来不及怀念。”

当最后一缕夕阳掠过北京的老城墙，老安或许会再次举起相机。

这一次，他拍下的不仅是中国的变迁，也是他自己——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找到了归属的“无国籍者”，一个用 40 年光阴，拍下了一封最长情书的意大利人。

而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m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