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濂：为什么说当下是一个“狗智”的时代？

周濂

三月初，理想的编辑部与周濂在“理想国”见面。周濂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身着灰色帽衫和牛仔裤悄然出现，举手投足间仍是青年学人的模样，一点儿也看不出今年已51岁了。

2012年，《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书让周濂进入大众视野，此后在研究和教学的间隙，他一直没有停下哲学普及的工作，通过著书、讲座和音频课程等方式引导大众思考幸福、公正、德性、民主、自由等诸多哲学议题。

此次，《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以重新修订、小开本装帧的形式再次与读者朋友见面，借此机会，理想的编辑部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谈。大抵是为了享受对话的愉悦，他特别嘱咐“可以追问”，不要照着提纲机械地念问题。

在原本的计划里，我们的对谈主题是“哲学的魅力”，但话头很快就被沉重的现实牵引，转到“人工智能引发的智识危机”“人生意义的消解”“共同体的崩解”等话题上来。

言辞间，不难感受到周濂的急切，他对科学家与政治家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变革计划忧心忡忡，但哲学的力量又太微弱，最怕的是普通人还没做好准备，就“不得不面对哲学的追问”。

以下是我们与周濂的对谈。访谈原载于“理想国imaginist”，原标题为“专访｜周濂：狗智时代，孤独的人”

AI时代，我们必须直面“我是谁”的追问

理想的编辑部：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哲学“言必称希腊”，《打开》从古希腊一路写到了近现代，跨度很大，但古希腊哲学的篇幅占了近一半，可见在您心里，古希腊哲学的分量也很重，古希腊对于哲学为什么这么重要？

周濂：我非常热爱古希腊，给学生上课讲到古希腊哲学的时候经常不由自主地超时。这是一个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时代，在很短的时期涌现了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哲人，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极其罕见。

对哲学这门学科来说，古希腊是哲学的童年，当时的哲人不像我们被层层叠叠的意识形态遮蔽和扭曲，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非常纯净，接触到的是关于世界的原初经验，特别有生命力。泰勒斯有句话叫“万物的本源是水”，它隐含的“开端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影响至今，今天我们在现代性中看到的各种好与坏，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上面来，所以古希腊哲学的意义和分量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我常说，“理论”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很不一样，它的原意是热情而动人的思考，古希腊哲学带有非常强烈的哲学家的个人气质，而不是现在这般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苏格拉底》

理想的编辑部：苏格拉底践行哲学的方式非常接地气，经常在酒桌宴席上和人聊天辩论就把哲学“完成”了。柏拉图记载的苏格拉底最后一句遗言是：“克里托，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要用公鸡向他献祭，千万别忘了。”对于这么伟大的一位哲人，这是非常生动、富有文学性的尾声。

周濂：苏格拉底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哲人，这句遗言特别生动地体现了他的个性。他喜欢在广场上、柱廊边随手拉住一个雅典人就开始讨论哲学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的哲学思考是紧贴地面，有摩擦力的。当然，这句遗言还反映了他的哲学观和宗教观，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的医神，苏格拉底认为死亡是对生命的疗愈，只有精神摆脱了肉体，才可以真正地把握理念本身。

理想的编辑部：但是后世的哲学却变得越来越诘屈聱牙，不经过专门训练很难入门。这是哲学这门学科内在发展的需要吗？

周濂：这是一个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古希腊哲人们接触的虽然是原初的经验，但他们处理的问题也不复杂。随着哲学从童年走向成年，处理的问题越来越专业，表达语言也逐渐走向专业化。康德是一个转折点，此前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业余哲学家，不以哲学为谋生手段，康德之后，哲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离普通人的日常经验也越来越远。

理想的编辑部：那么从古希腊到现在，哲学是否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命题？

周濂：我觉得是德尔斐神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愈发凸显了。人工智能可能导致未来多数人丢掉工作，虽然我认为多数人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但职业对人们来说是一种保护。

举个例子，我在和陌生人见面的时候会说自己是人大的老师，这既是职业身份，也是自我保护。我可以通过这个身份轻易地告诉别人我是谁，但这个我离真实的我很遥远。设想一下，当未来大部分人都失业的时候，我们很难向别人介绍自己是谁：我是一个每天刷短视频5小时的人？我是一个喜欢看网络小说的人？这些好像都不足以定义自己。职业可以让我们回避对“我是谁”的追问，但人工智能把这个问题以鲜血淋漓的方式重新抛给了我们。

