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埔一期毕业生中的年长者,范汉杰一定是榜上有名的。而与年龄相匹配的,是他进入黄埔军校前的上校军衔和桂军第六路军司令的身份。
大概得益于此,以及范汉杰早年曾在广东陆军测量局担任三角课课长的测量经历,进入黄埔军校的范汉杰一度兼任了地形学教官,又当学生又当教官的情况,放眼当时的黄埔军校应该是没有第二个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被俘,到1960年11月底第二批特赦,再到1976年初在北京病逝,中间近30年历史跨度中的范汉杰,似乎并没有被外界过多的关注或熟知。
而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无疑又有助于后人更加全面详实的了解范汉杰这个特殊复杂人物。
如今荧屏上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大都将被俘时的范汉杰刻画成一位对我军战略战术和执行力钦佩之至的“败军之将”。
这里固然是编剧和导演想突出某种宣传效果,只不过与当事人的回忆文字对比,还是有着不少出入的地方。
被俘之初的范汉杰,一度表现出不服气的蛮横态度,在被押送到锦州城北30多里处的一个小村子牤牛屯后,得知这里是东野指挥部所在地的范汉杰甚至略显懊悔的说道:“原来他们在这里啊……”
言外之意大概是,如果早知道这里是指挥部,自己恐怕早就派出飞机前来轰炸袭击了。
同样,在被我军俘虏后的首次问询中,范汉杰并不承认自己的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身份,谎称是要返回南方老家的生意人。不过,范汉杰终究还是低估了我军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
在时任东野九纵民运部长王柬对比照片辨认后,范汉杰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在面对九纵政委李中权等人的审问时,范汉杰的态度依旧桀骜不驯:
此言一出,对面的李中权顿时火冒三丈,直接站起身来对范汉杰直接驳斥:
不久后,范汉杰与一同被俘的卢浚泉、李汝和等人被押送至东野司令部,而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
1957年,范汉杰被转移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颇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
当时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可谓是“众星云集”。不仅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王耀武等老蒋后期最为倚重的黄埔嫡系,还有康泽、沈醉、徐远举等老牌军统特务代表,称得上是一个“大杂烩”。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人又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王耀武为代表的思想灵活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积极融入战犯改造工作中来,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改过自新态度。
第二类是以杜聿明为代表的渐进式改观群体。他们在一开始对老蒋心存幻想,但在逐渐领悟战犯改造政策的真谛,以及看清老蒋真面目后,选择积极接受教育改造。
第三类是以黄维和文强等人为代表的顽固群体。这一类战犯态度比较强硬,对昔日的反动罪行缺乏真诚悔过的态度,因此特赦时间都比较靠后。
相比之下,范汉杰在功德林的态度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从表面上老,似乎这三类人与他都不太沾边,他本人倒更像是软硬不吃的棉花一般,既没有王耀武的高情商,也没有黄维的顽固不化,与杜聿明相比,似乎也有明显的差距。
总之,功德林的管教们安排范汉杰什么任务,他就全身心去完成什么任务,既不推诿,也没那么主动。
当然,范汉杰也有着骨子里的一份傲气,每次上厕所时,他都会大声向管教人员请示报告。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这是他在表达心中的无声“抗议”。
等到管教向前询问和制止,范汉杰立马又变成一副嬉笑嘴脸,弄得工作人员有些啼笑皆非。
如果说“上厕所喊报告”伴有强烈的调侃色彩,那么,在特赦之前的宣读报纸一事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范汉杰的一种执念。
1959年12月初,从报上得知新中国即将举行第一次特赦的消息后,功德林众人公推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范汉杰上台宣布这个好消息。只是,不以为然的范汉杰却坚持让杜聿明上台宣读。
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自然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范汉杰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事后,当有人问及范汉杰这个话题时,对方直言不讳的回答道:
果不其然,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确实没有出现“范汉杰”三个字。
范汉杰原本是被列入功德林首批特赦战犯名单的,不过在公开讨论环节,许多民主人士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蔡廷锴和蒋光鼐。
有人说是因为当年“福建事变”期间,身为19路军参谋处长的范汉杰将密电码送给戴笠,直接导致了老蒋对19路军行踪了如指掌,加速了事变的失败。
不过,就“福建事变”本身而言,也存在许多机事不密的情况和内部反对声音,加上老蒋频频以金钱和高位收买部分将领,失败的阴影从一开始就存在,不能说完全是范汉杰一人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获得特赦的范汉杰,不久后亲自到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蔡廷锴和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鼐家中“负荆请罪”。
特赦后的范汉杰被安排到北京南郊红星农场劳动半年后,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此后一段时间里,他陆续撰写了包括《锦州战役回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序幕》、《胡宗南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经过》等回忆录,同时翻译了《德国步兵动作》系列丛书。
1976年1月,范汉杰因哮喘病复发被送到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紧急救治,但终因康复阶段病情再度发作而去世,享年80岁。
全国政协特地为范汉杰举行了一个百余人参加的追悼会,而后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多年后,范汉杰之子范大胜自美国返回大陆,临走时将父亲的骨灰由公墓中取出一半带去台北和美国,分别与自己的昔日老友和夫人合葬。
据说这是晚年的范汉杰在与儿子一次通信中,含沙射影表达出的多年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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