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潮州“南洋”地名考

摘要：明清潮州“南洋”地名可以追溯至两宋时期，不过，在当时称作“南阳”。潮州南洋地名指“南部的大片平坦水田”，于明初出现，至明中期已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南阳”地名仍为时人所用。“南阳”与“南洋”二称并存。明中后期至清初，“南洋”地名逐渐取代“南阳”地名。从“南阳”到“南洋”的转变，反映了当地百姓对土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民国时期，随着政区调整，潮州南洋地名消失。这一变迁导致文学史研究出现将明末清初人卢若腾诗作中的“南洋贼”归于西方殖民者的错误说法。厘清上述问题，或对潮州地方史、华侨史乃至文学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关键词：明清；潮州；南洋；地名变迁

“南洋”是一个重要的地名。人们熟知的一般指东南亚地区、南中国及其海域。不过，“南洋”还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潮州的一个地域名称，涉及“南洋村”“南洋湾”等作为具体地名的释义。其中，《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收录的“南洋村”值得关注。

本文所研究的潮州南洋，地处韩江三角洲东南边缘、北溪和东溪入海口处。宋至明初属海阳县，成化年间改隶新置的饶平县，嘉靖四十二年（1562）再次改隶新设的澄海县，清代、民国不变。值得注意的是，潮州南洋地名经历了多次变迁，且潮州南洋在研究潮州华侨史、海洋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学界已有相关成果，王元林和刘强探讨明清潮州外贸港口的变迁，其中便包括“南洋港”；李才进对南洋部分族谱进行考证，探讨了南洋湾的形成与演变；地方史志部门编撰的志书《澄海县志》、《饶平县志》对南洋一带的情况有简要的介绍；《莲下镇志》收录了南洋村、南洋寨城、南洋湾、南洋渡、南洋溪等多个“南洋”衍生地名，内容较为详细丰富；甚至出现错误的说法。本文拟通过族谱、官方史籍、地方志书、出土文物等资料，研究明清潮州澄海南洋地名的来源、含义、变迁及相关问题，或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

潮州南洋地名的前身——南阳

（一）两宋时期潮州已存在南阳地名

明清时期潮州澄海县南洋地名的来源可以上溯至两宋时期，不过，在当时称作“南阳”。

今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塗城村杜氏有北宋年间迁入南阳一事。据《杜氏族谱》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始祖杜十郎从福建莆田徙潮，占籍海阳县苏湾都南阳里（今莲上塗城、兰苑，莲下德邻）。后来子孙蕃衍，散居于白砂铺（今十五乡碧砂）以及东里、澄城等处。”这条资料显示，北宋元丰年间杜氏迁入南洋一带时已有南阳地名。据有关学者研究，“塗城乡居民是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由福建省莆田县涵头村鹊巷杜十郎，经‘三迁’而后定居于此地的。所谓入潮‘三迁’，即初迁洪厝埔（今饶平县钱东镇辖内），后迁白砂铺（今十五乡镇碧砂管区）。相传杜十郎在埭头的住地为‘聚龙宝地’，时章氏宗族愿将在南峙山麓白石山上的一片松柏林，与杜十郎居住地交换，十郎应纳，即行迁居洲头，并遣排行第五的孙子合祖（字乐谦）居塗城莿竹脚。合祖世居于此，繁衍生息至今。后来也有排行第四的裔孙迁来。在此前后，还有朱、李等10多个姓氏来这里聚居。”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现在的南洋聚落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李平日根据此区域内的宋代官员之墓及澄海博物馆所藏出土文物指出：“在韩江三角洲中部，宋代己有许多村落。南宋时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向韩江三角洲迁徙的移民剧增，在汉代和唐初滨线的后方，宋末已陆续建有不少村庄。据调查，上述两滨线之间的埭头、南徽、塗城、竹林、李厝宫、内陇、龙田、富砂等村的居民的祖先均为南宋末年从福建迁来”。上述南徽、塗城、竹林、李厝宫等村在明清时均属南洋。李平日的说法还有其他依据。据南洋李氏族谱追溯其迁入该区域的始祖所记：“后汉廿一官人李综由莆籍潮，是为潮郡所属各县李姓氏族共认之宗。综之次子第五代孙敏由潮城迁海阳苏湾都仙市里，是为今澄海李姓氏族共认之宗。敏之长子玄由仙市迁居南阳，是为南阳李氏初祖。李玄，宗景穆，号仁斋先生，行十一，故称十一郎。配克家宜人刘氏。玄博记群书，手不释卷，尤喜攻堪舆之说，相宅至南阳，曰异日必为福地。宋庆元间遂自仙市移家南阳居焉。玄广置田地，山海之业大率居南阳之半。时南阳居民不过十数家。乃招漳、泉流寓诸姓，结草为室以居之。”