《天地玄黄》

理想的编辑部：我们越来越难以忽视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塑造，伴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奇点理论”，认为人类文明一旦迈过奇点，过往的经验、知识甚至道德伦理将不再适用了。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吗？

周濂：是的，而且已经开始了，目前还看不出刹车的迹象。近代政治哲学肇始于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其基本假定是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大致平等。我举一个初看和日常经验相矛盾，但仔细琢磨是有道理的例子：普通人和NBA巨星奥尼尔在身体素质上看起来差距甚远，对吗？但在没有篮球规则、没有裁判、没有秩序的自然状态下，普通人可以通过使诈、偷袭、群攻等各种方式胜过他，在这个意义上，奥尼尔和普通人的体格并不存在质的差别。但如果未来出现了生化改造人、硅基生命体，在智力和体力上远超普通人的肉体极限，社会契约论奉为基石的身心平等的前提就不存在了，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努力构建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理想的编辑部：人工智能和蒸汽机、互联网等技术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根本差异在哪？当时很多人也担心这些技术的出现会使人类社会出大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技术带来的变革总是好坏掺半的，为什么唯独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您格外担心？

周濂：无论是此前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还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思想运动，都有一个总的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价值。这从古希腊智者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开始了。

人工智能也许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一种更便利的生活还能否称得上是生活？我对此相当怀疑。我有个朋友，他女儿的作文水平一直不好，有一天他女儿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了一篇特别好的作文，老师给了很高的分数。但这个孩子的作文能力提高了吗？她对中文的理解加深了吗？没有，恰恰是这种便利阻断了她的自我成长。我觉得所有看似便利的事情其实都蕴藏了深刻的不便。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威胁是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从而取消绝大多数人存在的意义，我们也许会从此步入一个非人的社会，也就是福柯预言的，“人被抹去了”。

理想的编辑部：您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前景很悲观？

周濂：对，我非常悲观。

《粗野派》

理想的编辑部：对此哲学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还能发现不一样的可能性吗？

周濂：思考若不付诸行动便没有力量，但若想改变社会，哲学必须与权力产生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非常推崇哲学王。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提到通过民主政治的运作阻止生化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构想。眼下正在发生的是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军备竞赛，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加马斯克这样政治与科技的“完美”结合。在一个科技与政治高度绑定的时代，思想者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我看不到什么特别积极的可能性。

没有偶然性的社会没有魅力

理想的编辑部：就我个人体验而言，阅读哲学的确会产生一种被“打开”的感觉，视野变得辽阔明晰，但同时也感到自己被抛入了一个行动的荒原，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是好。像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如此激烈地拆除了旧有的思想大厦，天资平凡的普通人未必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启蒙。

周濂：得到启蒙，从无知愚昧但踏实的状态走入开阔但茫然无措的荒原里，确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人有时是喜欢躲在黑暗里的，往往是黑暗而不是光明给人温暖，光明可能会让人感到寒冷，这是很奇妙的。但是，当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诸如亲友离世、经济困顿、政治打击等挫折，无论你想不想被启蒙，你都会开始思考我是谁、什么是自由平等、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等命题，这是每一个没有放弃思考的人必将走上的一条路。至于应该怎么行动？只有你自己才能给出答案。

理想的编辑部：您在书里提到，未经考察的人生不值得过，但过度考察的人生也是过不下去的。这让我想到以前念书时老师讲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24小时都做社会学家”，时刻怀抱着审视的目光，人是会崩溃的。

周濂：当然，那样太可怕了。现代人普遍患有意义焦虑症，但这不是通过反复追问自己的人生意义在哪来解决的，如果你因为哲学思考而焦虑不堪，甚至为此抑郁，那肯定是有点过度考察了。只有进入真实的生活，才能为自己找到坚实的意义基础，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驾轻就熟，不会时刻反省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当然前提是这种状态不建立在自欺之上，如果哲学思考不是在爱智慧、求真理，那我觉得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与价值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困境是，我们进入到了后真相时代，大家接受了这个世界只有解释、没有真相的看法，但还是试图做一个真诚的人，哪怕是表面的。

