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4，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我当年十九岁，血气方刚

从童年到少年，在“甲工”这几年，可以说是我比较幸福的时期。有良师益友，有宽敞的校舍，有图书馆，还有操场，《学生准则》 里有“有坚强的体魄”这一条，所以我也练长跑、踢足球。校址靠近 庆春门，所以回家也不远，大约走四五十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1916 年，大哥借了一点钱，在靠后门的厢房安装了两架织机，织“杭纺”, 为了织绸的原料，每年的春蚕也养得比以前多了。我的嫂嫂是德 清城里人，开始见了蚕就怕，因此每逢头蚕、二蚕“三眠”以后，总得 临时雇两个短工，采桑叶、换蚕匾……家里的生活似乎好一点了。

但是也发生了新的家庭纠纷——这是我星期六回家的晚上，母亲 偷偷的告诉我的，概括一句，就是婆媳关系不好，儿子偏袒媳妇，对 母亲态度粗暴。对这类事，我当然没有发言权，加上，听邻居讲，我 的那位嫂嫂一般说来对婆婆还是比较恭顺的。

当然，母亲有她自 己的看法。她对我说，你进中学，应该说是一件大事，可假如没有 李家干娘把幼甫旧衣服送给你，你像个小叫化子，能上学吗?

他们 (指哥嫂)现在宽裕了，你进中学连伙食、书籍零杂费……只不过四 五块钱，都不肯出，这像做长兄的样子吗?……

这些看来都是真话。当时学校规定，住读生的学、膳、书籍费，都得在开学后半个月 内缴齐，过了期，会计处就在墙上贴榜，写明某某学生欠缴膳费或 书籍费若干元，并规定必须于某月某日之前交齐等等。

这笔钱，我大哥也负担过，例如春茧收成好，茧价高，那么秋季入学时他是会出钱的；但是除此之外，那就得由我母亲向樊、李两家姑母和嫁到 徐家的大姊和袁家的二姊去想办法。

写到这些事，也还有点感到 心酸，这倒不单是说明那个时候一个穷孩子读书不容易，而主要是 每次会计处贴出的通知上，我榜上有名，在同学面前实在感到难 受。

穷，苦，这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

我个子小，但身体不比别人 差，我从小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可是学业上每次考试都不在第三 名之下。那时候学校里是可以向校役订买点心的，如条头糕、麻酥 糖之类，这一切我想也不敢想，好朋友分一点给我，我也不敢 尝……

当时，当然还不知道“均贫富”这种大道理，连康有为的《大 同书》也看不懂，所以总觉得穷人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

因 此，从小时候起，我就有自卑感，家里来了客人，我不敢见，到亲戚家 里去，尽可能躲在角落里，我母亲一直叫我“洞里猫”。

但是尽管在 这种情况下，我并不服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 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头。不能比贫富，那么比成绩吧，我就凭这点 精神——或者说志气，挺起身来，在校五年，除唱歌外，没有一门不 在八十分以上。我们染色科人少，大概只有十二个人，我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一年，我还参加过浙江全省运动会，我跑八百码得了个第三。

当然，穷还是紧紧地缠着我，杭州多雨水，特别是 黄梅天，可是直到二十岁毕业，我始终买不起一双“钉鞋”(当时还没有皮鞋，更没有胶鞋，下雨的时候，除了赤脚，就穿钉鞋，这是牛皮做 成而在脚底上有铁钉的雨具)。

因此，每逢下雨，布底鞋总是浸透， 又没有换替，要一直穿到它自我干燥为止。这种又湿又冷的滋味是 十分难受的。大概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所以直到老年(到十年浩劫时),每逢伤风感冒，或者别的毛病发高烧的时候，我总是反复地 做同一个梦，就是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在泥泞里走路。

1917年，是一个风云诡变的年头。像走马灯一般的军阀混 战，和连绵不断的灾荒，我记得这一年初夏，还发生过一场“浙江独立”的事变。

7月，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拥废帝宣统复辟。当时正 是欧战最剧烈的时期，英国人在上海出版了一份印得很漂亮的画 报，名叫《诚报》,实际上是英国和联军的宣传品，因此，我们已经知 道有飞机这种新式武器，可是飞机第一次在中国内战中出现，却是 讨逆军的飞机从北京南苑起飞，向故宫投了一颗炸弹，这就成了轰 动全国的特大新闻。

按“甲工”的校规，学生“凡学业以外之事，概 不预闻”的，但在这时候，这种清规戒律也不知不觉地被打破了，先 是学生在“修身”课堂上提问题，后来个别老师也主动和学生谈时 事了。

特别是这一年11月，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看报看杂志的 学生增加了，当时报刊上都把俄国革命党叫做“赤 党”, 这时《诚报》上登的是列宁在演讲的照片 我记得大约是在 1918年才看到的，形象实在被歪曲得太可怕了。