由此可知，尽管学者在外来人口迁入潮州南洋的时间为北宋或南宋上略有分歧，但是两宋时期的“南洋”确实称作“南阳”，并且是外地姓氏如杜姓、李姓由莆迁入之地。

（二）南阳得名缘由之推测

南阳地名的得名有两种可能。其一，可能与移民的来源有关。其二，可能参考了其他南阳地名的得名缘由。在有大量移民迁入的地区，当地的地名与移民来源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葛剑雄所言：“由于人们有将原来的地名使用于新迁入地的习惯，所以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地名搬家，原来在北方的地名以后出现在南方，本来应在沿海地区的地名却转移到山区，域外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地名却在汉族聚居区落了户。”两宋时期潮州南阳有大量移民迁入。因此，潮州南阳地名的得名可能是移民以北方的南阳地名侨置。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南阳”条共有5个释义。据学者研究，这5个释义中，在宋代之前已经存在并延续至两宋时期的只有“南阳郡”。关于这一条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解释说：南阳郡“指伏牛山、汉水之阳，约当今河南西南部。战国属楚。······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于此置南阳郡。”因此，潮州南阳地名是否为北方南阳地名侨置，只需了解两宋时期迁入潮州南阳的移民是否来自“南阳郡”。

由前文所引可知，两宋时期迁入的杜氏和李氏均来源于莆田县。根据莆田杜、李二氏的族谱记载可以追溯其来源。遗憾的是，以笔者管见，当时的莆田县杜氏并无族谱流传至今。故只能以莆田李氏族谱为线索追溯。关于李氏由莆籍潮的具体情况，李氏族谱的序有所提及。据《澄南李氏族谱》收录的洪武时期官员所作旧谱之序曰：“海邑南洋李符昌以谱系相示，其受姓所由来者，自理（李）利贞传至伯阳，其族宗室戡隐居建阳，后代迁居莆田洋尾，数世之后李综乃迁居潮州，后李玄又迁居南洋，为南洋之始祖。族甚蕃衍，任籍重光，为潮名家焉。”该序文表明，南阳李氏的祖先初隐居福建建阳（今属福建省南平市），后迁居“莆田洋尾”，数代之后才迁入潮州。所谓“莆田洋尾”即两宋时期福建路兴化军莆田县洋尾村。

关于南阳李氏追溯至福建莆田洋尾的情况，洪武时期的族人李符昌（李凤）撰族谱之序时亦提及：“及予从京师改调长乐令，延师教子，得李春荣偶系莆洋尾族。其族来历稍能言之，适我所旧闻，乃差人同春荣敦礼至洋尾，假谱到官廨，观之上自戡公而溯之以至厥初之脉，下自麓生、麓毓而推之以及于离合之迹，与予所纂述若合符节。”该序文表明，南阳李氏族谱与莆田李氏族谱内容有颇多相合之处。可见，南阳李氏来源于莆田洋尾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莆田洋尾李氏之来源，则有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李氏族谱》的记载为据。该谱在《李氏世系通考》中追溯说：“万康公，唐宗室江王房派系，高祖二十子讳元祥，贞观五年封许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有子七，次子皎封武阳郡王，皎长子藂嗣封武阳郡王，周武氏载初元年改命，除诛宗室，藂与叔钜鹿郡公晃，因少卿索元礼，来俊臣诬陷下狱，晃死，藂流放岭南，二年遣使杀之，其幼子万康逃避福建泉州南安县，依少尹李融家遂籍焉。······其九世孙伯玉自泉州南安县徙居莆田涵江白塘洋尾村开族，为入莆始祖。”该记载表明，莆田洋尾村李氏的祖先可追溯至唐代被封许王、江王的宗室李元祥。其后世子孙辗转岭南、福建泉州南安县等地：第四世裔李万康受武周政权追杀，避难福建泉州南安县，成为李氏入闽始祖；第十四世裔李伯玉自南安迁入莆田洋尾村，成为李氏入莆始祖。

