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同时解放175名将军，工作分配成问题，某司令：我不要他来

九一三后，周总理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因势利导推动关于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1972年开始，毛主席发话，周总理着手，开始解放老干部们。自1972年开始的一年多时间，共有175位开国将军，经过周总理等同志的不懈努力、艰难工作，终于得到解放，恢复了工作。

这些将军的解放，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嘴巴一张一闭，就能完成的。以贺龙元帅为例，周总理定下“从上到下，由易到难”的解决原则，可是直到1974年9月29日，贺老总才恢复名誉。就这还留下了尾巴，1982年10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当时周总理从总政治部中，抽调了组织部、干部部和保卫部的干部，组成专门的审查班子。结果他们连关于贺龙案子的材料都提取不出来，专案负责人非说中央没把这个案子给总政平反。

大家听后都不知所措，毛主席明明亲口说了并传达的，不是说有这话就能马上平反，起码能给个相关材料看吧。可就是没有。周总理定下的“从上从易”原则，无从实行。于是后来，周总理亲自参与其中，几个几个地解放。

行政干部的解放比军事干部简单多了，像国务院系统只剩少数部级干部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大量问题得到解决的干部，工作基本得到妥善安排，只有十多名部级干部因一时的条件不成熟，没有立即安排。他们先被安排去学习、参观和了解时政，又得到周总理派出的专人告诫需注意的问题，这才慢慢重新工作。

反观军队系统的将军们，解放难，重新安排工作更难啊。当时军事干部解放的流程是：总政去调查他们过去的情况，写好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同意就算解放了。据当时负责此事的总政副主任田维新讲，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报告送上去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在周总理的据理力争下，陈再道先得到解放。

陈再道原是大军区正职干部，尽管不能安排回熟悉的原工作单位，但跟原职级差不多相当的职位还是要的吧。经过一番讨论，周总理一锤定音，就给陈再道安排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可是，大军区副职也难安排的。当时的局势是：如果地方军区不愿接收，那就安排不了。毕竟有些人对他们复任军职有很大的意见，正想着怎么阻挡。

田维新回忆，当时他代表中央和总政给一位大军区司令打去电话，说组织考虑陈再道到你那个军区做副司令。那位司令回了一句：“他是我老上级啊。”言外之意就是，让老上级给我当副手，我多大脸啊？我工作还做不做了？

田维新被这话噎住，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挂完电话又想，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陈再道啊，他是你老上级又怎么，那就更应该接纳了。于是田维新又给那位司令打去电话，好说歹说，结果换来一句：“老田，你千万别让他来啊。”

田维新只得再找过，找啊找，最后找到时任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韩先楚当时不仅是地方大军区司令，还是中央总参谋部的副总长。田维新过去对韩先楚并不熟悉，所以是带着些许忐忑的心情询问的，结果出人意料。韩先楚听说是这事，当即爽朗地表示：“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王建安的解放比陈再道简单多了，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事情。可由于他的资格太老，眼下不少大军区司令曾是其下级。思前想后，田维新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最后去请教周总理。周总理也没什么办法，就说：“你还是找韩先楚谈一谈吧。”

上次韩先楚答应得很痛快，这次同样拒绝地很干脆：“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又不是只有福州军区一个大军区。”田维新通过半开玩笑的方式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意见，但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之后，田维新找到周总理报告，周沉思片刻后说：“还是放福州军区好一些，过几天开会我跟韩先楚谈一下。”几天后，田维新在大会堂门口撞见韩先楚，打完招呼后打趣道：“老韩啊，你不给我面子可以，总理面子不能不给吧。”他这算是先给韩先楚打上预防针。

韩先楚摆了摆手，一脸无奈道：“就是当总理面，我也这样说，还是存在困难啊。”他还说王建安是自己老上级，福州军区的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田维新表示理解，但他无能为力。

后来跟周总理见过面、谈完后，韩先楚同意接纳王建安。红一方面军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也来到福州军区任职。李志民的到任，周总理倒没有再征求韩先楚的意见，当然韩也不可能有意见，因为李志民来当的是福州军区政委。

其实李志民跟陈再道，在1969年10月被下放到福州军区的农场劳动时，就跟韩先楚有过接触，韩对他们照顾有加。九一三前后，韩先楚两次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申请：陈再道、李志民是好的，他们现在身体还好，想为党做点工作。

而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其实是早就定下来的，韩先楚早就有准备了。71年毛主席南巡时，韩为陈辩驳720、争取工作。毛主席说：“他要工作，就给你当副司令。”

韩先楚虽说在1973年12月，就调离了福州军区司令的岗位。但他在任期间，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每一位老干部在其辖区都感到十分舒心和开心。这应该也是周总理安排他们到福州军区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