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杜克土木工程毕业生在三四十年后怀念大学的历史课……

近期一项针对杜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被问到哪一门大学课程在实践中对他们的工作最有用时，相当数量的受访者都提到了在20世纪50年代开设过的一系列历史课。与材料力学、结构分析、钢结构设计等意料之中的反馈相比，学生们在三四十年后单独选出这些历史课是出人意料的。问卷中既未提醒这些毕业生他们曾经上过什么课，也没有提供可勾选的列表，因此这让人不禁得出结论：至少对于某些同学来说，这些历史课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清晰而长久的印象。

不仅如此，列出这些课程的毕业生不只是像他们列举数学、科学和工程课程时那样一笔带过，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些历史课是由霍利教授开设的”。小I. B.霍利（I. B. Holley, Jr.）教授是一位对科技史有着特殊喜爱的已退休历史学荣誉教授，曾经获得杜克大学杰出教员奖。不得不提的是，那些上过霍利教授课程的毕业生们，也上过其他学识渊博且敬业的工程教授的课，但这些教职员中没有一个人像霍利教授这样，在调查中被如此频繁地提及，即使多年以来他们不断地与更多的学生接触，甚至在专业课程中与学生反复打交道。

毫无疑问，工程学的老师们在这次调查中之所以极少被单独提及，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通常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方式讲课，而鲜少提及建筑工艺的历史背景及其开发人员的生平经历。而且，授课材料通常以与其现实背景割裂的方式被呈现出来。这种讲课方式自有它存在的理由，通常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课程覆盖一定量的材料，以使学生能够继续深入学习接下来更多类似的课程。也有人辩称，分析能力的训练本身并不适于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或主观性的解读。

技能型课程的要求使得教师在工程专业的课堂上几乎抽不出时间讲实战故事。然而课程反馈则不止一次地表明，这正是学生们渴望并且真正能铭记的内容。当一门教授振动微分方程的课程开始讲起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 Tower）是如何翻新并开始使用调谐质量阻尼器控制其结构振动的故事时，或是讲起纽约的花旗集团大厦（Citicorp Building）由于风力发生晃动时，是靠着在顶层用弹簧连接的巨大混凝土构件解决这一问题的故事时，学生们才会一反常态，不再机械地抄录黑板上的内容，而是直起身子认真听讲。当播报大桥倒塌的早间新闻代替了断裂力学中抽象的数学问题时，学生们会变得更加投入。同时，他们也更加主动地参与美学的“题外话”，而不是与结构荷载有关的公式的客观推导。

学生们认为以现实世界为背景的工程学比学术训练更容易使人记住，这并不会令人惊讶。同样，如果历史只是一系列工程成就的生硬记录，只是发明与创新的演变记录，只是背景板上的事物，那它很难被学生们记住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如果历史能教会人们清楚地认识物与人、结构与环境、制造业与经济、机器与战争、科技与文化、工程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呢？霍利教授的课程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为这样一位伟大的老师将极高的授课标准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将技术和其他思想智识上的努力与这种现实经验生成背后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要知道，他也曾是美国空军预备队的一位少将（已退休），并且曾在西点军校教过科技史。

年轻的工程师很快就会了解到，工程几乎同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息息相关。所有的工程学问题都包含着文化、社会、法律、经济、环境、美学或伦理学的因素。在课堂之外，若只把工程学问题当作技术问题来处理，必将遭受许多挫折。如果一位工程师在求学时就能敏锐地感知科技自身更广泛的本质和含义，那么他在事业刚起步时就拥有了成熟的认知与视野，而这正是许多工程师经历许多挫折才获得的。

民用（区别于军事）工程师的成果与社会的关联从一开始对这一职业的定义来说就是决定性的要素。在1828年请求皇室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颁发皇家特许状的请愿书中，托马斯· 特雷德戈尔德起草了一个定义，他写到“土木工程……已经改变了全世界范围内公共事务的诸多方面和状况”。特雷德戈尔德没有直接说明，但或许那些想要皇室特许状的人自然明白，社会、经济等一系列的人为因素影响着自然资源的分配。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最近的定义中，更是醒目地提出了工程与社会的关系，这样的表述很明显是受到了英国同僚的影响。

土木工程，是一项不断推进人类福祉的行业，它将人们通过学习、经验及实践获得的数学与物理科学知识与判断力相结合，应用于经济地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中，创造、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社区生活、工业和交通提供设施，并为人类提供可使用的结构。

同很多有关目的的定义一样，这个定义试图将所有与这个协会有关的专业领域都塞进来，好让各方都感到高兴。但委员会这样的表述并未偏离所要传达的最基本的信息：尽管工程学的基础是数学与自然科学，但其目的仍是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服务社会。换句话说，工程行业的存在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整个社会。工程所处的社会及文化背景既推动着这一行业的实践，同时也限制着它。我猜测，霍利教授和他的课程之所以能够在时隔多年以后还被记得，是因为大学时期将科技与社会置于历史背景中思考的经历对这些工程师的职业生涯助了一臂之力，正如同思考和写作的严苛标准对他们的帮助一样。

