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近日,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在作家陈行甲的新书分享会上,一位衣着朴素、面容朴实的大叔引发关注,迅速走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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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刘诗利,今年58岁,来自河南濮阳。据媒体报道,当天他像往常一样在书店看书,临书店下班时,他发现很多人还没有走,感觉有些奇怪,就过去看了看,发现是陈行甲的新书分享会,就在一旁默默聆听。陈行甲为其送上签名书,并感慨,“老哥,你是我的书写生涯得到的最高褒奖”。
当钢筋与诗行在书店的灯光下相遇,我们忽然明白:高尚从不是身份的勋章,而是灵魂的通行证,让不同轨迹的生命在精神的高原上相逢。
刘诗利站在签售会角落的样子,像极了罗中立笔下《父亲》的动态续篇:皱纹里刻着黄土高原的沟壑,手掌磨着钢筋水泥的茧,却用一双未被生活蒙尘的眼睛望向书本。这个每天靠二十元小旅馆栖身的打工者,把电焊机的火花与李白的月光读进同一本书里——在建筑工地的休息间隙,他会用手指在布满裂痕的水泥地上默写“春蚕到死丝方尽”,粉尘落进指甲缝,像未干的墨迹。当他拿出身份证请签名时,那不是卑微的索取,而是一个纯粹读者对另一个纯粹写作者的平等致意——正如网友所言:“卑微的皮囊里住着高贵的灵魂。”
陈行甲的拥抱之所以让全网泪目,是因为这个动作打破了权力与资本构筑的坐标系。当他在书上写下赠言时,笔尖划过的不仅是纸张,更是阶层的藩篱。从巴东任上为逝者讨公道的“背尸案”,到辞官后投身公益的步履,这个男人始终在证明:衡量高尚的尺度,从来不是位置的高低,而是能否听见泥土里的心跳。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在此刻显影:当陈行甲说“老哥是书写生涯最高褒奖”,实质是对精英文化霸权的温柔颠覆——真正的文学不该是沙龙里的水晶杯,而应成为农民工工装口袋里磨破边角的诗集。就像东莞图书馆农民工吴桂春那句“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就像杭州“钢筋诗人”许立志写下“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刘诗利们用行动反驳着这个时代最粗暴的逻辑:把人分成“该读书的”和“不该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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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是阶层奇观,但当刘诗利在塔吊下背诵“天生我材必有用”时,究竟是他与环境格格不入,还是我们的认知早已被阶层偏见焊死?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当某些人忙着打造“亲民人设”时,陈行甲为错失灵魂连接而焦虑的“后悔”,恰是对“高尚者通行证”的最佳诠释。就像刘诗利坚持“别人都花钱买,我不好意思白拿”的自尊,与陈行甲留下电话号码的执着,两种光芒在精神平地上完成了平视。这种平视让我们看见:钢筋是他丈量大地的诗行,星辰是他未被水泥封藏的书签,而书本则是穿透阶层壁垒的微光。
此刻再看那场读书会,早已超越知识与劳作的相遇,成为两个干净灵魂的共振。陈行甲曾在书里写“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而刘诗利用半生工地生涯证明:少年气不在年龄,而在能否为一本好书心动。当社会习惯用收入划分圈层,他们的故事像一道微光,照亮被忽视的真相:高尚者的通行证,从来不是学历财富,而是面对苦难仍保持纯粹的勇气。这不是一次偶然的赠书,而是一次阶层的和解实验;不是一个人的感动,而是一个时代对纯粹的集体渴望;不是书本的传递,而是文明基因在泥土与星光间的秘密迁徙。
罗中立画框里的父亲手握陶碗,刘诗利手中的书本则是新时代劳动者的另一只碗——盛放的不再是求生之粮,而是精神之盐。在这个用“躺平”对抗内卷的时代,陈行甲与农民工的握手提醒我们:社会真正的“断裂带”不在收入而在心灵。那些在塔吊上读《红楼梦》、在流水线背《滕王阁序》的身影,或许比所有文化论坛都更接近文明的本质。当知识重新成为通行证而非奢侈品,“高尚”才可能从道德勋章回归为人之常态。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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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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