另据此谱的《族派肇迁要略》所记：“藂，江王孙，以武氏除唐宗室难，流岭表，二年遣使杀之，卒葬闽之南安。万康，藂公幼子，以父枉死，奔温陵寓居少尹李融家，逐（遂）籍南安，为入闽始祖。”“伯玉，由南安县迁莆之游洋，随徙孝义里白塘洋尾，为白塘始祖，楚珪公次子，尚炅公裔，江安王十四世孙。”该说法与《李氏世系通考》的说法相同。两则材料可以互证。然而，由于上述两则记载的形成时间距李氏入莆之时较远，仍存在后人出于主观目的而建构族谱内容的可能。因此，还需其他材料的佐证才能确保上述记载的真实性。

其实，上述说法不乏时人记载。据时任奉议郎、通判贺州军事的王进之所撰《殿前统制司干办李公墓志铭》记载：“公讳富，字子诚，唐属籍游击将军尚炅之裔。制敕犹存，避武氏难，徙家泉州南安，又徙游洋莆因家焉。”墓主李富为李氏江王房第十八世裔，终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十二日。王进之为李富门人。由铭文可知，《李氏世系通考》《族派肇迁要略》所记内容应当无误。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莆田洋尾村李氏之始祖为唐宗室江安王李元祥。《旧唐书》卷64《高祖二十二子传》记载了李元祥的生平事迹：“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贞观五年，封许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苏州刺史，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高宗时，又历金、鄜、郑三州刺史······永隆元年薨，赠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安。子永嘉王晫，永隆中，为复州刺史。以禽兽其行，赐死于家。中兴初，元祥子巨鹿郡公晃子钦嗣江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将军，卒。”该记载表明，李元祥先后被封为许王、江王，历苏、金、鄜、郑等州刺史，死后被赠司徒、并州大都督。这些经历均与南阳郡无关。其入莆之前的子孙亦与南阳无涉。由此可知，潮州南阳地名并非由移民根据南阳郡地名侨置。

既然如此，那么潮州南阳地名的得名便只剩下另一种可能——参考了南阳郡的得名缘由。关于南阳郡之得名，汉代刘熙所撰《释州国》解释：“南阳，在国之南，而地阳也。”该记载中“在国之南”指该区域位于国中、中原或周土之南，即东周疆域南部；“地阳也”则表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形势为“阳”，即山之南或水之北。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南阳郡的“南阳”二字均以自然地理形势命名。譬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述：“南阳郡，秦置。为今河南旧南阳府、湖北襄阳之地。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另据夏征农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曰：南阳“相当今河南省西南部一带。战国时分属楚、韩，地居古代中原的南方，位于伏牛山、汉水之阳，故名。”又据《河南省南阳市地名志》云：南阳“因其位于伏牛山之南，居汉水之阳，故曰南阳。”《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说法亦同。可见，南阳地名的南、阳二字均来源于自然地理形势这一说法有重要的影响。

笔者以为，南阳之“南”的释义以汉代刘熙的“在国之南”一说较为妥当。因“南”字蕴含着以命名者为中心进行观察的主观能动性倾向。上述两种说法中，“在国之南”的解释符合这一倾向。相较而言，以自然地理形势为参照的“南山之南”一说，显然缺乏根据命名者角度观察所得的主观能动性，与“南”字之义有所出入。

