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里,长期设置政工干部,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贯彻实施,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能很多读者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部队作战行动中,政委是下最后决心的人,在与军事主官意见发生冲突时,政委有最终决定权。曾经军队里是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初衷也不难理解,但若以为政工干部的权限一直都这么大,那就出现偏颇了。
1942年9月之前,政委的实际权力确实非常突出,是从红军时期便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工作做好了,队伍的凝聚力就强,指战员们知道为什么而战,能大大提升战斗力和意志品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十几年来,也不是没有反面的例子。
政委们往往理论水平高,知识储备强于军事主官,但论具体带兵打仗却不是内行,干预过多便会影响作战过程及战果。比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然是我军公认的军事天才,但带兵过程中屡屡遭到掣肘,时常为此苦恼。著名的西路军事件发生后,毛主席说徐向前没有责任,这是有道理、有内涵的。不排除有相当数量军政全能的政工干部,可总体来看,打仗毕竟是军事主官的专长。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细节: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只调动司令员就行了,不涉及各大军区政委,政委都留在原军区继续工作。政委的权力、地位似乎没那么大了,这其实就是部队里明显的变化,而且是早就出现了。1942年发生了一场战斗,由于政工干部对军事行动过度干预,酿成了严重后果,此后军委便下定决心改变指挥原则,政委不再拥有“最终决定权”。
那是抗日战争中的“雪村战斗”。开国上将吕正操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期间,麾下有一员干将,名叫常德善,是军区所辖第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早年是贺龙的部下,红军时期曾在战斗中救过贺老总的命,贺龙极其喜爱常德善。抗日战争时常德善被吕正操点名,要到冀中指挥部队,他确实是一员良将。
1942年5、6月间,鬼子对冀中地区进行扫荡,力度非常大,以我军当时的人员和装备水平,硬拼不是明智之举,多数部队都及时转移了,没造成实质损失。只有第八分区,司令部内意见不统一:常德善主张立即突围到子牙河,多数干部也支持这一方案;但分区政治委员王远音,认为八分区队伍见到鬼子就撤,很容易在百姓中造成误解,破坏群众的信任度,将来再开展工作就有困难了。
王远音主要是从政治影响方面考虑的,很注重联系群众;但此时此刻,他没完全意识到军事作战角度的巨大危险。眼见说服不了司令员常德善,王政委只好启用自己的“最终决定权”,强制要求部队在雪村一带作战。常德善很着急,但没有办法,只能服从组织原则,带领大家跟设好包围圈的日军硬碰硬。
日伪军来了四千多人,准备也很充足,而我们只有六、七百人枪,且重火力严重匮乏。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八分区的战士们英勇作战,但在客观实力的显著差距下,还是遭受重大失利,八分区指战员大部阵亡,仅有100多人勉强突出了包围圈。作战过程中,分区司令员常德善身中20余枪,壮烈牺牲;政委王远音也是条硬汉,负伤后自行举枪殉国。
雪村战斗的重大损失,不仅震动整个冀中军区,也令军委首长心痛不已。为了防止政工干部过度干预军事指挥、造成严重后果,毛主席在1942年9月做出决策,正式取消各级部队政委的“最后决定权”,但保留政治领导及监督权力;具体的军事决策,从此以军事主官意见为主,该命令通电八路军及新四军全军。这项修改后的组织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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