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无法忘却胡耀邦？从他的历史角色、精神遗产说起

谨以此文献给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

胡耀邦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重要精神坐标，他是思想的先知，改革的勇士，道德的楷模，全面改革理念的代表性人物。

在一次次重要历史关头，他以无私无畏的勇气、对人民质朴的感情、对世界潮流的深刻把握，不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与邓小平等一道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

11月20日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110周年诞辰纪念日。虽然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36年了，但是人们对他的思念依旧不减，每当他的生辰纪念日和忌日，很多人都在自发地纪念他。

并且，那些怀念他的人们，不仅包括经历了八十年代光荣岁月的中老年一代，笔者所接触的诸多90后、00后出生的朋友，尽管他们对胡耀邦不熟悉，但是仍够能觉察到他的思想和品格的与众不同，十分愿意进一步了解他。

对于普通的高层人物来讲，往往影响力是与权力紧密相随的，一旦离开岗位就逐渐为人淡忘，那么为什么胡耀邦却产生了长久的回响力，让人无法忘却呢？

（胡耀邦生前最后的照片，拍摄者为著名摄影家杜修贤，摄于他病逝前9天、发病前3天）

笔者认为，中国的当代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普惠型改革，它不仅根本提升了国力，还彻底改变了普通人的命运，胡耀邦则是促成改革事业开启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改革初期的勇敢“拓荒者”。早期改革错综复杂、步履艰难，后来人所享受的改革局面，与邓胡等人的改革勇气和智慧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胡耀邦不仅倡导经济改革，还是全面改革理念的代表性倡导者，发起和领导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他又是推动文明层面进步的“思想先知“。

从道德层面，胡耀邦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惜牺牲小我、成就亿万百姓的情怀，他与底层有强烈共情之心，对知识分子宽容包容，他作风民主、正直廉洁，被誉为“党的良心”。

中国自古以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胡耀邦堪称三者皆备，系“三不朽”的人物。从中国现代化转型角度看，胡耀邦所主张的诸多理念，对于解决当下发展难题仍有启发意义，他身上所体现的品格、勇气亦是大众对政治家所渴盼的，是以产生跨越时代的影响力。下文则是从改革史角度具体分析他的历史角色和精神遗产。

一、胡耀邦是最早的反思者和探索者之一

在介绍胡耀邦的历史角色之前，笔者先简要回顾一下他的早年生平。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一个中等富裕农户家庭，15岁那年因愤恨社会不公而参加革命，在湘赣临时省委工作，后到中央苏区转做青年团工作。1934年，年仅19岁的胡耀邦因工作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成为红军的一名中层干部。

当年10月，胡耀邦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参加了东征，这期间经受了九死一生的磨难，他的才华也逐渐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成为党内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

（延安时代的胡耀邦，摄于抗大纪念馆）

建国后，胡耀邦又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省部级领导之一，先后担任川北行署书记（建国初四川被分为四个省级单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共八大上胡耀邦成为第二年轻的中央委员（仅比陈丕显年轻四个月）。

从胡耀邦的履历上看，他是长期受毛泽东、朱德等领袖关心培养的青壮派代表，每一次破格提拔都与毛泽东对他的厚爱有关，毛泽东在斯诺面前专门介绍胡耀邦，称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多篇文章也是受胡耀邦之邀去抗大讲课而写的。

不过非常难得的是，胡耀邦尽管革命履历这么长、受到的特殊栽培这么多，但是始终保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他尽管无比尊敬一直关心他的师长领袖，对党的事业也无比忠诚，但是当政策越来越“左”、偏离实际的时候，胡耀邦没有去迷信和盲从，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个过程中一度是很痛苦的，但是最终选择服从真理、常识和人性。

（胡耀邦与毛泽东、王任重在武汉东湖）

胡耀邦对集中全力进行工业化是支持的，但是对不由分说进行农业集体化和取消手工业、商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这样其实是扼杀了个体作用，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并无好处。随后的反右运动，更让他感到困惑，作为青年学生工作负责人的他，尤其是不能接受学生被打成右派；运动结束之后，胡耀邦并没有没有对团中央右派分子进行上纲上线批判，反而好言鼓励、劝慰他们，事后又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回来工作。

此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三年经济困难，更让他加深了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建设道路的质疑，如果说他此前更多的是对毛泽东和中央决策的发自肺腑地信服，而此后开始内心大胆地质疑和进行独立的观察。

