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杂志小史：80年前，在战争中诞生的亚文化

1946年春，旧金山湾区的空气里仍残留着独属于战争的铁锈味。一批批退役士兵从码头上走下，肩章尚未褪色，脚步却没有朝家的方向，曾经的家，在堪萨斯的平原尽头，在俄亥俄的白色篱笆后。但他们早已知道，那些地方从来不曾容得下他们真正的模样。

乔·坎农是其中之一。1945年他19岁，在海军服役期间随舰队穿行于太平洋，在一艘补给船上遇见了威利——另一个沉默但是眼神清澈的水兵。他们在烟雾弥漫的甲板上交换眼神，靠传烟、靠肩膀一闪而过的触碰，建立起不被言说的关系。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但他们明白，在彼此身上看见了某种真实。乔没有回印第安纳。他拿着300美元的复员金在旧金山的市场街租了间房子，邻居里有人穿女装，有人用假名收信，酒吧角落里总有几个孤单的男人在等“懂的人”。

克拉克和伙伴们，军中的一些酷儿们通过易装表演认识彼此。图源：Deep Focus Productions

这是美国最早期的同志社区的雏形。根据当时的政策，对选择在城市留下来的复员军人来说，他们在结婚之后会获得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从而在更靠近市区的地方定居，而那些没有结婚的同性恋者，只能选择安顿在外籍移民聚居区或者和码头工人挤在一个社区里。战争动员使数百万年轻人远离家人和家乡，将他们置于同性环境中——对男性来说，主要是军队；对女性来说，则是平民工作场所、城市寄宿公寓和夜生活。

二战期间，美国军方首次大规模征召女性担任非战斗岗位，超过35万女性被派往国内外基地，承担文员、无线电员、机械工、护士、修理员等工作。对许多女性而言，这是离开家庭、走出小镇、接触陌生人群的第一次机会，而对一些女同性恋者来说，这也是她们彼此“看见”的开始。

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寻找社群、友谊，甚至恋爱的机会，这些新的友谊让同性恋士兵们得以躲避周围的敌意，并在军队内部孕育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一些同性恋士兵也借此逃避刻板的性别角色。每个前线的军人都喜欢观看变装秀；多萝西·帕克的著作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同性恋词汇；1943年，一份地下酷儿报纸应运而生：两名驻扎在默特尔比奇的士兵在军事基地结识了众多同性恋军人，于是创办了一份叫做“默特尔比奇婊子”（Myrtle Beach Bitch）的报纸，在基地和部队之间秘密分享新闻和故事。

许多女同性恋者在军队中晋升到了举足轻重的职位。例如女子陆军辅助队成员菲利斯·阿布里就因代表了女子陆军辅助队的形象而被刊登在宣传文章中，军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选择了阿布里的情人米尔德丽德作为另一位理想的女子陆军辅助队成员，一起出现在宣传文章中。

菲利斯 · 阿布里和她的伴侣米尔德丽德出现在女子陆军辅助队的宣传画中。图源： Deep Focus Productions

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女兵被解散，她们被鼓励回归女性角色，工厂岗位还给男性，广告重新描绘厨房里的幸福主妇。而剩下的女性，被转职成为文职，进入到公立部门当中继续工作，对其中许多人来说，二战只是他们终生的身份认同斗争的开始。

1947年春，洛杉矶的RKO影业公司办公室里，25岁的打字员艾迪丝·艾德（Edythe Eyde）坐在打字机前，敲下了《Vice Versa》第一期的最后一页。这本杂志没有广告、没有署名、没有发行渠道，甚至没有封面设计，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本专为女同性恋者创办的刊物。

20 世纪40 年代，艾迪丝·艾德正在吃冰淇淋。图源：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档案馆

艾迪丝·艾德（Edythe Eyde）出生于1921年，成长于加州弗里蒙特镇的一个挪威裔家庭。她从小学习小提琴，热爱文学，但在保守的家庭环境中，关于性取向的话题从未被提及。艾德在高中时第一次暗恋上另一个女孩，但母亲的负面反应让她决定不再与家人分享自己的情感世界，1942年，她给自己报名了秘书课程，以便能在大城市落脚。

1945年，艾迪丝·艾德搬到洛杉矶，开始在RKO影业公司担任秘书。她打字很快，经常提前完成工作，老板对她说： “好吧，只要你能完成工作，我不在乎你做什么，但是……别坐着看杂志或者织毛衣。我希望你看起来很忙。” 于是，她开始利用工作时间撰写自己的杂志。

