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

文：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悠久、文化成熟是宝贵的财富，也是沉重的负担，这是尽人皆知的。

一些关注当代的学者，每每发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古已有之”；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常常看到历史上的积弊在生活也会有回光返照，借尸还魂。

因此打通古今，审视四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考察其得失利弊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也是系心于现实的人们应该思考的。

吴思先生是位难得的既熟悉历史，又关注现实的学者。他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以其深入的挖掘和细密的分析引起很多读者的欢迎。

近来研究历史文化问题，往往发现既有的概念不够用，学者们便自我作古、创造概念，用以分析问题，总结规律。有的创造很快被学界认可，被许多学者使用，如“黄宗羲定律”“潜规则”等；有的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潜规则” 就是吴思先生首先用，懂得这一点就不会把历史文献中许多门面话当作历史的真实。

吴思是位制造新概念的专家，读他的文章，感到他创造的新概念最多，我想许多会经过使用的检验，被学术界接受的。

比如“血酬”就是一个，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一个“法酬”。“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绑票，绑贾宝玉就与绑焦大的价值会有很大不同。如果土匪在其抢掠范围内，不直接去抢掠，只是定期收“保护费”，那么保护费中减去实施“保护”所需费用部分，其所余即是“法酬”。

为什么研究“血酬”、“法酬”呢？目的是要弄清“匪变官”、“官变匪”、“匪变民”、“民变匪”的历史规律。这些“变”的内在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类似的新概念还有许多。比如法外的监狱——灰牢；编制外的官吏差役的统称——白员；制约潜规则的规则——白规；“抽水机规则”、“合法性伤害权”、“横规则”，乃至诸多规则中的根本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等等。

作者利用这些概念把中国传统政治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一层一层地进行剥离，最后露出其以暴力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这些大多没有超出“潜规则”的范畴。上面说的“灰牢”“白员”“白规”等都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但在现实的政治或经济生活中存在，像“抽水机规则”、“横规则”、“合法性伤害权”等规则也都是能做不能说的。

由此可见传统政治说复杂还是真复杂，它有那么多的圈圈道道，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和非规范性，仿佛是难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说简单也简单，归根结底还是通过种种手段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为什么在传统政治文化里把如此简单的的问题弄得这么复杂呢？主要原因恐怕是“正规则”立意太高，说着好听，但限制太多，妨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必须有一套“潜规则”。

为什么制定“正规则”时，不把统治者的最大利益设计进“正规则”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意识形态的限制，二是对长远利益追求的限制。

从意识形态说，自汉以来以儒家主导，而且是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孟子是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国君都应当是圣人即使不是也要学作圣人，都有“仁民爱物”之心，都实行“仁政”；儒家又严“义利之辨”，而且强调获得利益手段的正当性（所谓“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历代朝廷建立礼制、法律，制定政策都要考虑儒家这些基本原则的。另外，一个朝代建立大法的大多是开国之君。这些君王大多身经忧患、亲历兵火，躬冒矢石打天下的。他们知道江山来之不易，懂得“水亦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其制定方略时一定从长远利益出发。

这样前代制定的“正规则”必然与后世继承者对现实利益追求形成巨大的张力，“正规则”又必须坚持，于是“潜规则”必然出现。即使皇帝不都是那些“朕去之后，哪管洪水方来”对子孙毫无责任感的，假定他们也重视王朝长远利益，但他们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员也很难控制。

如果现实政治生活中完全按照“潜规则”操作，这也好办。只要人们在心中抛弃“正规则”就可以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正规则”不仅还享有名义上的正当性，而且说不定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上，它还能进入操作层面，排斥“潜规则”。而且“潜规则”还受到“白规”的制约。另外，也不能认为儒家的思想的教育、影响完全不起作用。这样更增加了掌握传统政治的难度。

在传统政治中，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就要充分考虑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非规范性。要分清政治生活中什么是说了准备干的，什么是说了不准备干的；什么是干了准备说的，什么是干了不准备说的。失之厘毫，谬以千里。运用之妙，存于一心。

当然，说不确定，主动权、最后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最强者”的手中。需要费尽心机的去揣摩的，只是想从“最强者”受众分得一杯羹的臣工，而芸芸众生在“最强者”面前只是惟有“天灵盖”而已，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