一直以来，工程项目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就一直要求对细节的格外关注。金字塔的建成得益于古埃及的技术水平，但绝不只是科技水平高这么简单。事实上，更有可能是法老王（或他们的首领）提出了这个巨大的挑战，工程师们才努力发展出足以克服这一挑战的技术。金字塔的案例对于理解今日的工程学有很大价值，研究在统治着当时社会与文化的自大狂的监视下完成设计和建筑的案例，其价值不亚于解释在塑造金字塔的形态中工程师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是他们将精心雕琢的石头安装到位的工艺。与之相似，讲述教堂的建造过程的故事集——比如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历史小说《教堂尖塔》（The Spire），就关注了大主教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故事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社会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就如同有关风力的研究可以推进砌体结构设计的技术一样。

在19世纪各种伟大的工程项目之中，钢铁大桥与水晶宫为设计与建造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例证。技术要素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专业科技知识和基本的工程学知识，任何人的设想都无法付诸现实。但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仍旧鲜活，并不是因为它们早已过时的营造技术，而是因为它们所展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因素——人类的本性、变化的人际关系、看似无关紧要的政治、大公司、竞争和经济——在今时今日与以前或与法老和中世纪主教的时候相比，并无差异。这正说明了恰当的历史教育的价值，这样的课程对于执业工程师而言，就如同技术类课程一样重要。令人欣慰的是，近来一些在美国最受人尊敬且有成就的工程师不再避讳这些观点，应该也不会对杜克大学的毕业生调查结果感到惊讶。

“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工程学”是由国家工程学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主办的一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的主题。这场研讨会于1990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是庆祝该组织成立25周年的全年庆典的尾声。根据声明，举办这场研讨会是“为了突出社会如何影响科技决策的问题，工程师群体如何在他们服务且参与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以及未来这种关系将会如何转变与发展”。工程师和非工程师的教育问题成为研讨会的焦点，会后《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成果。

会议主席是沃尔特·温琴蒂（Walter Vincenti）——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航空航天专业的荣誉教授，同时也是《工程师的知识与认知方式》（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一书的作者。这一书名本身就唤起了有关工程学的天性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讨论。温琴蒂指出，尽管有无数的科技成就可以对工程师并不理解工程学这一论点提出反驳，但科技的功用并不等同于对科技的理解与认识。飞机设计的成功（恰恰）与空中旅行的挫折感与焦虑感形成鲜明对比，与我们的州际高速路网形成对比的是城市内部的交通大拥堵带来的恐慌，化工厂生产出的神奇产品与泄漏的有毒废物形成对比，个人计算机的梦幻世界与试图解决计算机付款错误的梦魇形成了对比。现代科技的二元性现象似乎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尤其是当工程师的产品对社会产生影响时，他们对此真正了解多少呢？

当科技的负面影响不可辩驳地增长时，不消多想，勒德分子受到了鼓励。同样受到激励的还有立法者们，他们所制订出的拙劣的非科技的限制条件，让科技更加复杂。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缺乏眼界的工程师一开始只关注确保完成任务的技术领域，从而制造出复杂的局面，但事情的真相比这更错综复杂，更具两面性。

据报道，温琴蒂教授如此形容学术圈对工程学的看法——“一项在某处进行的奇异而难以理解的活动”。如果学术精英的看法尚且如此，那么在1990年华盛顿研讨会的报道中，乔治· 布利亚雷洛（George Bugliarello）——土木工程师，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荣誉教授及曾经的美国科学研究荣誉协会主席——将工程师们归类为“社会的‘发动机舱’中主要以技术为导向的角色”也就不奇怪了。

认为工程学是一门奇异而神秘的学科的观点在当今工程师与非工程师的教育方式中得到了印证。工程学的学生学习了高要求的技术性课程，却极少能了解到自身专业的历史或社会背景。其结果便是很多学生离开了社会的“发动机舱”便不知所措。尽管工程学的课程学分要求包括必要的人文社科类课程，但有时是在导师的教导下，工程学的学生更倾向于将这些课程要求视作需要规避的障碍，而不是需要抓紧的机遇。这一现实还有另外一面：由于非工程类的学生几乎不太可能会对哪怕是最基础的工程类课程感兴趣，更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先修要求，因此我们将来的律师、企业主管和政策制定者，包括那些最有可能掌握国家大局的人，几乎无法与工程师沟通。

在这种教育现状下当然也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例外，一些工程学课程确实在职业层面为学生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这类课程的普及推广已经在土木工程师塞缪尔·弗洛尔曼（Samuel Florman）的著作《文明的工程师》（The Civilized Engineer）中得到了积极的论述。不仅如此，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从问题的另一面入手，赞助了一些针对提升科技素养的尝试，其中包括增进人文艺术专业的学生对工程学方法的理解等一些值得赞扬的努力。

但讲述工程与技术真实历史的课程或许还是最有潜力的，它们不仅能在同等程度上为工程师和非工程师人群提供看待该职业的广阔视野，尤其是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且为领域间的未来互动提供了基本范式，有助于为建立共同的文化背景提供基础。

本文摘自《再造世界：工程师的冒险》，[美]亨利·波卓斯基（Henry Petroski）著，朱轩慧译，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标题为《社会背景下的工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美]亨利·波卓斯基著，朱轩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