《疼痛难免》

理想的编辑部：有时自欺也是无可奈何。哲学上的知与行是很大的难题，当我知道了哲学家描绘的理想图景，转眼发现自己不可能做得到，这种知行不一不是因为自己不够真诚，恰恰是因为过于真诚，以至于意识到能力上的不可能，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周濂：不仅是对普通人，即便是对哲学家来说，知行合一也是很困难的事情。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最后都是以死为代价践行了他们的哲学理想或宗教信仰，普通人很难效仿。但我们还是应该对知行合一怀有心向往之的态度，如果坦然地接受知行不一，不以耻反为荣，那我们就彻底堕落了。亚里士多德有句话说得很好：不是我们反复说的事情成就了我们，而是我们反复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

理想的编辑部：苏格拉底的人生经历特别像哲学发展的一个隐喻，贴近大众、启迪大众，但最后被大众误解。直到今天我们仍在讨论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这是否是哲学这门学科的宿命？

周濂：这不是哲学的宿命，这是人的宿命。人总是不断被误解的，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很多有滋味的事物，例如文学、绘画、音乐，都是在被理解和被误解之间丰富起来的。三体人的思想是透明的，不存在任何误解，但那样的社会我觉得极其贫乏。

在《理想国》中，哲学王被假定成知道每一个城邦成员应该做什么事情，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表面上这是一个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社会，但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和偶然性，没有任何挑战和惊喜，一点都不令人向往。

理想的编辑部：人的无知和有限性构成了哲学的魅力。

周濂：对，也构成了人生的魅力。

“狗智时代”里孤独的人

理想的编辑部：作为一名非常具有现实关怀的哲学学者，您觉得当前这个时代有哪些特征是特别值得留意的，又有哪些观念是您特别想要强调的？

周濂：2018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分裂”来定义这个时代，我很认同。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后真相，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偏见不断被固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越来越困难。如果我们无法追求实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我们至少应该追求底线的共识。追求共识需要每个人都秉持真诚的态度，伯纳德·威廉斯认为这需要人们拥有准确与诚实的德性。但这在今天已经过于理想化了。

理想的编辑部：为什么这么悲观？

周濂：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从犬儒主义到狗智主义》，我认为当下是一个狗智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心知肚明地说谎，与自己很鄙视的对象合谋。也许这是这个时代不得已的生存之道，但对人的伤害是很深的。

《饮食男女》

理想的编辑部：列维纳斯说人不能只过一种自满自足的生活，而应该唤醒自身向他者。但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微弱，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普遍感到孤独，但也无力过上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既是灰心，也是惧怕，更是不知该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机的联系。

周濂：共同体前面还可以加上“情”和“志”二字，即情感和志向。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自足的，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认同和接纳。我们最重要的他者就是身边的亲人、爱人，与他们保持紧密的纽带关系是我们生存于世的意义锚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拓宽自己的生活，与更多的人结成情志共同体，我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的饱满。顺便问一句，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理想的编辑部：我刚来北京一个多月。

周濂：这么短的时间，你与周遭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有机的连接，对吗？我相信你下班回到出租屋的时候，肯定会在一些时刻感到自己像是被抛在北京的一粒沙子，这种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是很恐怖的，你得迅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情志共同体，与周遭环境建立起真实的连接，生活才会开始变得有质感。

理想的编辑部：有时会很羡慕古希腊人，他们生活在城邦之中，能够与他人和周遭的世界建立起非常直接的联系，可以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活动对现实的影响。

周濂：没错，当古希腊从城邦时代步入帝国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密切，社会难以为人生提供从生到死的一整套意义与价值，每个人不得不独自面对自身，这样的生活其实难以承受。

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会导致人文学科的衰败，我认为作为教育建制的人文学科会逐渐失去影响力，但人文学科最原初的意义反而愈发凸显了出来，即孔子说的“为己之学”。哲学也许不能改变这个时代，但每个人将不得不面对哲学的追问。

理想的编辑部：当哲学将成为一种处境的时候，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周濂：读《打开》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