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走进去”还是“走出来”

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之际，人文教育问题再度被提上重要日程。回溯人类学科史，人文教育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边缘地带。随着知识的迅猛增长，人类的科技理性一直在进步，但科学与人文的紧张、知识与文化的纠缠，始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命题。要辨析和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知识与文化的属性及其关系上来。

人文教育涵括了“两种知识”

作为近年来知识史领域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将知识界定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任何形式”的“智慧”，大有将“文化”纳入知识范畴的意味。而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存在“两种知识，一种是真正的知识，另一种是模糊不清的知识。色、声、香、味、触都属于模糊不清的知识”；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则对人类以灵魂把握真理“能力”给出五条路径，对知识与文化的范畴进行了宽泛界定，使得二者的属性分野大致有了一个“物事”与“人事”的对应。

循此思路，知识以求真、求实为导向，是硬的“理”，是可以援以为用的“术”；文化以求善、求美为诉求，是软的“道”，比起知识的具体性和应用性，文化具有抽象性和泛指性。无论是《周易》中“一阴一阳”的“道”说，还是《庄子》里“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预言，都不乏知识与文化分属的教谕。进一步说，人类常常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在无常而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显得如此脆弱、无知、渺小；在“冷酷无情”之“硬的理”面前，求善、求美之“软的道”何以着陆？为此，才有学者锲而不舍地追问：面向苍天，微渺如“一粒尘土”的我们如何鼓足勇气做自己？这是以伦理道德为尺度的文化之问，更是寻求知识与文化同题共答的人文之问，也是技术革命之下的教育之问。

人文教育立足于“两种文化”

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柏拉图学园曾挂出招牌“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史表明，该时期，以科学、理性为主题的“知识”如日中天，尤其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心后，以文化、人文、社会为主体的语文学科连带人文教育便栖居角落。面对此种情形，意大利学者维柯于18世纪以一种人文自信、社会科学自信的姿态向(自然)科学宣战，其举出的“义旗”为与知识、理性、智慧针锋相对的撒手锏：“诗性智慧”。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智慧，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原始、想象与诗性中寻觅人类文明的线索。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在他的《两种文化》中，把“贫国”与“富国”并置，聚焦“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将双方特有的“分量”“成就”做了分析，划出了“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鸿沟，以此来论述“两种文化”的不同属性。他将两种文化概括为“智力的发展”与“心灵的发展”：“坦率地说，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它是文学文化还是科学文化，都只能称之为子文化。‘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应用，这才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斯诺敏锐地感受到了超越“两种文化”歧义及其对峙的“人文”的可能性，提出了以人文为背书的文化发展路径，可惜，其思想只是一闪而过。

人文教育兼有两种属性

从知识与文化的内涵属性看，前者属“一”、后者属“多”。“一”说的是知识的客观性、规律性、普遍性，有着相对的恒定性、稳定性与确定性，这也正是将知识、理性与科学相提并论的原因；“多”意指文化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经验、习俗、观念的积累和添加，带有显著的地区、民族或国家之本土化属性，其主观性、历时性、社会性一目了然。人文一方面有真理性(确定性)，另一方面又要有人之主体性参与，因此具有善与美的非固定性，也就是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为人文性留下了价值和意义空间，以“人”的尊严、灵魂、位格等涵化呈现作为主体来完成。这就构成了确定与不确定的紧张。也唯有这种紧张，促成了作为良知方向的人文教育属性。

一方面，人文教育是价值涵养。价值涵养以知识为前提条件，没有知识的长进，就难以有人文的充要。人文教育首先要说的是符合真理、事实的话，这样的话才是人话。另一方面，人文教育是厚积薄发。人文之厚重，是从文化积累意义上而言，在此基础上，教育以善和美作为和谐因子，既要确保硬性的客观、科学，又要兼顾软性的主观、人情。

人文教育中的文化与知识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知识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把控自然是必需、必要的，但只有知识与文化融通的人文良知，才是方向。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类知识生产总是处于互构当中，文化扮演着引领角色，在人文教育的方向意义上，知识和文化乃是驱动良知生成的舟车之两轮。

人文教育在知识与文化的统一中走向通途

今天我们常讲“培根铸魂”，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是根，文化是魂。在新的语境下，我们以科学理性作为支援，但不是“走进去”并消失在知识的浩瀚海洋之中，而是要“走出来”保有清醒的认知和自觉。人文教育提倡科学理性，一方面自然科学帮助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求价值意义与社会秩序，强调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比如对体弱者的同情，对妇女儿童的关照等。唯其如此，两种“文化”或“知识”才能凿枘互补，将道阻且长的“天堑”变成“通途”。这个“通途”是大道，也是正道。

古往今来，关于人文教育一向存在着是将知识最大化还是将文化最大化的观念冲突。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内卷”的思维范式在作祟：文化走进科学，从而获得平起平坐的显赫位格是一种进路；文化跳出知识的藩篱自成一统，则是另一种进路。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告诉我们，“走进”还是“走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抉择。知识作为工具、手段、路径，是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支援，如何运用是关键；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来源，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让自己的文化被文明纳入其中才是根本。

(作者：张宝明，系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