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图源：国家发改委
5月20日，我国首部民营经济专项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正式实施。该法以立法形式确立“平等保护、产权护航、市场破壁”三大制度支柱，回应了民营经济“56789”的突出贡献（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80%以上就业、90%以上企业数量），它的落地对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企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企业报》特邀民促法立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就法律核心条款与执行路径进行解读。
《中国企业报》：您参与起草这部《民营经济促进法》总共耗时多长？相较于其他法律，此次起草时长处于何种水平？
李曙光：这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历经一年两个月。从法律制定的普遍时长来看，这一过程相当迅速。有些法律历经十年、二十年都难以顺利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快速出台，这体现了国家对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的顶层设计。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其颁布精准契合了优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求。
《中国企业报》：相较于以往的政策文件，民促法的核心突破是什么？如何确保其成为民民营企业的 “护身符”？
李曙光：以往多为政策文件，如今上升为法律层面，法律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公开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民促法将“两个毫不动摇”等重要原则明确写入其中，清晰界定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关键作用。为确保法律充分发挥保障民营企业权益的作用，企业自身应当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行政部门则需制定细化措施，确保法律能够有效落地实施。
《中国企业报》：在制定民促法的过程中，是否对配套执行与贯彻落实层面的事项进行了考量？
李曙光：法律效能的充分释放，取决于其能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这既要求行政部门深刻领会法律精神，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也需要市场主体增强法律意识，主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在立法过程中，针对配套执行与贯彻落实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与规划。不过，后续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推进。行政部门需要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参与这部法律起草的有十七个单位（十七个部门），但实际上涉及的部门远不止这些。所有参与起草以及虽未参与起草但相关的部门，都应当出台具体的执行措施，以此切实保障这部法律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明确提出“平等对待”原则，但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常常遭遇“玻璃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您认为这部法律能否真正打破这些壁垒？如果地方政府不执行相关规定，企业该如何维权？
李曙光：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其权威性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地方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的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若行政机关存在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企业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效能的实现，既需要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包括准确主张合法权益受损的事实），更依赖司法机关依法裁判、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共同构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第七十条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因人事变动违约毁约，但过去许多项目因领导换届而停滞。法律是否会配套相应的问责机制？
李曙光：您提出的问题在现实中确实存在。《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因人事变动违约。例如，政府委托民营企业垫资建设项目后，若以“合同未明确付款时间”或“前任责任”为由拖欠款项，企业可直接依据该法维护自身权益，无需等待政府另行出台措施。若维权无果，企业可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纪委、巡视组等监管部门反映情况。过去那种“领导说了算”的情况已不再适用，无论人员如何更替，企业均可依据法律向现任负责人主张权益。此外，在开展工程项目合作时，无论双方关系如何密切，都应当在合同中明确交付时间和付款时间，比如约定验工合格后的7天之内完成款项支付。若企业自身未按照法律规则行事，未在合同中明确交付期限，那么责任则在于企业自身。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第二十条要求银行对小微企业实行差异化信贷，但银行常以“风险高”为由有所顾虑。该法实施后，是否会设定强制性的不良贷款容忍度指标？
李曙光：法律的强制力主要体现在法院的判决和执法的处罚上，并非在所有方面都随意采取强制措施。银行贷款遵循监管机构和管理部门的规定，以往贷款多以土地、房产等大宗物品作为抵押，担保方式较为单一。而《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对于小微企业（大多为民营企业），可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银行依据该规定即可开展相关业务，例如可以采用权利质押的方式，像应收账款、股权等都可作为质押物，这在以往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无需设定强制性的不良贷款容错度指标，银行只需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操作即可。对于质押物的估值，不同资产有不同的估值方法。部分资产可能需要聘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政府也会为权利的登记、估值和交易提供支持，比如指定5家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等。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第十条规定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但很多行业仍存在“内部标准”。比如政府采购招标中要求“近三年纳税额超1亿元”，这种隐性门槛该如何破除？
李曙光：民促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全面推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其核心原则是“非禁即入”——清单之外领域，所有市场主体（无论所有制性质）均可依法平等进入，不得设置额外门槛。企业若发现地方政府存在不合理的规定，阻碍其进入相关领域，可依据该法律进行维权。目前，2025 年版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正式公布，相较于以往版本，该清单进一步压缩了限制进入领域范围，充分体现了国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导向。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第十四条明确禁止招标过程中歧视民营企业，但在实际操作中，资质门槛成为一大阻碍。法律是否可能规定最低的资质标准？是否存在统一的标准？
李曙光：新法作出了重要的原则性规定，即在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活动中，所有主体均享有平等进入的权利。资质标准、资格标准、能力标准以及规模标准应根据具体项目来确定。目前国家正在修订招投标法，其中将会规定更为具体的内容。只要资质标准不存在歧视性，且公开透明，对所有参与主体一视同仁即可。《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了基本原则，若违反该原则，企业可依法进行投诉，但原则的落地还需其他法律和具体政策进一步细化。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第二十八条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攻关国家项目，但现实中科研经费多流向国有企业。法律是否会强制要求政府项目必须有一定比例由民营企业承担？
李曙光：这个问题很关键！以往民营企业不具备牵头国家项目的资格，此次法律明确赋予民营企业此项权利。相关部门应当贯彻落实该法律，公布可由民营企业牵头的项目名单。推出的项目中必须确保一定比例由民营企业牵头承担，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有效实施。若一个项目中均无民营企业牵头，表明相关部门未能有效落实该法律，相关企业可依据该法律进行投诉。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第六十九条要求地方政府清理拖欠账款，但很多企业反映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法律是否会建立“账款拖欠黑名单”制度？
李曙光：建议依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建立拖欠账款法定直报制度，赋予被拖欠主体（企业或农民工）直接向地方财政、审计部门或上级行政机关提交书面投诉的法定权利。现行制度下，行政机关虽依规负有主动清理并上报拖欠账款的义务，但同步引入“投诉 - 核查 - 公示”程序（如要求受理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公开结果），可有效规避信息层级传递导致的失真风险。
《中国企业报》：民促法第六十四条禁止异地滥用执法权，但民营企业常遭遇跨地域的逐利性执法。企业遭遇违规异地执法时，应如何维权？
李曙光：异地执法本身是被允许的，但必须规范进行。此次《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建立异地执法协助制度。例如，A地的执法人员前往B地执行任务，需与B地公安机关通报并请求协助，不得擅自直接开展执法行动。目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异地执法现象，如将经济纠纷误判为经济犯罪，随意查封、冻结、扣押民营企业资产，甚至要求企业停止经营等。若企业遭遇此类不规范执法，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作者：何芳
监制：张剑
编辑：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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