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章变成“尚方宝剑”，警惕异化了的“权力观”｜新京报专栏

▲中央通报多地、多个单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图/IC photo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点名通报多地、多个单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如有的县在综合考核中将违规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纳入指标体系，有的镇村为迎考需准备大量台账资料，加重了基层负担。

而在海南通报的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中，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接受宴请等几乎成为共性问题。

权力异化是纠治“四风”亟待克服的难题

类似问题的一再出现，本质上还是“权力观”出了问题。尤其在那些拥有“小微权力”的基层干部身上，权力更是异化得令人不适。

“小微权力”其实既不小也不微，尽管行政层级低，却也直接面向广大群众。本是用来为民众解决问题的“公章红印”，结果到了有些干部手里，就异化成了欺侮人的道具，有时不“意思意思”，你的盖章、审批就别想通过。

这些拥有“小微权力”的基层干部，总是表面上执行上面的红头文件，高喊“奉命行事”“按规章办事”，背地里却将这些红头文件，堂而皇之当成捞取好处的“尚方宝剑”。

一些领导干部将权力资源化、功利化、工具化，无视权力的合法来源，无视权力构成的社会关系，更无视权力的正当性是在行使权力中形成的。如，此次中央通报的典型问题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脱离实际、盲目决策建设文旅项目，造成闲置浪费，本质上就是权力滥用的结果。

需要警惕的是，无论是拥有权力的干部们，还是普罗大众，抑或许多知识精英，可能都未曾感知到这种趋之若鹜的“异化”。这显然是纠治“四风”亟待克服的主要难题。

当权力与它的本义相异化，与它的来源相异化，无论是掌权者还是受权者，都已成为权力的附属品，成为一种“异己存在物”。如一些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摇身一变成了官僚，彻底模糊了权力的本质要义，陷入了权力异化的泥潭。

再回到“四风”问题上来，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它的顽固性往往源于对权力运行认知的僵化与教条。正是“以会议落实会议”的空转虚耗、“层层加码”的负担转嫁，“吃喝违规”诸如此类的荒唐也便上演了。

有些人哪怕知道“吃喝违规”，哪怕知道这是层层加码的结果，却在权力的“强约束”以及长期形成的麻木心态下，依然不敢捅破那层窗户纸，这就属于典型的权力异化了。

大胆鲜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今天要警惕异化了的“权力观”，不仅要多一些“通变权衡”，更要持有一份清醒，以系统的思维，大胆鲜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享、权为民所用，是指掌权者必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权力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权力到权威，在于想群众之所想，为群众切实解决问题。

领导干部若能正确认识权力的来源、本质，在招商引资、政务服务等职责范围内，始终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权力异化又哪有生存空间？

所以，根治“四风”，必须从权力本体上正本清源，各级领导干部要从灵魂深处认同权力的公共属性，真正敬畏人民、敬畏权力。如果一味以权谋私、权力寻租，只知唯上，从而不管百姓死活，那不如一句老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四风”问题一直如顽疾般存在，也无非是对“变通”的理解有所偏向。

与西方主客对立、不可以通约的哲学逻辑不一样，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精要在于“通变”。这主要强调主客互为前提，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懂得权变，灵活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

各级领导干部多少要具备一定的“通变”自觉。将“通变哲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行使权力不拘泥于教条，以问题为导向，一切从实际出发，少一些从材料到材料、从文件到文件的机械化。

若能做到这些，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官僚主义的“官架子”自然就会少许多。当然，“通变”过了度，同样会走向它的反面，甚至危害更大。

所以“通变”的前提是“权衡”。权衡二字，意味着行使权力必须实事求是。更确切地说，“权衡策略”就是要求在政策执行中把握变与不变，平衡好“上情”与“下情”“原则性”与“灵活性”“长远目标”与“当下实际”等多重复杂关系，从而真正做到“执经达权”。

这就要求从更宏观的层面，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规范权力、整治“四风”问题，结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

譬如App整治不应一关了事，要警惕“运动式纠偏”催生新的形式主义，从源头避免“一刀切”。

权力观涉及政治哲学，关涉权力的本质、价值及道德基础。面对异化了的“权力观”，不仅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还要实事求是，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深植“人民至上”的本源，领悟“权衡通变”的辩证智慧，真正让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功利用权等权力的异化形态无所遁形。

撰稿 / 王小杨（媒体人）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