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静娴：建立与新动能特性相匹配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

邹静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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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有一个说法叫“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间存在‘温差’”。相关解释着重强调物价因素导致的实际量和名义量差异，但本文想从发展成果分享机制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核心问题观点是新动能的一些天生属性可能会制约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可感的获得感、幸福感。因此，当前亟待建立一整套与现在新动能特征相匹配，且能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发展成果的机制。同时，新动能的特征也可为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普遍性“内卷”现象给出一些可能的新角度。

在展开论述之前，可以先想想过往民众是如何分享经济增长“果实”，或称享受“时代红利”的呢？如果回顾60、70一代的人生轨迹，其获取“时代红利”、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典型路径是：毕业后工作，然后在单位、家庭、个人合力下购置人生第一套房子。而后随着子女成长，陆续以房换房，享受房产升值收益——这一模式成立的背景有两大要素：一是受益于全球化浪潮的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二是人口红利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高歌猛进。

但进入后房地产时代，如何建立一套与新动能匹配的发展成果分享机制，以更好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一个新问题。并且，新动能的一系列天生特性还可能对这一套体系的建立提出更高要求和挑战。在经济新旧动能的“破-立”转换之间，新动能主要包括服务业、高科技。先谈服务业，服务业具有很强吸纳就业的能力，其发展也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规律。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如何从服务业发展中获益呢？

方式之一通过就业渠道直接进入服务业就业。但服务业的一些天生特性可能使得相关从业者获得感不强，这些特性包括：

特征一：服务业的“量”和“价”都可能变动性较高，导致相关从业者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服务消费“量”的波动性主要源于需求收入弹性高，意味着行业需求对居民收入变动很敏感，典型代表是旅游、餐饮、教培；服务消费“价”的波动性既可能源于服务消费品质的非标准化，也可能源于评价的分化，这集中反映在生活性服务业上：一台iphone手机，无论是在线上/线下，中国/美国购买，品质基本一致。但服务消费却是高度非标准化的，同样是教育、同样是娱乐，得到的服务可能千差万别。此外，即便是类似品质的服务，消费者的评价也可能差异很大，比如一场演唱会或体育赛事，很可能是“吾之蜜糖，彼之砒霜”。

服务消费的“量”、“价”都可能有较大变动性，也就意味着行业景气程度会随居民收入、消费者偏好、行业规范程度而变动较大，对于从业者而言意味着不确定性较高。加之我国服务业中存在着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统计，我国仅餐饮酒店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教育培训业这三大服务业行业就聚集了近2000万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形式拓宽了就业渠道，是就业市场的“蓄水池”、“缓冲带”，对解决我国就业问题功劳不言而喻，但客观上该领域从业者往往面临社保覆盖不足、缺乏对未来稳定预期的问题。

特征二：服务业工作时间弹性大，“上/下班”时间之间往往不存在明显界限，导致从业者易陷入超长时间工作内卷。服务业的工作时间往往弹性很大，且较少受到物理条件（如：厂房、机器等）限制，叠加就业压力，这就导致我国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IT技术人员、教师等为代表的从业者容易陷入超长时间工作内卷。这也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中的“内卷”现象，部分源于一些行业特性。

除直接从事服务业就业外，居民分享服务业发展红利的另外一条方式还可以是消费渠道，即以消费者身份享受服务消费。但这里面也有一些服务业特性可能制约居民获得感，包括：

特性三：服务产品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消费者往往难以提前知晓服务质量。服务消费的非标准化特性也衍生出了该领域高度的信息不对称，除非实际到场体验，否则消费者事前很难知晓服务质量。鱼龙混杂的市场结构导致消费者无法放心消费，进而抑制需求。同时即便是高品质服务供给者也无法收取高价，甚至出现供给方“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典型反映在“一老一小”领域。以0~3岁儿童托育为例，存在着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据2023年卫健委数据推算，我国托位供需缺口高达200多万。很多家庭之所以不把孩子送去托育不是因为不需要，而是不放心。正因如此，在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背景下，行业的规范、从业者资质的认定标准统一更显得尤为重要。

