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北上勤王？

编者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正值曾国藩出山组织湘军进攻太平天国的关键时期。曾国藩将大本营安置在祁门，险些被李秀成发现。然而，曾国藩的危机远不止这些...

在祁门危急的这段时间内，不止军事上的困难，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这期间发生，北京那边的情况十分危急，所以北京当时向曾国藩、胡林翼求援，要求他们勤王，派出军队去北京，还点名要鲍超率人到北方。

鲍超过去由谁指挥呢？由胜保。前面介绍过，胜保跟湘军的关系，简直是恶劣。他根本瞧不起湘军的人，他对官文的态度已经很不好了，对胡林翼、曾国藩，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要是鲍超调到他的麾下，由他指挥，用胡林翼的话说，这叫送羊入虎口，鲍超一定会被他折磨至死。

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接到这道命令，曾、胡都很紧张，很为难。北京被英法联军攻击，皇帝处于危险之中，作为大臣，不要说有没有诏旨，应该是一听到这种情况，就全力赴急，要派军队去勤王。

可是实际情况呢，曾国藩自己还被太平军围在祁门，要让鲍超立即北上，说不定勤不了王，自己先被别人擒住了。

（影视剧中的曾国藩形象）

就在这种两难之中，还是要作出一个决定，而且不能拖，救急如救火，那边都开战了。最后曾国藩和胡林翼两人通信十几次，胡林翼说，还是我带队上去，我去了之后让李续宜替着我，要不李续宜去，我给他做后勤。这边曾国藩说，那还是我去，我带着鲍超去。

胡林翼说要自己去，也是言不由衷。这时陈玉成正在进攻安徽、湖北边境，联合了捻军，气势汹汹。胡林翼孤身一人，驻守太湖，也是自身难保，幸亏李续宜能来回救援一下。

曾国藩这边如上所述，情形更危急。这两人不管是谁，其实都抽不开身去北京，可北京偏偏下圣旨让他们火速去勤王。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十几封信里面，每一封都有很多忠心耿耿的话，都说得很漂亮很悲壮。譬如，他们两人都说过，勤王只问怎么去，不应该问当不当去。你只讨论谁去的问题，而不是问是不是应该去、能不能去。

去了能成功是好的，不能成功也是要去做的。就是说勤王这种事情，不要问成败利钝、生死存亡，你就要去做。

两个人互相拍胸脯，互相写信，可是没办法，他们实在抽不开身。幸亏战争结束得快，很快就签订了《北京条约》，交战双方停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临结束之前，其实又有一道新的诏旨下来，不必去勤王了。让湘军从江西、皖南这种地方派一支军队上北京，路程也太远了，而且就派几千人，也不一定有多大的作用，毕竟在北京周边，有僧格林沁、胜保上十万的大军，都挡不住英法的军队。

等到不必勤王的诏旨一下，曾国藩、胡林翼这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这个事情对他们精神上造成的困惑和压力，应该远远大于实际战争中被太平军围困所带来的困惑与压力。

最后，鲍超将曾国藩解救了出来。虽然被解救出来了，但是曾国藩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不愿意离开祁门。

这又引出一番曾国藩跟其他人的书信往来，大家都劝他，你往江西退一退，或者你移到长江边上的东流，不要再待在祁门了，很危险。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几乎所有的人都劝他。

曾国藩说不行，我是两江总督，我应该往东边去，把我的辖地一片一片解放出来，我怎么能往后退呢。你让我退到江西，这怎么行呢？皇帝让我往东边去，我还能走着走着往后面退吗？让我到东流，那个地方临着长江，我又不是一定要作战，临着长江就好逃命，对不对？那人家会笑话我。反正他就把这些理由一一反驳，纯粹是犟劲上来了。这些反驳的理由，没什么道理。

他的一名幕客欧阳兆熊就跟他讲，你不要再说什么两江总督就该在哪儿，就该往前，就该怎么样，现在两江总督的驻地，已经被太平军占领很多年了，两江总督的办公地点也移了很多次了，以前两江总督何桂清常驻苏州，后来又说要去常州，办公地点移来移去。你是两江总督，你的地点也应该移来移去，你所到之处就是两江总督的办公地点，就是你的督署。

