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上海印钞厂被盗案：老实男为娇妻偷钱三次，两年才真相大白

01 金库失窃，举国震动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的金库里，一名普通员工老陈正埋头清点钞票，准备月末盘库。

他熟练地解开一捆崭新的5元纸币，准备登记数目，可手刚一触及，却愣住了。

捆里的东西根本不是钱，而是一叠白花花的废纸，整整1000张的5元钞票，价值5000元，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老陈额头瞬间冒出冷汗，手指哆嗦着把纸捆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生怕自己眼花。他甚至用手使劲揉了揉眼睛，可事实摆在眼前，白纸就是白纸，半点不假。

5000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人均工资才几十块钱，这笔钱够一个普通家庭活上好几年，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怕是得上百万。

老陈慌了神，跌跌撞撞跑去办公室找主管领导，嘴里直嚷嚷：“出大事了，金库的钱没了！”

主管姓李，四十多岁，干了大半辈子银行工作，平日里稳重得很，可听到这话，脸上的血色刷地褪了个干净。他一把抢过那捆白纸，盯着看了半天，喉咙里咕哝着：“这怎么可能……这可是国家金库啊！”

金库的安保措施严得跟铁桶似的，平日里别说人，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钱怎么就变成了纸？

李主管脑子里乱成一团，立马下令封锁消息，同时火速向省人民银行汇报，不敢有半点耽搁。

省行接到报告，同样炸了锅。

自1949年建国以来，哪听说过有人敢偷国家金库？这不是偷钱，这是挑战国法，吃了熊心豹子胆！

省行领导不敢怠慢，连夜将情况上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总行高层闻讯震怒，这不仅是经济损失，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漏洞，必须彻查到底，给全国一个交代。

总行迅速组织专家，推演钞票从生产到运输的每一步流程。他们先排除了押运环节的可能性，因为押运车有武警全程护送，沿途还有多重检查，调包的几率几乎为零。

问题最有可能出在源头，也就是生产钞票的地方——上海印钞厂。

这批被调包的5元新钞，正是从上海印钞厂发出的。

总行当即电传上海，要求厂方配合调查，务必查清真相。

上海印钞厂接到消息时，厂领导的第一反应是不信。

这家工厂自建厂以来，运往全国的钞票数以亿计，从未出过短缺或遗漏，流程严密得滴水不漏，怎么可能有人在眼皮子底下调包？

厂长拍着桌子跟总行的人打包票：“我们厂绝不会有这种事，八成是别的地方出了纰漏！”

厂长甚至怀疑，那捆钱可能是跟印钞原料混在一起，属于工作失误，而不是故意为之。

可总行态度坚决，要求厂方立即自查。

厂里组织保卫科和车间主任，连夜盘点库存和记录，翻遍了每一处角落，结果却让人心凉半截。那捆价值5000元的钞票，果真找不到了，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

厂长的脸沉得能滴水，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严重，这已经不是失误，而是赤裸裸的犯罪。

无奈之下，厂方只得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报案，请求警方介入。

普陀区分局接到报警，局长亲自挂帅，将此案定为特大案件，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分局副局长郭强带队侦查。

郭强是个四十出头的硬汉，干刑侦十几年，破过不少大案，但像偷国家金库这种事，他也是头一回碰上。

接下任务那天，他站在分局会议室里，点了根烟，眯着眼对组员们说：“这案子不简单，偷金库就是砸国家的饭碗，咱必须把贼揪出来，不然没法跟上面交代！”

专案组连夜赶赴潮州，实地查看案发现场。

金库内灯光昏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味道，运钞箱摆在铁架上，箱内10捆5元新钞中，有一捆赫然是白纸。

郭强戴上手套，仔细检查那叠纸，发现这些纸张质地特殊，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货色，而是印钞专用纸，捆扎用的硬纸板上还有上海印钞厂的专有标记。

他眉头一皱，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事，八成是印钞厂内部人干的。

潮州之行结束后，郭强带着初步证据返回上海，心里已经有了大致方向。

国家金库被盗，案情重大，牵动着从总行到地方的每一根神经。

02 调查艰难，罪犯再犯

专案组回到上海后，郭强立刻召集队员开会，布置调查方向。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桌上摊满了从潮州带回的资料和照片，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郭强敲着桌子，声音低沉：“这案子明摆着是上海印钞厂内部人干的，专用纸和硬纸板不会撒谎。咱们得从厂里挖出这个贼，但不能大张旗鼓，免得打草惊蛇。”