由此可知，南阳郡地名的得名主要依据“以方位命名”的命名原则。命名的参照物有二：其一，“南”字以政区为参照物；其二，“阳”字以山、水等自然地物为参照物。关于南阳郡的得名，刘熙在《释州国》中还说：“凡若此类郡国之名，取号于此，则其余可知也，县邑之名亦如之”。这表明南阳郡地名的命名依据对其他郡国地名乃至县邑地名的命名同样适用。以此类推，潮州南阳地名的得名，应当跟南阳与两宋时期潮州的政区、自然地物的相对方位有关。

潮州南阳之“南”，指位于政区之南。命名的参照物，一般为政区内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地方——行政中心，即治所。“南阳”作为村级单位，其上一级的行政中心当指县治。正如前文所述，南阳地名可追溯至两宋时期，宋至明成化年间设立饶平县之前，南阳一直隶属海阳县。可见，南阳之“南”指该区域位于海阳县之南。

至于潮州南阳之“阳”，或指该区域南滨大海。李平日指出：韩江三角洲“宋末（约700年前）的滨线，在西溪和东溪三角洲以第三列沙垅为标志，即凤州—坝头—九合—龙湖（汕头东北郊）一线；在北溪三角洲，暂以北溪从东陇起算的第三级分汊点为界，即外合—元才—艮湖一线。”可见，两宋时“南阳”以南不远处即海洋。南阳地名的命名以海洋作为参照物存在一定可能。况且，以海洋作为参照物在潮州地区并不鲜见。譬如海阳县之得名，据唐代全国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一》记载：潮州海阳县“南滨大海，故曰海阳。”潮阳县之得名亦如此：“以在大海之北，故曰潮阳也。”由此可知，潮州南阳地名以该区域南滨大海得名是可能的。

不过，南阳在行政等级、地域范围等方面较海阳县、潮阳县均略逊一筹，相应地，南阳地名的命名可能参照的是规模较小的地物。在潮州范围内，南阳地名的得名亦可参照与韩江的相对方位。南阳位于今韩江东溪、北溪之间，实际上以哪条溪为参照物尚需进一步分析。东溪为韩江干流，流量之大、地位之重不言而喻。北溪与东溪不同。李平日指出，北溪初为“一条与韩江平行而互不相通的小河”，而非韩江分汊。北宋哲宗朝（1086-1100），场官李前凿程洋岗北畔（今仙美山）“引东溪水沿后沟至东里的南溪河济北溪”后，北溪才成为韩江分汊。可见，北溪在流量、地位方面均无法与东溪相提并论。所以，南宋末年南阳地名的得名以韩江东溪为参照物的可能性更大。南阳位于溪北，故称“阳”。总而言之，不管是位于海洋之北或韩江东溪之北，南阳之“阳”指该区域位于水北。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潮州南阳地名的得名，当指该区域位于海阳县治之南、海洋或韩江之北。

二

潮州南洋地名出现的时间及其地名内涵

明代以降，潮州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南阳地名出现新称“南洋”。在明初至明中期，“南阳”与“南洋”二称并存。明中后期至清初，南阳地名逐渐被南洋地名取代。南洋之“洋”与南阳之“阳”含义有所不同。该地名从“南阳”到“南洋”的转变，反映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

（一）明洪武三年已出现南洋地名

根据前文所引李氏族谱内容，北宋时期的南阳地名在明代中期可称为“南洋”。对于这一现象，李才进解释说：“前面四处提及‘南洋’，而同期他人序文则皆记‘南阳’，是通用抑或后人传抄之误。笔者对照洪武时期史料，发觉南洋一名与‘南洋寨’建于洪武三年相关。故可断‘南洋’与‘南阳’通用。”该说法提到的“南洋寨”在清代的潮州方志中有所记载。据康熙《潮州府志》所记：“水寨城，在澄海县西苏湾都。明洪武三年指挥俞良辅创筑。”（雍正《澄海县志》卷4《城池》、乾隆《潮州府志》卷6《城池》、《澄海县志》卷6《营建一》及嘉庆《澄海县志》卷3《城池》亦有相关记载，不过雍正《澄海县志》所记未说明创筑时间。）由该记载可知，南洋寨城确为洪武三年（1370）创筑。明代南洋地名的出现，可能确实如李才进所言与南洋寨城的建立有关。不过，李才进的“‘南洋’与‘南阳’通用”一说值得商榷。