对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胡耀邦是同情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觉察，胡耀邦曾经说“此后一两年，主席对我明显冷落了”。1962年至1965年，胡耀邦被中央被派往地方任职，先后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他抵制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在湘潭，他默许生产队分田单干，在陕西，他提出增加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破除“以粮为纲”，生产队自主决定种植经营品类、鼓励发展养殖；鼓励农民进行集市贸易和短途运输，破除商业上的冷冷清清状态。胡耀邦在公开演讲中一再反对“阶级出身论”，反对用暴力形式对待“四类分子”，反对鼓吹“两条路线”的斗争。

笔者认为，胡耀邦的“陕西新政”是“文革”前地方纠“左”的顶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偷偷摸摸搞一些改革探索的不少，但是像胡耀邦这样系统地、并且以明确文件形式纠正人民公社化至社教之间过火政策的是孤例，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改革初期很多土地改革和商业政策改革，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影子。

“文革”爆发后，胡耀邦遭受了严重冲击，被团中央的造反派拘禁、批斗达两年之久，身心遭受重创。在 “九大”之前，胡耀邦终于被解放出来，仍旧是不顾自己的处境，向毛泽东斗胆直言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写道：“我对您说的长期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不大理解”，接着，他认真分析了经济体制的问题，认为学习苏联采取的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道路，使“农民负担过重”、“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还指出，过分主张消灭私有经济，“死守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

1975年，胡耀邦被重新启用，并且主持了科学界的全面整顿。在被称为“百日维新”的短暂拨乱反正中，胡耀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解放了陈景润为代表的“白专典型”，并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驳斥“四人帮”污蔑知识分子和反智的言论；重新阐述科研与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反对行政对科研乱指挥。

（胡耀邦在河南潢川县黄湖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这是他在黄湖两年多时间留下的唯一照片，由军代表命令《中国青年》杂志的著名记者刘全聚拍摄，目的是向”四人帮“汇报他改造的情况）

从胡耀邦亲属的回忆以及他所留下的讲话资料、笔记看，他到“文革”后期已经对苏联模式和“阶级斗争路线”大彻大悟，认为极右会导致专制和奴役，极左同样也会。他虽然不能像顾准那些用学术语言系统表达出来（当然也跟他的地位有关），但是他对问题的把握和思索的答案是与顾准等人一致的。尽管他长期坐冷板凳，不是被流放河南、就是闲居关东店家中，但是他对于如何改变中国已经胸有成竹，是故粉碎“四人帮”后立即给华国锋呈上“新隆重三策”，历史发展也完全如他预料那样走的。

（“文革”中的胡耀邦，在忧愤中认真阅读马列原著和西方政治经济名著，思考中国的未来）

二、胡耀邦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推动者之一

1977年3月，胡耀邦第二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就任后，立即组织在党校内部平反冤假错案，并且开始有序揭发康生所犯的错误；8月份创办《理论动态》，对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最为重要的是第60期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又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全文转载于《光明日报》头版，由此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表面看说的是哲学问题，落到实际上就是党内外有没有权利去讨论 “文革”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的错误的问题。大讨论的展开，彻底否定了极“左”路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老干部、知识分子开始可以理直气壮对堆积如山的问题进行“揭盖子”了，为拨乱反正打开了大门。

（胡耀邦亲笔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草稿）

1977年底，胡耀邦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又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历程，经过两年多废寝忘食的劳作，胡耀邦及党内同仁一共为55万右派、300多万党员干部、1亿多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沉冤昭雪。这不仅是恢复个人名誉和权利的问题，更是恢复社会本来应有的是非曲直标准和正常秩序的问题，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精神面貌，中华大地呈现出二十多年所未有的信心和活力。

并且，历次运动打倒的被打倒的那些人，多数都是在所在群体的精英，他们的平反也为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总之，拨乱反正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创造了良好的开局，事半而功倍焉！

（胡耀邦要求迅速复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特大错案”的批示）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拨乱反正毫无疑问是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切与华国锋的宽容默许，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支持都离不开，但是如果梳理其中事件的来龙去脉，胡耀邦则是最关键的破局者，这是任何负责任的历史学家都不否认的。如果没有他的临门一脚，很多历史进程可能无法开启或者会推后，他当时虽然仍旧只是一名部级领导，但是对历史发展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也是他能够迅速获得全党上下的认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跻身核心领导层，并接替华的职务的重要原因。

三、胡耀邦是早期经济改革关键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1980年初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后，事实上已经形成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后方掌舵，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的格局，即邓小平当时所设想的“一线”、“二线”划分。地位的上升，也为胡耀邦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平台。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率先开启的，不过万里等人推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持反对态度，到1980年中还没有打开局面，农民分得的土地有随时被收回的可能。当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并制订了中央75号文件，准许部分地方可以包产到户。