他将调查组分成两队：一队以分局警员为主，负责通知全市银行和储蓄所“控号”，监控失窃钞票号码段的流通情况；另一队以厂内保卫干事为主，秘密摸排厂内员工，尤其是成品车间的关键岗位人员。

上海印钞厂是个庞然大物，3000多名职工，光成品车间就有300多人，每天人来人往，管理再严也难免有死角。

更要命的是，80年代没有监控摄像头，全靠人工排查，破案难度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郭强带着内队进驻工厂，低调得像普通访客，连厂里普通工人都不知情。他们先从流程入手，了解钞票从印刷到打包的全过程，发现厂内安保措施确实严密，成品钞票只有在最后检验和打包环节才能接触，且背后有专人监督，普通员工根本没机会下手。

可问题就出在这——既然流程没漏洞，调包是怎么实现的？

调查组白天在车间转悠，晚上翻档案查记录，忙得脚不沾地，可一个多月过去，半点线索都没摸到。郭强急得满嘴燎泡，夜里睡不着就坐在办公室抽烟，脑子里全是那捆白纸的影子。他知道，时间拖得越久，罪犯越可能销毁证据，甚至把赃款流散到外省市，那案子就更难办了。

队员们也开始嘀咕：“头儿，这厂子人太多，查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就在调查组一筹莫展之际，坏消息又传来了。

1986年，广东惠阳的人民银行发现一箱运钞中，有5捆5元新钞被调包成白纸，总共损失25000元，相当于普通人几十年的收入。

消息传到上海，郭强一拍桌子，咬牙切齿：“这贼胆子也太肥了，敢一而再地干！”

专案组顺着运钞、装箱、生产流程逆向追查，结果还是指向上海印钞厂的成品车间，那300多人又成了重点。可排查范围这么大，大张旗鼓抓人肯定不行，万一罪犯狗急跳墙，把赃款烧了埋了，案件就彻底死无对证。

队里有人忍不住提议：“郭头，不如把成品车间的人挨个审讯，300人而已，总能问出点啥。”

郭强听后沉默了半晌，点了根烟，狠狠吸了一口才开口：“这法子听着简单，但风险太大。咱们是赌博，赌赢了抓到贼，案子圆满；赌输了惊动人，赃款一毁，咱就白忙活了。”

他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秘密调查，哪怕耗费时间，也不能冒险。

时间一晃又过了大半年，案情依旧没有进展，专案组上下的士气低到谷底。

郭强每天盯着档案，眼睛都熬红了，可线索就像藏在迷雾里，怎么也抓不住。

就在这时，第三次案发消息传来——1987年4月，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的运款箱再次被调包，又是5000元不翼而飞。

至此，三次钞票调包案，累计被盗7000张5元纸币，总价值高达3.5万元。

三次作案，手段如出一辙，地点却遍布全国，显示出罪犯不仅胆大妄为，而且对印钞厂的流程了如指掌。

郭强站在分局的地图前，用红笔圈出潮州、惠阳和农安三个地点，眉头锁得死紧。他心里清楚，罪犯再不抓到，案情扩散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动摇国家金融系统的公信力。

可面对厂内3000多双眼睛，他一时也无从下手。

调查组的压力如山一般沉重，队员们疲惫不堪，厂内的保卫干事也开始抱怨，说这事查下去没个尽头，影响工厂正常生产。

郭强咬着牙，硬是顶住各方质疑，带着人继续埋头苦干。

03 线索浮现，锁定疑凶

1987年5月，案件久拖未决，上海市局在巨大的压力下，只得向公安部求助。

公安部接到汇报后，将此案定为最高级别关注，迅速派遣多位刑侦专家赶赴上海支援。专家组抵达后，先是实地考察了上海印钞厂，详细了解钞票生产、打包到出厂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发现，厂内流程严密得近乎滴水不漏，普通员工根本接触不到成品钞票，只有最后两道工序的检验员和打包员有机会直接上手，但这些人背后还有监管人员时刻盯着，调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专家组在厂内仓库转了一圈，墙上的一排小窗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些窗户是专门用来透视内部动静的，平时仓库大门上锁，只有每天固定时间点打包人员才能推着密封箱进出。

而且，大门有两道锁，钥匙分别掌握在两名管理员手中，必须两人同时在场才能打开。专家组的一位老刑侦忍不住摇头：“这种安保下，别说人，就是只猫想溜进去都不可能。问题肯定出在流程被破坏上，有人钻了空子。”