可是事情也很奇 怪，青年人却对这种“可怕的”人和事特别感到兴趣。学校图书室 里，除了《之江日报》、《浙江民报》之外，只有一份上海《申报》,可是 集体宿舍里，我们却常常可以看到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民国日 报》,因为这两张报上都有一种副刊，不断介绍各种新思潮 乃 至报道俄国革命真相的文章。

尽管那些文章很难懂，对各种新思 潮(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的看法也不一致，但 是我们还是生吞活剥地阅读，似懂非懂地议论。

到1918年暑假， 我从本校毕业生汪馥泉、褚保时那里看到了《新青年》和《解放与改 造》,我知道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这些新文化领导人的名字，是 从这时候开始的。

说也奇怪，我那时正在用功读古文，同时还在背诵《唐诗三百首》等等，可是看了《新青年》这类杂志之后，学古文、 看旧书的劲头就消失了。

大概从1918年的冬季起，汪馥泉就经常 约我和蔡经铭(同班同学)谈话，谈话的地方经常是附属在浙江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里的浙江省教育会，参加谈话的人，三五个到六七 个不等，谈的问题主要是反对中日军事密约，要求废止蓝辛一石井 协定，当然也利用聚会交换些时事消息，总的说来，反日爱国是当 时讨论的主题。

当然，我还记得有一次谈话中，褚保时表示要到北 京去，我们问他是否去考大学，他却似乎很秘密地告诉我们，有一 位朋友要他去参加工作。

这种不定期集会继续了三五次，就停止 了，停止的原因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 11日),人们估计时局会发生变化。

通过这种谈话，我认识了第一 师范的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等，并 从他们手里，看到了许多报上登过的或者手抄的文章。

跨进1919年，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月18日 巴黎和会开幕，北京政府派出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等为出席和 会的全权代表。

一星期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关于山 东问题的说帖，并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顾维钧等在巴黎公布了中 日之间缔结的各项密约：二十一条、蓝辛一石井协定、巴黎和会上 三国会议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这就一下子把全中国老百姓激 怒了，这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

像闪电，像惊雷，火烧赵家楼的“大快人心事”立即传到了杭 州。5月8日杭州中学以上学校学生举行了第一次游行示威。军 阀和学校当局似乎没有准备，这次游行没有受到阻碍，学生们贴的 标语和喊的口号，也还只是“拒签和约”、“反对曹章陆卖国贼”等 等。“甲工”同学大部分参加了游行，据说也只是事先接到了一个 从安定中学学生会打来的电话。

可是这次示威之后，情势就变了， 5月12日的那次规模更大的示威，则是事先有了组织，也就是10日晚间在“一师”举行了一次各校学生代表的集会。

我记得，“甲 工”的代表是我们公推的机械科的班长方兆镐。由于北京、上海的 学生运动已经流了血、捕了人，所以这一次的游行，就决定了要到 督军公署、省长公署和省议会去请愿，同时还喊出了“不怕流血”的 口号。

游行队伍到督军、省长公署的时候，都大门紧闭，上了刺刀 的警察站满了岗，无法进去。省议会比较开明，让我们推出五六位 代表进去，听取了学生的意见，但也只是表示同情，不作实质性的 回答。

大家回校之后，连夜开会，商定了两件大事：

一是杭市中等 以上学校每校选出正式代表二人，筹备正式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

二是以全市各校学生会名义，函请杭州总商会，即日起停止出售日 货，并表示，于5月29日起，全市罢课，检查日货。

据我回忆和可以查到的材料，大约在6月初，北京派来了一个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团长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高个子， 很能讲话，是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北京大学学生。

为了欢迎这个 代表团，杭州几千学生在湖滨公园的公共体育场开了一次大会，北 大代表做了报告，然后宣布正式成立浙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 会，并推出方兆镐为会长。

大会决定，打电报、发宣言、支援京沪学 生的义举，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抵制和搜查日货。

首先各校学生 分别组成六七人一组的检查队，到贩卖日货的商店去演说、劝告， 对于不听劝告的，就进行搜查，把查到的日货集中到湖滨的公共运 动场去烧毁。

这件事触动了商人，当然也激怒了官府，当时的浙江 督军杨善德立即训令警务处，查禁学生结社集会，并张贴布告：“如 有违抗，当即依法逮惩，切切毋违”。

但是，不仅学生没有屈服，意 外的是各校校长也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第一师范为代表的进步派， 一派是“甲工”和体育专门学校为代表的保守派。

我们的校长许炳 堃是一个典型的实业救国主义者，从来就主张学生专心读书，不得 干预政治。那位体育学校的校长记得是台州人，以顽固著称，一向反对第一师范经亨颐的教育改革，所以当省长齐耀珊严令各校禁 止学生集会游行之后，在校长们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在这 种场合，许校长站在保守这一边是肯定的。但是，杭州学生联合会 的会长方兆镐是“甲工”学生，每次游行和检查日货，“甲工”的学生 参加者最多，因此，我们很快就听到了“甲工”要被解散，方兆镐要 被开除的传说。

