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是谁在挑战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是谁在挑战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毛主席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标志着毛主席已经进入领导核心。但此时，他的领导地位还没能完全确立，还有人向他的领导地位发起残酷的挑战，这个人就是红四方面军的灵魂人物、主要领导张国焘。

在遵义会议上被拉下领导高位的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毛主席）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在这一段时间里，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考验和严重的挑战。

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做出把“遵义会议精神”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决定。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支部，在遵义会议上改换了领袖、改变了路线，这两点都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

而且遵义会议上，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给拉下领导高位，他事后必然会找机会向共产国际“告状”。只不过是因为上海的秘密电台被敌人破坏掉了，使得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因此，只能找其他途径向共产国际汇报。

为此，张闻天和毛主席商量后，决定派人前往上海，一是恢复白区地下工作，二是在上海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挑选的第一个人是潘汉年，他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以及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

但潘汉年没有出席遵义会议，必须还要另派一位职务更高的人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五位常委当中，毛主席、周恩来和张闻天无法离开红军，博古不合适，只剩下陈云是最合适的人选。

党中央安排潘汉年先行一步，陈云随后再去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潘汉年见到了临时上海局负责人。他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到不久之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

而且，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也在上海被逮捕，使得中共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陈云到了上海之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于8月5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8月下旬，潘汉年也跟着乘船前往苏联。

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消息一无所知，但还是把毛主席和王明、张国焘、朱德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负责处理中国问题。

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派遣一位化名为张浩的资深中共党员，前往中国寻找并联系中共中央。张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张浩离开莫斯科的时候，陈云和潘汉年刚刚抵达莫斯科。

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让共产国际非常开心。陈云一行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了解了中国革命真相。

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并对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这对毛主席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胜利。季米特洛夫等人察觉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被拉下核心领导地位的李德曾回忆，博古本来寄希望于迟早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王明就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就能够纠正遵义会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也就意味着他还可以打个翻身仗，而这是毛主席所担心的。

陈云的苏联之行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使命——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实际上，能取得这样的结果，毛主席本人在遵义会议上采取的正确策略，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毛主席的策略是：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张闻天取代博古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博古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博古的错误定义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三条策略大大减少了来自王明的阻力。

这就是毛主席的大智慧，凡事预料于先。陈云一行圆满的苏联之行，让博古企图翻盘的希望落空，也使得李德丧失了去共产国际告状的勇气。陈云一行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时候，消瘦的张浩正在穿越蒙古沙漠。

张浩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此番回国的使命是，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并恢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他临行前把共产国际的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全部记在脑子里，然后什么都不带，直奔中国。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中共中央，并且避免坐火车进入被日军占领的东北而涉险，他选择从蒙古横穿沙漠，直奔陕西，寻找中共中央。1935年12月，张浩到达陕北定边，马上赶往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就在这个时候，红四方面中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发起了严重挑战。张国焘出身于北大学生，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得意弟子，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而且本身有特别强烈的领袖欲望。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张国焘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得意弟子，赶来上海后发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中共一大的组织者李达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存在矛盾，他趁机取代李达成为一大主持人。

就这一个举动，让张国焘在一大上一跃成为中国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之一：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李达担任宣传主任。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当选为常委。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后，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此后，他一直都是鄂豫皖根据地的首脑，鄂豫皖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地位非常重要。

所以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张国焘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毛主席。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后，张国焘率部不断西移，转移到了川陕边区，改称“川陕根据地”。

朱毛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贺龙与任弼时指挥的是第二方面军，张国焘率领的是第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张国焘是军委主席。红四方面军没怎么受损，所以兵力多达8万多人。

而红一方面军在湘江战役之后，兵力锐减为3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张国焘手里的兵力将近是毛主席手里的兵力的三倍。1935年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主席率党政高级干部四五十人迎接张国焘。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决定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军委主席是朱德，副主席是周恩来和王稼祥，会师后，增补张国焘为副主席。但张国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野心膨胀，他仗着自己兵多，与毛主席争夺领导地位。

到后面，张国焘的这种争夺与挑战最终演变成了阴谋与算计，甚至试图对毛主席动用武力。好在毛主席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及时识破张国焘的阴谋与算计，摆脱了危机。但张国焘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建制的第五军团南下，竟然在四川北部的卓木碉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然后以他自立的中央的名义，宣布开除毛主席等人的中央委员以及党籍，公然彻底分裂党、分裂红军。

好在当时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坚持北上，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安定下来之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于11月12日致电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

哪料到，张国焘倒打一耙，反过来以强硬又咄咄逼人的口气，复电，公然指斥毛主席代表的党中央，不得再冒用中央的名义，甚至还宣布取消一、四方面军，还要毛主席把这边的情况报告给他，由他批准。

事情演变到这里，已经导致中共和红军面临着大分裂的严重危险，所以，后来，毛主席把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这段日子，看作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以毛主席和张国焘为首的两个党中央对峙，互相谁也不服谁，怎么办？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从苏联横穿蒙古沙漠的张浩及时出现在了陕北。他出席了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浩除了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外，还代表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主席。

张浩不仅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也和张国焘有过患难之交，而这次，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特使。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由张浩出面，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党中央，那总应该服从共产国际吧？

张浩抵达陕北后，就致电张国焘，张国焘接到张浩的电报，喜出望外，表示，张浩不必到川康地区，就暂留在陕北，彼此可以通过电报商谈各项问题。此后，张浩接连致电张国焘，告诉他关于共产国际对维护中共党内团结的态度。

张浩在电报中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委派他来解决红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带来密码，在陕北可与共产国际直接保持电报联系。至此时，张国焘在电报里向张浩表示，他所代表的党中央愿意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这样，在张浩和张国焘来来回回的电报联系中，张浩明确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话说到这份上了，张国焘只好乖乖取消了他所代表的那个“党中央”。

在张浩的影响下，中共和红军终于避开了大分裂的最严重局面，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红军主力终于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至此，张国焘挑战毛主席领导地位终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