（二）明初至明中期“南阳”“南洋”并存

南洋地名自明初出现以后，在该区域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一现象在方志的相关内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嘉靖年间知府郭春震所修《潮州府志》提到：饶平县“大洲港、飞钱港、旗岭港，俱在南洋。”同书卷2《建置志》记载屯田、卷8《杂志》记载村落时亦有提及。“南洋”一称在文人文集中也多次出现。譬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时任湖广分巡佥事的海阳县人陈一松在《贺大司马督府自湖吴公平倭凯旋序》一文提到：“往岁倭彝入寇，官军莽莽焉，趣之鲜得志者。自庚申南洋之捷以来，此为旷。其崩溃亡去者，咸相戒，毋再犯吾境。”由此可知，南洋地名在明中期已被本地人接受。不仅如此，南洋地名还为外地人所知晓。嘉靖年间主管东南沿海防务的胡宗宪在《广东要害论》一文中提及：“耳尝闻南洋湾乡夫在于东路，屡胜真倭。”胡宗宪生平未曾就任于广东，却在论述广东的军事地理形势时使用南洋地名。这表明，至明中期南洋地名不仅在该区域占据重要地位，还对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南阳”与“南洋”二称却没有如李才进所言“通用”，因为这个现象并未一直存在。至明末清初“南洋”已近乎取代“南阳”。譬如清初方志在抄录明代嘉靖末年潮州逐倭战役的记载时，使用的是南洋地名。据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正月乙酉，“贼舟自辟望港口往南洋湾登岸。典膳秦金与官兵合击，大败之，斩首三百七十。贼溃，渡河。官兵邀之，复大捷。贼又誓江而来。尚文等复大败之。”同书卷1《地书部》在记载澄海县的村落、市集、急递铺、隘口、渡口时均使用南洋地名。又如前引清前期至中期地方志记载的南洋寨城相关内容，同样表明清代沿用明初出现的地名“南洋”。

在南洋地名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南阳地名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继续存续至明中期，此后才逐渐被南洋地名取代。前引顺治《潮州府志》所记嘉靖末年逐倭战役，时任广东左参议的冯皋谟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其门人钟兆斗所撰《乌槎幕府记》记载此次战役时亦提到：“南阳，潮郡东南大镇，民众万家，富商大贾凑集，倭垂涎久之。”除了此处记载，钟兆斗在记载三河镇战役时还有提及：“有南阳王伯宣者，海寇也。”264-268该记载提到海寇王伯宣为南洋地区之人。不过作者使用的仍是南阳地名。结合前引李氏符昌谱中二称混用的现象可知，在明嘉靖年间南阳地名的使用频率不低，“南阳”与“南洋”二称并存。

南阳地名至明末清初已近乎被南洋地名取代。明末清初，南洋一带由许龙控制。官方史籍记载这一情况时不免提及南洋。据《清圣祖实录》卷6《康熙元年正月至七月》记载：“平南王尚可喜奏疏言：‘许龙自投诚以来，屡建功绩，已奉谕旨，以总兵官用。查南洋与南澳相对，最为要地。请授许龙为潮州水师总兵官，驻扎南洋，以资弹压。’从之。”又据《清高宗实录》卷69《乾隆三年五月下》记载：“两广总督鄂弥达条奏惠潮三郡切要四事······一，饶平、澄海二县为潮郡滨海藩篱，东西一带海面四顾虚隙。应令白石岭上建关一座，安设炮位，派千、把一员，领兵五十名防守。其南洋守备兵丁移驻樟林，分辖鸿沟等处，即以樟林原驻兵移驻南洋。”由此可知，官方史籍以使用“南洋”地名为主。