当时，同性恋文化大多处于地下状态， “ 第三性 ” 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人。这位 25 岁的姑娘用一台手动打字机和复写纸，一次复印六份，创办了《 Vice Versa 》杂志 ——“ 一本严肃地献给那些永远无法完全适应传统习俗的人的杂志。 ” （ a magazine dedicated, in all seriousness, to those of us who will never quite be able to adapt ourselves to the iron-bound rules of Convention ）

杂志内容包括书评、电影评论、诗歌和短篇小说，旨在为女同性恋者提供一个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平台。她选择了笔名“Lisa Ben”，这是“lesbian”（女同性恋）的字母重组，既是游戏，也是一种宣言。她的“Watchama 专栏”汇集了她的各种思绪，并邀请其他人也来投稿。

Vice Versa 杂志第一期的目录。图源：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档案馆

她们不是唯一的“留守者”，越来越多前WAC、WAVES、女护士或造船女工选择在城市落脚。她们来自密苏里、佛罗里达、爱达荷，不愿再回到审视的眼神与逼婚的日程表中。她们组团租房、结伴出行，去咖啡馆、理发店——这些看似日常的空间，成为她们的“地下客厅”。不同于男性同志通过浴室、酒吧建立早期社群，女性往往在厨房、公寓、秘密聚会中找到彼此。她们使用化名，互称“姐妹”，轮流提供“安全屋”，形成非正式的互助网络。

“那时候我认识的女孩真的不多，”艾迪丝·艾德在几十年后接受采访时说：“但我想，好吧，我就继续出这些杂志，说不定能遇到几个呢！” 这招奏效了。到了第四期杂志发行时，这位作家被读者敲窗户的声音吵醒了。“他们的热情确实令人欣慰，”她写道。

由于担心被控“邮寄淫秽物品”，她从不通过邮局寄送杂志。而是亲手将杂志交给朋友，再由朋友复印、转送。她还在洛杉矶的女同性恋酒吧“如果俱乐部”（If Club）分发杂志，鼓励读者在阅读后将其传递给其他人。

从1947年6月到1948年2月，艾德出版了九期月刊，直到霍华德·休斯买下工作室，秘书团队的新工作让她无法拥有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她才停止了出版。《Vice Versa》为后来女同性恋出版物如《The Ladder》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艾迪丝·艾德后来也为《The Ladder》撰稿，继续为女同性恋者发声。

20世纪60年代，艾迪丝·艾德在她的艺术作品前弹吉他。图源：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档案馆

这股“迁徙潮”已经孕育出同性恋社群的文化表达。在芝加哥，一本地下女权刊物匿名刊登了一篇文章：《不是错误，只是隐蔽》。作者是前WAC女兵，描述了自己如何在军中遇到爱人、如何在城市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家庭”。那篇文章在咖啡馆、理发店、舞厅以牛皮纸包裹的方式流传，无数人第一次看见自己被写进文字中。

1948年，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发表了《人类男性性行为》，这是当时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美国男性性行为的研究。该报告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拥有同性恋经历的男性数量远超以往任何人的估计。根据金赛的研究，多达八分之一的男性拥有大量的同性经历，金赛让同性恋看起来像是美国人生活中正常而自然的一部分。

这对同性恋群体的影响是空前的，终于有学者将这种“普遍现象”加以公开，然而国家的反应也在逼近。1947年起，美国联邦机构开始“忠诚审查”，将同性恋者列为“不安全”的雇员。1953年，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第10450号行政命令，禁止同性恋者在联邦政府任职，导致超过5000名联邦雇员因被指控同性恋而失业。联邦政府的歧视性行动将同志群体进一步推向社会阴影，公权力对同性恋公民采取了更加暴力的行动，警察开始突袭酒吧、公园、甚至公寓楼，抓捕“行为可疑者”，进而引发了——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

薰衣草恐慌中，一名男子被捕。 图源：PBS

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将同性恋视为道德败坏，甚至与精神疾病、犯罪行为挂钩，更严重的是FBI与安全部门认为同性恋者因其“生活方式隐秘”、易受讹诈，从而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因此同性恋不仅被视为不道德的个人行为，更被等同于叛国与间谍行为。“薰衣草恐慌”不止影响了联邦体系，它蔓延到教育、医疗、媒体和私营企业，形成一种对同性恋的系统性歧视机制。企业职员、大学教授、军人、记者——只要涉嫌同性恋身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被迫离开社区或遭社会排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哈里·海伊（Harry Hay）出生于1912年，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参与左翼政治运动，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个同性恋仍被列为心理疾病的年代，他始终思考：同性恋者是否可以像其他被压迫群体一样——黑人、工人、妇女——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1948年，海伊在一次支持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总统竞选集会后，萌生了建立同性恋者政治组织的想法。他写下了一份宣言，称之为《致美国同性恋者的一封呼吁信》，试图阐明同性恋者是一个“文化少数群体”，理应拥有组织权和表达权。