1981年底，胡耀邦又主持制订1982年的“一号文件”，彻底给予农民选择生产责任制的自由，到1983年绝大多数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制度也随之退出舞台。此后胡耀邦又连续主持制订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做出了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准许雇工，废除统购统销制度，逐步率先在农村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农村的市场化不仅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还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中国东南沿海的第一批民营企业都是发源于农村的乡镇企业。

（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

万里在1997年曾经这样评价胡耀邦对农村改革的作用，他说：“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胡耀邦也是高层中最早倡导发展私营经济的人。1979年，他针对知青返城导致的大量人口待业问题，提出了破除对国有制的迷信，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来增加就业岗位的主张。1980年的中央第64号文件，正式提出准许发展个体经济，这是1953年“三大改造”以来政策的首次转折。尽管此后相当长时间私营经济发展并不顺畅，胡耀邦一直充当它的保护者角色，最关键的是1983年的“光彩讲话”和反对“清除精神污染”向经济领域蔓延，有效扭转了私营经济受压的状态，创造了1984年民营经济发展的春天（万科、联想等多家重要民企都创立于1984年，该年被经济学界成为“民营企业元年”）。1996年民营企业家发起了回馈社会的组织“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就是为了感谢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的。

胡耀邦还是计划体制的最坚定批判者之一，他经常引用列宁的那句话：“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改革初期，薛暮桥、廖季立、刘国光、冯兰瑞、赵人伟、吴敬琏、周淑莲等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都曾经遭受强大压力，但是他们都在胡耀邦那里获得了鼓励支持。所以，胡耀邦不仅是自由、法治等理念启蒙的关键推动者，还是市场经济理念启蒙的重要推动者。

早期经济体制改革也与胡耀邦的推动不无关系。1984年4月起，在胡耀邦的一再争取下及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开始主持制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决定》正式放弃了“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方针，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中国率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持社会稳定和获得工业化先机争取到了关键的时间窗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84年中国没有开启经济体制改革，历史是哪一种发展结果。

（1984年5月，胡耀邦在袁庚陪同下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园区）

总之，如果我们认真分析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过程中，基本上是基层和部门在一线探索，胡耀邦等人总结、规划、实施，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认可的模式，周瑞金曾经说：“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胡耀邦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胡耀邦并非大众理解的，他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人”或执行者的角色，他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对于改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四、胡耀邦是思想启蒙保护者，全面改革的代表性倡导者

“文革”结束之后，虽然改革成为高层广泛共识，但是大家的主张和目标又有不小差异。多数人更多从实现国家强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层面来考虑，或者说局限于物质需求层面，对于现代化最核心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围绕这个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制度的综合改革问题，相当多数人是忽略的或者是保守的，这就是现代化与现代性之区别。而胡耀邦的改革主张显然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并且他一直在呕心沥血，为现代价值之普及尽量争取空间。

具体来讲，胡耀邦是现代价值启蒙的最关键播火者之一。这场启蒙运动，始于上文提到的他发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场讨论不仅仅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更是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各种现代价值的提出，几乎都是始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的思想宽松时期。甚至很多讨论禁区的突破，是继续以胡耀邦所创办的《理论动态》为阵地，或者他示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予以开绿灯。

（胡耀邦与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座谈，认真听取他们对整党的意见）

胡耀邦亦是现代价值的保护者。思想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新旧冲突，新的理念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胡耀邦的“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确为之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胡耀邦担任最高层领导人期间，每当知识界与过去的思想管束惯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都发挥了让知识分子感到温暖的角色。他去世后，诗人邹友开写下了《好大一棵树》来纪念他，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声。

（胡耀邦给长沙岳麓书院的题词：“尊重知识”，特意没有落款时间，他说“尊重知识是永远没有期限的”）

基于对现代价值的认可，胡耀邦在改革初期就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除了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宣传、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改革的任务。胡耀邦在领导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后，1984年底到1985年又主持制订了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86年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设计。

这期间，在他的支持下，社会团体、基层政府、高校改革的探索也非常活跃，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很多改革思想家、实践家，如教育界的刘道玉、丁石孙、江平、章开沅等人，开创了一个各种新思想可以大胆尝试，各类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也正是八十年代最为人所怀念之处。

五、胡耀邦是改革勇气和道德良心的重要象征

除了以上具象的历史贡献外，胡耀邦长久被人们重视敬仰还在于他道德精神上的意义。胡耀邦之所以全力以赴推动中国改革，并非出于为个人沽名钓誉或积累政治资本，也非是为了某些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让人民彻底获得物质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自由，他始终抱着理想主义情怀，以无我、无畏的态度探索改革。