除了官方史书，地方志书提及相关情况时亦常用“南洋”。譬如乾隆《澄海县志》卷18《人物三·武功》所记：“许龙，号庆达，南洋人。明末聚众保南洋，擅海上鱼盐之利以自雄。海宼出入皆惮之。”该志卷7《营建二》在记载许龙所建苏湾都文昌祠、南洋寨城内的关帝庙时，均用南洋地名。除此之外，该书卷1《疆土一·形胜》还记载：“按潮郡旧志形胜内载：全郡险要镇有五，澄居其三。曰大场、夏岭、新港；隘四十有八，澄居其四，曰冠陇、浦、南洋、鸥汀背。以今考之，殊不尽然。况自展复以来，山川再辟，时异势殊，形胜因之，似未可一概论也。谨举其尤要者：东北曰南洋。莲峰峙其背，管陇、狮子诸山环列左右。水自横陇溪东流，历程洋岗，由蓬子港直通外洋”。在时人著作中同样如此。譬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103《广东四·潮州府》所记：“海，府南百五十里。有南洋三湾，嘉靖三十八年官军败倭贼于此”。由此可知，清代南洋地名在潮州占据重要地位，几乎取代了南阳地名。

至清后期，地方舆图文献仍使用南洋地名。譬如同治《广东图》卷7《饶平、澄海、海阳、揭阳》所绘南洋一带有“南洋乡寨”“南洋铺”两个地名。同治《广东图说》卷38《澄海》载有“南洋中社”“南洋下社”两个村落名。稍晚的光绪《广东舆地全图》、光绪《广东舆地图说》对上述内容有所沿袭。由此可见，南洋地名的重要地位至少维持到清末。

与南洋地名被广泛应用并长期沿用相反，南阳地名几乎不再用于指潮州南洋，只偶尔被提及。譬如万历元年（1572）殷正茂剿灭朱良宝一事，据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抚》记载：“有朱良宝、魏朝义、莫应敷者，亦纠党入海行劫，与道乾相应。时因地方多事，兵力难分，勉为招抚。既就抚，道乾居招收都，良宝踞南洋寨，朝义踞大家井，应敷踞东湖寨，杀掠如故。万历元年癸酉，总督殷正茂荡平山寇，乘胜捣之。道乾势促，奔投倭寨。良宝西走阳江，为舟师所袭，仍奔南阳，深沟高垒以抗王师。”其实关于此事件，较早的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康熙《潮州府志》卷5《兵事》亦载相关内容，不过使用的均为南洋地名。整体而言，清代潮州方志使用南阳地名的情况十分罕见。故笔者推测，乾隆《潮州府志》关于朱良宝之变的记载使用南阳地名应当是传抄讹误所致的例外。

故而，对于明中期该区域“南洋”与“南阳”二称混用的现象，更贴切的说法应为：明初至明中期二称并存；明中后期至清代，这一现象基本消失；清代，潮州南洋地名几乎取代了南阳地名，并沿用至清末。

（三）明清潮州南洋指“南部的大片平坦水田”

按前文所揭，两宋时期潮州南阳地名指“海阳县之南，海洋或韩江之北”。明清时期的南洋地名与其前身的区别，关键在于“洋”字。由“南阳”转变而来的“南洋”，虽在地域上没有发生较大变迁，在含义上却有明显差异。明清南洋之“洋”，不再指该区域居于海洋或韩江之北，亦与一般所论东南亚地区或南中国一带的“南洋”之“洋”指海洋不同。李如龙在《汉语地名学论稿》一书《方言地名的调查和考释》一节中的“洋”字条解释说：“多数带洋字的地名是表示平坦的大片水田，方言口语可单说，也说‘洋田、田洋’······洋最早是水名，后来也引申表示广大之意。”陈小枫、许冬晖则提出，“洋”在潮汕地名中有广阔的田园、容易聚水的成片洼地或沼泽、广阔平原、水盛貌、大海、海滨平地、水塘及溪涧等七种字义。笔者以为，除了水盛貌、大海、水塘及溪涧等三种，陈小枫、许冬晖所言七种字义中的其他四种均在李如龙所言“平坦的大片水田”的解释范围之内。