1950年11月11日，海伊在洛杉矶朋友家的客厅召集了第一次小型会议，与会者有五人，这次会议标志着“马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的诞生，团体的名字源于中世纪法国反权威的面具剧团，象征“带着面具抗议的人”，初期成员仅有十几人，他们在客厅中轮流开会，探讨“同性恋者是否是被压迫的少数族群”“我们能不能组织成像工人一样的集体”。

活动家哈里·海伊（Harry Hay，最右）图源：旧金山公共图书馆詹姆斯·C·霍梅尔LGBTQIA中心

马塔辛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起点：同性恋者不再只是隐匿在城市角落的个体，而是开始以“社群”的姿态对抗体制的排斥。协会很快推出了出版物《Mattachine Review》，涵盖了原创散文、诗歌、科学研究摘要、书评以及读者来信等，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受。首期刊登了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诗《Hate》以及心理学家伊芙琳·胡克（Evelyn Hooker）的研究，后者提出论据直击当时将同性恋视为病态的观点。

在另一边的旧金山，一个女同性恋团体发展成为比利蒂斯的女儿，并在1955年着手出版杂志《阶梯》（Ladder）。菲莉丝·莱昂（Phyllis Lyon）和德尔·马丁（Del Martin）讨论着一个她们称作“计划”的事——一本由女同性恋者编辑、为女同性恋者服务的刊物。莱昂是第一任编辑，她用笔名“Ann Ferguson”写社论，讨论同性恋者的心理、生理、社会适应问题。她说：“我们并非要反抗社会，而是希望让社会理解我们是人——完整的人。”

几个月后，第一期《The Ladder》诞生了，只有16页，用打字机打印，在地下室装订，再用棕色牛皮纸包好寄出。寄件人一栏常常空白，收件人多是悄悄传来的地址，有人用的是男友或兄弟的名字，她们害怕，但她们更渴望连接。杂志封面是一张素描：一个人影在夜色中攀爬一架通往未知的梯子。那就是她们对未来的想象——不是革命，不是呐喊，而是一格一格地、安静地、固执地向上。

《The Ladder》的封面 图源：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档案馆

1960年，《The Ladder》迎来了新的编辑：芭芭拉·吉廷斯（Barbara Gittings），她带来了更大胆的策略，也带来了新的图片报道。那一年，她做了一件震撼整个社群的事——她让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出现在杂志封面上。那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真实的“她”以女同性恋的身份、带着微笑、直视镜头。过去的封面总是剪影、插图，最多是背影，而吉廷斯说：“如果我们自己不敢露出脸来，别人就不会把我们当人看。”

不久后，1966年6月，《The Ladder》的封面又出现了另一张重要照片：一位非裔女同志：欧内斯廷·埃克斯坦（Ernestine Eckstein）。她是那年唯一参加纽约骄傲游行的黑人女同性恋者，杂志对她进行了专访，她说：“我们不是白人中产阶级的附属品，我们有自己的声音。”

芭芭拉·格里尔（Barbara Grier）是最后一任编辑。她将杂志推向更女权主义的方向，扩大版面、探讨性别角色，并尝试通过广告来维持运营。但1972年，《The Ladder》还是停刊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时代变了，也有人说属于小册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当1969年石墙运动发生，激进派崛起，女同性恋者开始要求不仅是“生存”，更是“改变世界”。就像莱昂后来回忆的那样：“每次看到有人从邮筒里拿出包着牛皮纸的小册子，我都知道——又一个人，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参考资料：

‘The Beginning of a Conversation’: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n LGBTQ Activist Before Stonewall

Meet the 1940s secretary who used office time to produce the first lesbian magazine

"Coming Out Under Fire": The Story of Gay and Lesbian Servicemembers

Harry Hay, John Cage, and the Birth of Gay Rights in Los Angeles

— The End —

— 作 者：王大湿 —

— 编 辑： caicai—

— biedegirls@yishiyi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