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我的上将祖父刘咏尧

（ 刘若英：1969年6月1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祖父刘咏尧，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

从有记忆以来，家里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一到，整个院子就会飘起阵阵淡香味。

最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画面就是公公老爱站在树下拎着一杯水在那儿漱口，然后口里念念有词地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老以为那棵树会跟他聊天。

我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毋庸置疑，我就是家里的小祖宗。由于公公是一位将军，他的副官便封我为“将军的将军”。由此可知我那一生在战场出生入死的公公，是如何地拿我无可奈何。

有一年，一位李先生到一些老朋友家拜会，碰巧我放学回家看到一辆黑车子离开家的巷子，我跑回家问副官又是谁来了？然后看到桌上一个牛皮纸袋，我二话不说就拆开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内容为何，就听到一声雷声响起，公公大发雷霆地斥责我的行为。

我以为他是骂我乱拆他的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把他的牛皮纸袋拆坏了，那个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后就一阵什么浪费国家资源啦，不爱惜东西等等的名号全给我套上。我备感委屈地哭了起来，不过就是一个破纸袋嘛，他说得我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还从楼下哭到楼上给我婆婆听，再从楼上哭到楼下的房间，然后再遵照八点档的剧本，把房门反锁起来。公公骂得越大声，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当时大概整条巷子都被我们祖孙的二重奏给淹没了。之后慢慢地声音小了，我把耳朵挨着门板朝外听，屏息间听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门，故作轻松地说：“袋子里头不就一张照片嘛，有什么好看的？那么丑！要就给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给拆坏了呢？”说毕，我就瞧见一张八开大的脸从门缝底下给塞了进来，上面写着：

××同志惠存，某某敬上。

公公16岁就进了军校，而后在战场上与日本军兵刃相见，几度死里逃生，可以说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老来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与俗世无争的气魄。

如果你问他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他惟一知道的一首通俗歌曲《绿岛小夜曲》。如果问他会唱什么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黄埔军校校歌》。而这种耿介几近可爱的个性，也会表现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只要是任何婚丧喜庆要找他致词，他一定可以跟民族大义扯上关系。我常常觉得，那一对对的新人一定搞不懂他们两个人结婚跟国家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陆拍戏，离家前跟他辞行，他一定会语重心长地叮咛：“这一趟你去大陆，是身负重任，两岸的和平就全靠你了！”听罢我总是尴尬地跟祖母扮个鬼脸。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他们那一代的军人，又有谁会如此时刻胸怀忧国忧民的使命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公也会有老的一天，曾几何时他不太大声说话了，连路都开始懒得走，坐在那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慢慢地连饭也不肯自己吃了。看着他如此气若游丝，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刘若玉还是刘若英？然后逼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头受了委屈，我就靠在他胸前，撒娇地跟他告状说有人欺负我，然后要他拿枪替我毙了他们！他会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好！好！好！”可是后来，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嘴里念的常只是一些大陆老家的人、事、物；再后来干脆完全不说话了。

身体虚弱的公公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参加舞台剧记者会的当儿，接到消息说医生送他进了加护病房。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第一次，我听到医生不是对我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家属请不要离开医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听到祖母用一种几近哽咽的语气求医生，希望至少能撑到儿孙到齐；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觉到公公会永远地离开我。

在加护病房的那几个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随身带着行动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确定电话一定收得到。每一次铃声一响起，我的心跳就几乎要同步停止，一直要到对方的声音正常地出现我才能回过神来。每次收工冲到医院，看到祖母还坐在外头念经，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在正常地呼吸。

漫漫的长夜里或者跟祖母一起祷告，或是回忆公公的点点滴滴。等到加护病房会客时间一到，我们才能进去看他。每次进去，围在他身旁一堆荧屏上的数字就掉落一点。那一点点，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块般。祖母不是握着公公的手，就是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跟他说说话，要他安心，然后在他旁边为他念经。有时候公公像是听懂了似的，看着祖母点了点头，有时还不自主地流下泪来。我不懂祖母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承受这一与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男人即将要离去的事实。祖母要我给他唱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绿岛小夜曲》，却怎么也唱不准音。他倒也像是喜欢地点了点头。我扑在他的身上哭了起来，第一次，他没有话语安慰我……

就在那几天中，家里人告诉我，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辈子天的桂花树枯死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号上午十一点多，他终于不愿意跟机器作战了，荧屏的画面归零。

过了几天，在替公公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用过的牛皮纸袋，上头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旁边公公还用毛笔附加写上“代若英孙女保存之邮票一九七一年”。我都忘记了自己曾经收集过邮票，打开来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旧邮票，还有几张我在读幼稚园时老师发的只有手掌般大的、上头印着“奖”的纸片。所以将军公公毕竟不是无时无刻只有民族大义，孙女也是很宝贝的。望着这几个简单的毛笔字，我仿佛不经意间窥见了他坚毅的躯壳里那柔情的心灵。而牛皮纸袋，每一个珍惜使用的纸袋，原来可用来包装他无微不至的心意。

我带着这份再珍贵不过的牛皮纸袋走出门，看见那棵确已枯掉的桂花树，竟闻到扑鼻的桂花香。只是，今年满溢的香气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树，而是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千山万水，从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