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文/牧心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也有书作“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
本章将是否持守中庸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并且说明了中庸的真谛。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一切事物的行为规范，是处事为人的总原则。然而，中庸并非要求人们死板地恪守某一标准，乃是要根据事物的变化灵活应对，孔子称之为“时中”。“执两用中”是中庸一个总的抽象原则，而“时中”就是执两用中原则的实际运用，是把执两用中正确运用于面临的具体事物上。时中精神所要求的就是要人们灵活多变地执中、用中，而不能一成不变，死板僵化。
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也有书作“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可见，小人的“反中庸”其实也是他的“中庸”；换言之，小人并非不奉行中庸，乃是误解、误用中庸，从而导致“无忌惮”。也就是说，在这里，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并非是否遵行中庸之道，乃在于如何去遵行。
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就是因为其只知中庸而不知中庸之时中。小人并非不奉行中庸，而是将“中”理解为机械的、静止的标准，以“守中”之名行“守旧”之实。君子懂得“时中”，会因应情境的变化保持敬畏，调整行为；小人却将“中庸”异化为懒惰的借口——既不愿深入理解事物的本质，又不肯根据变化调整策略，最终沦为“无忌惮”的偏执者。他们表面上恪守“不偏不倚”，实则因僵化而走向极端：该刚时不敢刚，该柔时不能柔；该进时畏缩，该退时强求。这种“伪中庸”，恰是对中庸最大的背离。
孔子所言的中庸，绝非世俗理解的“和稀泥”或“无原则”，乃是“执两用中”。所谓“执两用中”就是把握事物两端的极致，再取其中正之道。但这“中”并非固定坐标，而是流动的、具体的、与时空同频的存在。孔子特别强调“时中”——所谓“时”，是天时、地利、人事的动态交汇；所谓“中”，是在具体情境中找到最恰当的平衡点。真正的中庸，是“活”的智慧，是“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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