无独有偶，曾昭璇在解释“番禺”地名时提到：黎族语言中“‘番’即为‘村’，‘禺’即为‘咸’或‘盐’之意。”“这样，‘番禺’则为‘盐村’之意，按黎语直译则为‘村盐’。广州古为海滨，是产盐之地。”除了土著所说的黎语，这一说法在南迁越人所用的越语中亦能解释得通：“查《越绝书》亦称‘盐’为‘余’（当时‘余’和‘禺’同义）。文称：‘朱余盐官也，越人谓‘盐’为‘余’。按此，番禺亦可解为‘盐村’，与黎语、俚语相合。”可见，岭南方言中“洋”和“番”等方言词用于地名可表示大片田地。

其实，以“南洋”命名的地方并不鲜见。譬如今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竹岐乡便有“南洋”村，103福清市（县级市）宏路镇有名为“小南洋”的村落。据李如龙研究，以“洋”字命名的地名数量更多，“在浙、闽、台三省有密集的分布”，仅《福建省地图集》所收地名中首字为洋的就有300多处。在浙江，“洋”多写为“垟”。譬如温州市泰顺县地名办绘制的地图册，“单是村所在地以上地名带‘垟’字的就有83处”。可见，表示大片田地的“洋”字广泛应用于方言地名的命名中。由此可知，南洋之“洋”的含义，应当确为李如龙解释的“平坦的大片水田”。结合前文所揭，南洋之“南”是指居海阳县之南。那么，明清潮州南洋地名的完整含义当为“南部的大片平坦水田”。

明代潮州南洋地名由表示相对方位的“阳”字向表示田地的“洋”字转变，反映了明代以降潮州百姓对土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值得重视。究其原因，应当与明初的战后经济恢复以及明代以降潮州人地关系渐趋紧张有关。

据王双怀的研究，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推行鼓励开荒的政策，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开荒的热潮”，华南地区的“垦荒活动也大规模地展开”，“耕地面积都比元代有了明显的增长”。南洋地名出现于洪武三年（1370）左右，在这一时期之前。两者之间应当有密切的联系。在鼓励开荒政策之前出现的南洋地名，其“洋”字实际上反映了百姓对土地的迫切需求。不过，这仍不足以使得南洋地名在明中后期逐渐取代南阳地名。

明代以降，潮州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百姓对土地愈加重视，进而导致南洋地名逐渐取代南阳地名。王双怀还指出，明中期潮州府的人口密度较明前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华南地区的第九位上升到第二位，使得潮州成为“明代华南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国外学者亦有相关研究。譬如美国学者马立博所说：“明朝岭南的人口增至原来的近三倍”，“在广东，流入惠州和潮州两府的人口使得这两个地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1400年前后明显扩大”。该说法强调了明代潮州府人口增长十分突出。在疆域未大幅改变的前提下，人口的大量增长意味着人口密度的快速提高。换言之，明代潮州的人地关系渐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对土地的重视程度自然愈加提高。这在实践中体现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集约化。至于在思想观念上的体现，明中后期至清初南洋地名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并几乎取代南阳地名即为显例。南洋地名的地位逐渐提高，体现了农业生产集约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潮州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虽有所缓解，但不能彻底解决，百姓对土地仍存在迫切的需求。随着潮州人地关系紧张局面的持续，南洋地名逐渐深入人心，最终几乎取代南阳地名。

