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既抢人才又抢企业：安盛、宏利等国际保险巨头“迁册”香港，下一个会是友邦、永明、富卫？

继高调推出优才、高才计划，吸引全球人才之后，香港在吸引企业迁册方面也再出新招。

5月23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便利企业迁册的《2025年公司（修订）（第2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刊宪生效。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地注册公司申请迁册至香港,同时保留其法律身份和业务连续性。

这一机制一经落地，当日，国际保险巨头安盛保险（百慕大）便率先宣布将在监管批准后，将注册地由百慕大迁册至香港，完成迁册后，将更名为安盛金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6月5日，宏利人寿也随即宣布将自2025年11月起，根据新出台的公司迁册制度，正式从百慕大迁册至香港。

过去几十年，香港许多知名保险公司如友邦、永明等，注册地并不在本地，而是在百慕大这样监管宽松、税负低廉的离岸中心。如今，这些巨头们为何主动折返？香港又凭借怎样的制度、区位与战略优势，重新成为跨国企业落脚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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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册新通道开启，国际保险巨头加速“扎根”香港

所谓迁册，表面看是一家公司更换注册地，但更深层次则是一项制度性的“通关机制”——确保企业在切换司法辖区时，身份不变、经营不断、权责延续。这也是香港此次迁册制度的最大亮点所在。

以往，非香港公司若希望转至香港注册，必须清盘原公司、注销法人身份，重新在港设立新公司。这个过程中不仅涉及高昂的法律与会计成本，也可能导致合同终止、牌照作废、历史债权债务归零等复杂风险。迁册机制的引入则有效规避了这些问题，使得企业在“搬家”的同时可以保留原有的法律实体和业务连续性，大幅降低制度转换成本。

而如今根据《条例》，在公司迁册下，非香港成立公司只要符合公司背景、诚信、成员机制和债权人及偿付能力等要求，即可保障申请迁册来港。更重要的是，政府还在税收层面提供了“单边税收抵免”政策，防止出现重复征税问题，进一步为企业提供了落户的便利。

安盛保险作为首批迁册的公司之一，官方公告明确表示，此次迁册不会影响其组织结构、日常运作与原有客户权益。宏利人寿也表示，保单持有人权益保持不变，保障连续有效。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加拿大部分在亚洲有保险业务的公司对于迁册来港反应积极。迁册条例生效当日，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录得9000次相关文件下载和收到超过100个查询。

事实上，目前在港运营的外资保险公司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实际注册地在百慕大。根据香港保监局数据，目前香港一共有11家注册地在百慕大但在香港或从香港承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例如友邦、富卫、永明等。

而随着宏利、安盛主动“扎根”香港，未来这些公司也有望将注册地迁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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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慕大到香港，跨国公司主动“上岸”

为何安盛、宏利等保险巨头纷纷将注册地从百慕大迁至香港？

过去，百慕大、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三大离岸金融中心是全球资本寻求隐身和避税的天堂。这些地区普遍实行极低或零税率政策，如无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加之注册门槛低、监管宽松等优势，对跨国公司而言，这种离岸结构既符合全球跨境业务运营逻辑，也带来税务与监管层面的效率优势。

也正是因为此类优势，百慕大一度吸引大量外资保险公司驻足，成为全球三大保险市场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再保险中心之一。截至2019年底，在百慕大注册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共有1200家，总资产超过8000亿百慕大元，毛保费收入为1200亿美元。

但大量公司低成本设壳、避税逃税，不仅造成全球的税务不公，也使得各国政府损失大量税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演变，这些“避税天堂”的制度优势正逐步被削弱。

2019年，开曼群岛等地先后实施《经济实质法令》，要求落实企业要在当地有实质经营，即在当地注册公司须证明在当地有实质性的业务活动，如设立办公室、聘用员工等；2023年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推动BEPS 2.0全球最低税负制度，统一企业税率底线至15%，也极大削弱了传统离岸地的吸引力。

种种因素叠加，使得离岸经营的合规成本上升，也促使部分企业开始重新寻找下一个“避风港”，寻求“上岸”。

近年来，包括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等普通法体系国家和地区，均已建立迁册制度。此前，香港已陆续推出开放式基金型公司（OFC）和有限合伙基金的便捷迁册机制，只是此番将适用范围全面扩展至所有普通公司，制度突破力度空前。

而这之中，香港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其利得税仅16.5%，无资本利得税、无外汇管制，税收环境透明稳定。同时，香港依然是亚洲金融中心，具备优质的法律体系和与中国内地联通的政策红利。

对于希望优化公司治理、加强对亚洲市场渗透的保险公司而言，“迁册回港”成了兼顾现实需求与长远战略的务实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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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动出击撬动资本回流，抢完人才抢公司

不只是跨国企业需要“上岸”，香港同样迫切需要资本的回流。

过去几年，美联储持续加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国际资本如潮水般回流美国，对包括香港在内的开放经济体构成显著冲击。2022年，香港外来直接投资总流入同比下降超10%，2020至2022年累计人口流失近19万人。由于未跟随美联储同步加息、又处于中美博弈最前沿，香港一度被认为“金融中心地位动摇”。

面对资本外流、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香港近年来不断开启“抢人才”“抢企业”策略，不断完善投资促进政策体系。而这一系列举措也逐步显现成效。香港投资推广署数据显示，2024年其共协助539家境外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增41%创新高。而这些外企落地后随之带来6864个职位，按年增逾67%，带来总投资677亿港元，亦创新高。外企则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其次为美国、法国、英国及新加坡。

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曾指出，受中美贸易战及一系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美债和美股的信心有所动摇，部分资金开始流出美国，寻求新的配置方向。而首选往往是具备成熟市场体系的发达金融中心，其中就包括香港。

就在今年4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曾亲自前往内地科技重镇杭州，拜访DeepSeek、宇树科技等新贵企业，鼓励其到港发展。而此次公司迁册制度的修订，无疑是香港“抢公司”、吸引外资回流的又一关键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在这一轮迁册潮中率先响应，成为制度落地的“排头兵”。相较其他行业，保险公司普遍资金体量大、持牌属性强、业务周期长，其迁册不仅具备显著的示范效应，更可带动一整条产业链条的迁移与集聚。从法律、审计、精算、合规到IT支持、数据管理、资产托管等周边服务，都有望随之“落地”，为香港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与资金回流。

在政策层面，这也有望倒逼香港在监管协同、税务制度、金融开放等方面持续优化。特别是在进一步打通与内地资本市场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正是扮演着承上启下、连接双向资金流动的关键枢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