上文提到的胡耀邦在陕西、中科院的改革均遭受巨大阻力，受到反对者的“围猎”和残酷打击，每次都让他重病缠身，但是胡耀邦虽九死其尤未悔。此后，每当一旦获得施政的机会，他仍旧要宣传真理和常识，推动中国向良制转变。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进步和今日的面目，正是靠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勇者，坚持不懈推动的结果。

同样，在改革初期，思想启蒙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阻力也是巨大的，胡耀邦在很多时刻都是处境很艰难，但是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具体而言，80年代改革的几个关节点：1982年的“特区风波”，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的起草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其中都充满了周折和博弈，但每一次都出现了令人乐观的结果，跟胡耀邦的奋力争取都不无关系。

胡耀邦同情底层，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胡启立：“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鱼肉百姓！”尽管自己身体并不是太硬朗，胡耀邦在任上仍旧不顾路途颠簸、风餐露宿，足迹遍及1700多个县；他总书记任内的六个春节，有四个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度过的。

（胡耀邦视察山西吕梁山区，在炕头上与老百姓话家常）

还应指出的是，胡耀邦的亲民像并非过去皇权社会中父权式的居高临下的关爱，而是非常平等姿态的，他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中的一员；以及并非出于养民富国的需要，而是认为人民的利益才是国家之根本，把人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之上，正像他1984年阐述“民富”与“国富”关系时，提出“民富为先”，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真正富强。

（1985年除夕，胡耀邦在云南农户家品尝他们的年夜饭）

胡耀邦为人正直，讨厌权术，对其抱着“知而不为”的态度。他担任总书记后，有人善意提醒他“缺乏城府”，他不以为然地说，如果书记处学汉高祖，国务院玩曹孟德，下面的干部也都玩权术，这还像共产党吗？他觉得与其搞权术，不如开创一个更公开、民主的制度，政治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国家才会有希望。

胡耀邦与人为善，宽容大度，从来不去报复人。对于那些曾经整肃迫害过他的老上级或同事，那些曾经无情揭发批判过他的团中央老部下，他都是抱着原谅别人的过去、向前看的态度，当他身居高位后，依旧提拔任用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家人和秘书经常背后提醒他：某某人以前对你做了很多坏事，你怎么还对他这么好？！甚至还有人送给胡耀邦“东郭先生”的绰号。可是胡耀邦回应说：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啊，但是没有必要计较，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说这些人犯错也不能完全归咎为他们的品德，是时代的错误。

胡耀邦作风民主，厌恶溜须拍马，乐意听不同的意见。何迪先生曾经透露，1980年他的父亲何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时，有一天胡耀邦找他谈话，两个人对某个问题争地不可开交，事后胡耀邦不仅没有责怪何康，反而欣赏他的认真执着精神，接下来又提拔他当计委副主任和农业部长。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衷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也与胡产生争论，事后胡耀邦却评价严：这个人不错，敢于直言。田纪云在2004年曾经说：“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胡耀邦与夫人李昭都是生活朴素，这是他们节假日带领孙辈游园）

六、胡耀邦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将来时

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经历了47载，今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14亿国民整体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国家，其现代化转型的使命必然是复杂的，随着过去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要素的红利逐渐耗尽，以及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中国在实现现代化最后十公里的路上，挑战越来越多。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现在“左”或“右”的极端主义、民粹主义越来越多，挑战着改革开放来形成的各种共识。笔者认为，胡耀邦所遗留的精神遗产对当下仍有很多启示意义。

从国内发展和稳定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腐败、市场机制不完善、贫富差距、民企缺乏安全感、科技创新力不足等，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过去经济改革走地很远，而其他改革相对迟缓滞后，抑制了各类要素潜力的发挥。未来社会成长进步的发力点，仍应借鉴参考八十年代主张的全面改革的思路，只有补齐其他基本制度短板，才能塑造中国第二波腾飞的动力，以及有助于建成一个更有弹性、创造力、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

从国际竞争角度讲，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不免要涉及到世界领导权和话语权的问题。这种权力的获得，不仅要靠产品、技术的输出能力，更为关键地是看能不能创造一个多数国家都认可的制度方案和文明价值体系。纵观全球大国崛起的历史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国家，才能获得持久的世界领导力。这也需要强化全面改革，释放社会思想活力，增强中国对全球制度和文明的输出能力。

正像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

因此，胡耀邦虽然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又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在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今天，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改革家的勇气和智慧，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赓续下去，这也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