三

民国时期的政区调整

与潮州南洋地名的消失

民国时期，全国各级政区变动较大，澄海县行政区划亦发生较大变更。在这个过程中，潮州南洋地名受到巨大影响。民国十年（1921），澄海县“南洋”所属的苏湾都已经改称。据今《澄海县志》卷2《建置沿革》记载：“民国10年（1921），澄海县废都设区，全县划为在城、上外、中外、苏南、东陇、樟林、上莲、下莲、鳄浦、江10个区。”另据地方史志部门整理的《民国时期几个年度澄海县区乡镇名称一览表》，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十四年（1945）、三十五年（1946）澄海县所辖乡镇均无命名为“南洋”者。据此可以推测，明清潮州“南洋”在民国时期已经改用他名。根据明清潮州南洋的地域范围推测，该区域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称“第四区”，三十四年（1945）称“第二区”，三十五年（1946）称“莲南乡”“莲中乡”“莲北乡”“湾渡乡”。可见，民国时期潮州南洋地名已经消失。

关于潮州南洋地名在民国时期消失一事，学界并无专门研究。然而，南洋地名在明清潮州华侨史、海洋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相关研究难免有所涉及。学界对潮州南洋地名及其变迁情况不甚了解，以致出现错误的说法。譬如明末清初卢若腾有《南洋贼》诗云：“可恨南洋贼，尔在南、我在北，何事年年相侵逼，伐我商渔不休息！天厌尔虐今为俘，骈首叠躯受诛殛。贼亦哗不惭，尔在北、我在南，屡捣我巢饱尔贪，携我妻女杀我男。我呼尔贼尔不应，尔骂我贼我何堪。憶嘻！晚矣乎！南洋之水衣带迩，防微杜渐疏于始，为虺为蛇势既成，互相屠戮何时已。我愿仁人大发好生心，招彼飞鸮食桑椹。”

对此，学者包恒新所撰《卢若腾的创作及其他反殖爱国作品》分析说：“诗中所说的‘南洋贼’，指的是西方东来的殖民者，全诗蕴含着对殖民奴役与掠夺的有力控诉。诗人还总结历史教训，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南洋之水衣带迩，防微杜渐疏于始’，指出必须加强防范，不给南洋贼以可趁之机。这在题材上也是一大突破。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揭露殖民统治的作品中的一首重要诗篇。”

其实上述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有研究者业已指出：“这段文字的作者是文学评论家，他从字面上去理解，把‘南洋贼’当作以爪哇为根据地、并且侵占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可以说也是自然的。······实际上，卢若腾诗中的‘南洋’，既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南洋群岛的概念，也不是近代以长江口为界中国南部海洋的概念（如南北洋、南洋水师），而是指广东澄海县一个名叫‘南洋’的具体的地名。《潮州府志》记载，‘南洋寨城，在澄海县东北四十里南洋下社。西至鸥汀城三十里，东至樟林城三十里。······环城皆水，直通外海，可泊战船，四乡米谷云集，居民富庶，乃可战可守之地’。而‘南洋贼’指的就是当时盘踞在南洋的以许龙为首的海上武装集团。”这个说法是相当中肯的。从《台湾文学史》的相关错误论断可知，由于历史上的南洋有多重含义，不仅有东南亚地区之义，还有中国南部及其海域之义，更有明清潮州南洋地区之义，并且潮州南洋地名在民国时期消亡，这就导致大多数学者对潮州南洋地名及其演变情况较为陌生，以致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误将明清时期潮州的南洋认为是指东南亚地区的南洋。

四

结语

明清时期的潮州“南洋”地名可以追溯至两宋时期，不过在当时称作“南阳”。明清时期的潮州南洋地名出现于明初，指南部的大片平坦水田。明初至明中期，南洋地名与南阳地名二称并存。明中后期至清初，南洋地名逐渐取代南阳地名。南洋地名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高，与明代以降当地百姓愈加重视土地的思想观念转变有关。民国时期，由于各级政区调整，当地许多地名改称，南洋地名随之消失。南洋地名的消失导致文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将明末清初人卢若腾诗作中的“南洋贼”归于西方殖民者的错误说法。厘清了上述问题，或对潮州地方史、华侨史乃至文学史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有一定的助益。

作者：林资龙，吴宏岐

来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 第1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刘 言

校对：宋宇航

审订：杨 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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