特性四：服务消费不易流动，必须人到场才能享受服务。以医疗、教育、公园、图书馆等为代表的服务消费一大特性就是不易流动——必须人到场，才能享受当地的各种服务资源，这与可贸易品的流动性形成鲜明反差。由此也能看出，现阶段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市化对于增强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性。

特性五：服务消费更依赖“有闲”。时间对于服务消费往往是个硬约束，这又与前文提到的我国普遍存在的超长工作时间形成时间资源上的矛盾。为此，一个促进方向是保证节假日、落实带薪休假，减少低效的“内卷”式加班。

简言之，我国服务业确实在蓬勃发展，但是行业的高波动性特征、社保覆盖不足，以及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长时间工作问题，一定程度上削弱居民经由就业渠道可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此外，服务业的信息不对称属性、不易流动性和时间硬约束等天然属性又制约了居民经由消费渠道可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见下图）。

图1：服务业特性对相关成果分享机制提出的挑战

服务业之外，新动能的第二大板块是高科技。技术进步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其积极作用自不必说。但宏观经济学中所说的“长期”对应到现实中可能是一两代人，而对于技术变革发生当下的群体他们如何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呢？

方式之一是通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全中国能在高科技企业直接就业的劳动力毕竟是少数，甚至大多数人更直观感受到的反而是（以AI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自身的替代威胁。需指出的是，这一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历史上的技术大变革时期，例如，纺织机、火车的发明，无疑都是跨时代的发明，但在当时人们态度更多是抵触，其本质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在不同代际间分配不均，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除直接就业，获益于技术进步的方式之二是让民众共享科技红利。但现阶段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看似如火如荼，但普通人真正能将其用于日常生活的场景却有限，这也制约了民众获得感。

方式之三是居民通过购买这些高科技企业股票以获得财产性收入，但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在过去几年中有限，且中国企业分红比例不高。

总结起来，民众难以直接通过就业和（购买股票）财富增值渠道获益，同时技术进步的体感不强，再叠加技术进步天生具有价格下行特性（这一点只需回顾电视、手机、汽车的价格下行即可理解），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就导致技术进步看似如火如荼，但老百姓的“获得感”却不强，这也是“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存在‘温差’”的原因之一。

图2：技术进步对相关成果分享机制提出的挑战

那么，后续如何将新的增长动能转换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可以依据居民的收入构成，逐项来谈：

其一，2024年城镇居民收入中六成是工资性收入，所以第一要务是“稳就业”。方向上一是可以实施企业用工补贴计划以激发市场主体吸纳就业积极性，二是加强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现在部分国家在考虑征收“机器人税”以补贴受技术直接冲击的就业群体，背后思想就是在科技时代更应“以人为本”，“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其二，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均在10%左右，这两部分都与企业经营有关。企业要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就要打破现在普遍的“低价-低质-低利润”内卷局面。不同行业内卷成因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同质化制造业，源于电商生态的高度透明化与居民消费能力承压的双重因素，对此要靠优化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来完善。二是信息不对称严重的服务业（“一老一小”），源于信任缺失难题，导致高质量企业也没法征收高价，因此破题关键在于建立消费者对行业中“人”（从业者）和“钱”（资金流）的信任。三是低门槛服务业（外卖、网约车）源于严峻就业形势，头部平台高度聚集，服务业开放不足，破解之道在于服务业“门打得更开”和“质做得更优”；四是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与中国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趋同有关。对此，关键在于统筹协调地方政府趋同的产业政策以及完善企业破产退出政策。在企业有利润的基础上，接下来就是要畅通企业利润向居民部门的传导渠道，除了就业渠道外，保证资本市场的“创富效应”，以及加强企业利润分红机制均是可考虑的方向。

其三，最后一部分是转移性收入，这部分占比接近20%。“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这部分直指养老、失业保障、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