与此同时，外围调查钞票流通的警员终于传回一条关键消息。第一次失窃后的四个月左右，被调包的钞票在上海露面了。

郭强听到这消息，眼睛一亮，但随即又皱起眉：“这贼也太急了吧？明知道号码被控，还敢这么快用钱，不是缺心眼就是缺钱花。”

专家组推断，罪犯要么经济上极度紧张，要么是个挥霍无度的人，否则不会冒这么大风险。既然如此，警方完全可以跟对方拼耐心，等他露出更多马脚。

果然，仅仅7天后，第二批被盗的25000元也在市面流通了。

郭强拍手叫好：“这家伙真是迫不及待，咱就等着他自己送上门！”

专家组当即指示，调查重点放在成品车间的验钞员和打包员身上，看谁的经济状况近期有明显变化。

验钞员多为女性，岗位要求她们检查钞票质量，但密封箱加上密封袋总重超过40公斤，普通女工很难翻动重物并切断密封铁链，作案可能性较小。

而打包员兼运输员则清一色是男性，体力上完全符合条件，嫌疑范围因此大幅缩小。

经过反复排查，调查组将9个人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其中4人近两三年内经济状况明显提升，格外引人注意。

第一个嫌疑人是个麻将迷，牌技稀松平常，却爱玩得要命，以前输钱就心疼得摔牌骂娘，可最近两年却变了性子，一天输个几十块眼都不眨。

警方跟踪调查后发现，他下班后在街头摆了个象棋残局摊子，靠骗人赚钱，一天少说也能弄个几十块，虽然不合法，但跟钞票案无关。

第二个嫌疑人叫王德宝，家境原本困难得揭不开锅，可最近半年突然发了财，家里电视机、录音机、组合家具一应俱全。调查组起初怀疑他是内贼，可走访几天后却大失所望。原来老王干起了副业，从广州批发衣服在上海倒卖，白天是印钞厂工人，晚上变身“倒爷”，收入全来自正当生意。

第三个嫌疑人是打包组组长，平日里吃喝穿戴样样讲究，可工资根本撑不住他的开销，月底经常穷得只能抽一毛五一盒的廉价烟。

可这半年，他却摇身一变，抽起了中华，喝起了茅台，银行账户里还多了几千块存款。警方查遍了他的亲戚朋友，确认没人做生意，也没海外关系寄钱，嫌疑陡增。

调查组果断出示逮捕令，他也痛快承认了犯罪事实——利用职务之便偷拿印钞专用纸卖给假钞团伙，获利几千块。

这虽是大案，但跟钞票调包无关，专案组意外破获一起假钞案，得了市局嘉奖，可郭强心里却不是滋味，毕竟真正的贼还没抓到。

第四个嫌疑人名叫张迪康，上海本地人，30岁，在印钞厂干了12年，打包工兼运输员，平日表现中规中矩，性格内向，甚至有点胆小，同事都说他怕老婆怕得要命。

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人，一年前家里却突然暴富，不仅还清了上千块的欠债，还买了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照相机，以及各种高档家具、服装和金银首饰。

警方暗中估算，这些东西没2万块下不来，远超他两口子的工资收入。

张迪康对外宣称，这是岳父留给妻子的遗产，他岳父生前是上海某厂厂长，大家听后也没多疑。

可调查组一查却发现，他岳父的厂子长期亏损，连工资都发不出，退休后又重病缠身，积蓄早花光了。

而且岳父有4个女儿，其他3个都没分到遗产，唯独张迪康妻子殷娇洁得了好处，这显然说不通。

张迪康的嫌疑陡然上升，成了调查组的头号目标。

为了不冤枉人，郭强下令暗中搜查张迪康家，结果却空手而回，家中没发现任何赃款或可疑物品。

就在调查组一筹莫展时，上海一储蓄所的女职员送来一条关键线索：两个月前，有个漂亮女子，约30岁，皮肤白皙，身高近一米七，存了4000元，全是5元新钞。入账时发现，这些钞票恰好在控号范围内，且都是连号。女职员回忆，那女子刚做过双眼皮手术，眼部痕迹明显。

郭强一听，立马让队员拿来殷娇洁的照片，女职员一眼认出：“就是她！”