果然，有一天晚上(记得那时已经是秋天了),许校 长召集了二十几个人开会，方兆镐、倪维雄、孙敬文和我都在内。 许校长态度很冷静，先讲了一些国家大事，然后告诫我们一定要以 大局为重，行事不可过火等等，讲到抵制日货时，他还说了一些颇 出我们意外的话。

他的大意是说，我许炳堃从日本留学回来，不做 官，不经商，办了这么一个工业学校，为什么?为的就是抵制日货， 这和你们的目的一样，因为只有有了国货，才能不用日货；因此，最 根本的抵制，就是好好学习，自己制造国货。

在当时，这些话我们 当然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态度温和，而且根本不提惩处学生和解 散学生会的问题，我们就已经感到很高兴了。

“五四”浪潮开始冲到杭州的时候，提的口号是：“拒签凡尔赛 和约”、“严办曹章陆卖国贼”和“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按性质还 是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爱国反帝运动。

可是6月间上海商界罢 市、工人罢工之后，杭州的工人——主要是丝厂、织厂、铁工厂以及 设在拱宸桥的日本人办的纱厂工人，也逐渐参加到运动中来了。

据我记忆，杭州没有罢市，但是在8、9月间，也有一些“京广杂货” 店因为他们大量经营的日本货不能卖，不敢卖，也关了门，贴出了 “本店清理、暂停营业”的告白。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十月革命之后，一种眼看不见的新 的思潮，已经开始在杭州青年知识分子间流传，这样，“新旧思想冲 突”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上面谈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是进步派的代表。一师的校长经亨颐(子渊，上虞人)是浙江教育界的先辈，又是浙江省教育会的会长，他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 也许可以说，他受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思想影响，首先实行了“与 时俱进”的办学方针，并大胆地做了几件革新事业，例如学生自治、 职员专任、国文改授白话文等等。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聘请了四 位“新派”教员，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一师“四犬金刚”的陈望道、夏互 尊、刘大白、李次九。

除了陈、夏、刘、李之外，还有浙江“二沈”,一 位是沈仲九，一位是沈玄庐(附带一说，沈玄庐这位先生晚节不好， 但是，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他是最早创办农民协会和主张平分土 地的人)。

由于“一师”在浙江，也许可以说在东南一带竖起了文化 革命的大旗，这个学校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中心，另一方面，它也 就成了保守派首先攻击的目标。

1919年暑假之后，“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 治口号，逐步地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 的色彩。这事件，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

《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杂志，《觉悟》、《学灯》等报纸上的副刊， 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地把分散的 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队伍。

就在这一年8月下旬，以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中 心，杭州的一些向往革命的青年，通过阅读《新青年》和给这个杂志 写通讯的关系，开始联合起来，打算出版一份刊物，这就是这一年 10月10日创刊的《双十》周刊。

《双十》的同人一共有几个?有没 有一个“社”和明确的领导人?

我到如今还是说不清楚。现在还记 得起名字的，

是“一师”的俞秀松、宣中华、周伯棣、施存统、傅彬然，

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

“甲工”的汪馥泉、孙敬文、蔡经铭、倪 维熊、杨志祥和我。

第一二次集会的时候，我记得宣中华没有参 加，但是《双十》出版之后，俞秀松和宣中华就明显地成了这个小刊 物的领导人。

俞秀松，诸暨人，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们这些人老练得多，最少可以说，他和宣中华两个，已经不单是反帝的爱国主义 者，而是明显的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斗士了。

据倪维熊写的《浙江 新潮回忆》,说参与《双十》创刊的共为二十七人，这个数目大致不 错。不过《非孝》事件之后，每次来开会的人逐渐减少了，到“一师” 风潮爆发，《浙江新潮》决定“迁沪出版”(后来未能做到)。那一次 集会，据我记忆已经不到十个人了。

正如前述，1919年到1920年，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 刻，我当年十九岁，血气方刚，受到一些新文化影响之后，就一直在 思索今后的出路。

有一次孙敬文介绍我去见沈玄庐，他送给我一 本小册子，是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这本书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 大的震动。

在当时，我只是对现状不满，自己穷，又不想向有钱人 低头，但根本想不出也找不到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而这本小册 子，才使我想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改造社会。这样，就很自然地、 积极地参加到《双十》和《浙江新潮》的行列里去了。

几个中学生办 杂志，经费哪儿来，我们“甲工”几个人只每人交了一块钱(当时是 “袁大头”),后来听汪馥泉说：经校长、“四大金刚”和沈玄庐都捐了 一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