虽然没找到直接赃款，但间接证据已指向张迪康夫妇。

郭强思索再三，决定从殷娇洁入手，作为从犯，她心理防线可能更薄弱。

04 真相大白，法网难逃

1987年7月，调查组在审讯室里对殷娇洁展开了攻势。

审讯室里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殷娇洁坐在铁椅上，脸色苍白，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

郭强坐在对面，目光如刀，直直盯着她，语气冰冷：“殷娇洁，偷国家金库的钱，就是盗国库，这罪名够枪毙十回。你是张迪康的妻子，最少也是协同犯罪，现在如实交代，还能算立功，争取宽大处理。”

听到“枪毙”二字，殷娇洁吓得浑身一抖，眼泪刷地流下来，魂都快没了。

她哆嗦着嘴唇，没几分钟就崩溃了，把丈夫张迪康的犯罪事实全盘托出。

有了殷娇洁的供词，张迪康再想狡辩也没用了。

1987年7月25日，他因盗窃印钞厂被正式批捕。面对铁证，他低头认罪，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

原来，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他和殷娇洁的婚姻上。

张迪康从小老实本分，在厂里干了12年，口碑一直不错，可偏偏娶了个让他既爱又怕的妻子。

殷娇洁长得如花似玉，气质出众，走路时腰肢轻摆，厂里男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她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娇生惯养，吃穿用度都要最好的，虚荣心极强。

两人当初谈对象时，殷娇洁压根看不上张迪康，嫌他太普通，没钱没势。

可她父母却相中了张迪康的沉稳，硬是撮合了这门亲事。

婚后，张迪康成了彻头彻尾的宠妻狂魔，烧饭洗衣拖地全包，休息日还得去岳父岳母家干活。可殷娇洁并不满足，她在涉外酒店工作，天天接触外宾和有钱人，看着人家穿金戴银，心里早就痒得不行。回家一见丈夫闷头干活，她就气不打一处来，经常冷嘲热讽：“我这么漂亮，怎么就嫁了个窝囊废？”

张迪康被骂得抬不起头，心里却憋着劲想满足妻子。

他一没技术，二没本钱，三没关系，赚外快谈何容易？

那段时间，他在车间打包钞票时，常常盯着那一捆捆钱发呆，脑子里冒出个大胆念头。1985年7月5日下午，他终于下定决心，趁人不备溜进鼓风机房，藏在管道里。等到晚上厂里人都走了，他钻出来，拿出事先藏好的工具和一捆印钞专用纸，用大力钳剪断密封铁链，撬开装钱的铁箱，拿走5000元新钞，换上白纸，再重新绑好铁链，锁上箱子。

得手后，张迪康没敢马上离开，而是在鼓风机房里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混在上班人群中出现。

那天他心跳得像擂鼓，生怕被人发现，可一天过去，厂里风平浪静，他才松了口气。

下班后，他赶回家把钱交给殷娇洁。她起初也害怕，双手捧着钱直发抖，可张迪康安慰道：“只要两年后再用，银行就查不到了，绝对安全。”

殷娇洁听后，脸上露出笑意，狠狠夸了丈夫一顿，张迪康头一次觉得自己有了点男子汉气概。

可殷娇洁的耐心远没那么好，5000元在她手里就像长了翅膀，仅仅4个月，她就忍不住开始花。

先是买些化妆品之类的小物件，见没人怀疑，胆子越来越大，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高档家具，一样接一样搬回家。张迪康看她这么干，急得满头大汗，苦劝她收敛，可殷娇洁根本不听，只顾自己痛快消费。

不到一年，5000块花得精光，她还埋怨丈夫：“偷一次是偷，干嘛不再来一次？这次多拿点！”

在妻子的不断怂恿下，张迪康鬼迷心窍，第二次偷了25000元。

这回殷娇洁更肆无忌惮，仅7天后就大肆挥霍，买金银首饰，穿名牌衣服，俨然成了厂区里的阔太太。

后来，张迪康又偷了5000元，殷娇洁把剩下的钱一部分存进银行，一部分装在铁盒里，埋在郊区老房子院子里。

三次盗窃共计3.5万元，挥霍近1.8万元，调查组最终追回赃款1.7万元，历时一年多，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这起印钞厂被盗案，作为建国以来唯一一例，公检法一致认为必须从严从重处理。

1987年9月19日，张迪康被判处死刑，判决当即执行，押赴刑场枪决。

而殷娇洁因检举揭发和积极退赃，被认定有重大立功表现，法院从轻发落，仅判一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