你在祁门，那两江总督的督署就在祁门，你去东流，督署就在东流。没人说你到了祁门，督署就永远在祁门。你现在纯粹是跟大家较劲，你觉得你在祁门被围了，面子上过不去，因为你对形势、对地理的判断错了，所以就想向大家表示我不怕死。但是你一个总督光不怕死有什么用呢？

现在最紧急的问题，是长江北岸的情况那么危险，安庆之围会不会因此动摇，能不能围下去。你要跟胡林翼两人合作，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你到东流，离水近一点，不管是粮食接济，还是跟长江对岸通信，都要方便很多。比起你在祁门，不可同日而语。

欧阳兆熊这个人是曾国藩很好的朋友，曾国藩年轻时上京赶考，有一次差点病死在客栈里，就是欧阳兆熊精心照料曾国藩，给他配药，给他瞧病，才让曾国藩缓过来，可以说对他有救命之恩。

这会儿欧阳兆熊就是以朋友身份——虽然惯称欧阳兆熊是他的幕客，但欧阳兆熊自己总是说，我不是曾国藩的幕客，我也不领工资，我就是他的朋友，到他的营中去看一看他。而我要是做了他的幕客，或者他手下的委员，那我说话就不自由了——把曾国藩狠狠地驳斥了一通。

最后曾国藩想了想，再这样耗下去也没意思，所以他同意移营到了东流。

此外，关于曾国藩、胡林翼是否应该派兵勤王的问题，有一种仅供参考的说法。曾国藩找了李鸿章，说北京来了一道诏旨，让我派鲍超去勤王，怎么办？

李鸿章说，根据我的观察，与英法的战争延续时间不会太长，没多久就会结束，犯不上派兵过去，敷衍一下就行了。曾国藩、胡林翼就听了他的这番话，敷衍皇帝，实际上没有派兵，最后的事态发展，果如李鸿章所料，很快《北京条约》签订，北京的中外战争就结束了。

这个说法在事实上是靠不住的。我们知道，李元度在徽州失守，那是八月份的事情，然后他在外面躲避了十几天，回到大营，曾国藩把他骂了一通，非常气愤。但是李元度还不服气，为自己辩解，不承认错误，曾国藩更加生气，他要写一封奏折，参劾李元度，措辞很严厉，真要把这份奏折写出去的话，李元度将有性命之忧。

当时为曾国藩起草奏折的第一支笔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和李元度的关系还可以，但是也没好到一见李元度有什么问题，李鸿章就要拼身家性命去保护他的程度。

可在这个事情上，李鸿章突然发飙，他说这个奏折我不能写，你这样对待李元度不公平。曾国藩觉得，犯不上这样啊，李元度这个事情我们都看见了，他自己不懂兵法，“浪战”，然后徽州失守，导致全局被动，现在还不认错，不处罚他怎么行呢。

（李鸿章照）

李鸿章也讲不出很好的反驳理由，但他就是说我不起草。曾国藩也生气了：那你不写，我自己写。李鸿章这时又加一句，那你真要写我就走了。

曾国藩也实在受不了了，跟他讲了句，“听君之便”，你爱走不走。李鸿章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祁门，回到了南昌。

在他走了之后，北京要求调鲍超的命令才过来，也就是说，曾国藩再要找人商量如何应付北京勤王的诏旨，他不会找李鸿章商量了。

所以说，前面讲李鸿章给他出什么主意之类的，在时间上，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另外一点，以李鸿章当时的素养，对于中外战争，对于恭亲王在北京如何周旋，对于英国人法国人在外交上的一些技巧，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

尽管李鸿章在未来是搞洋务的大佬，但是那时的李鸿章，对此还是没有什么认识的。他对洋务的认识，要等到离开曾国藩、率领一支军队去上海，创建淮军，在上海与英国的军人、外交家有了接触之后，才渐渐地培养起来。

这也有证据，他刚到上海，跟曾国藩通信，曾国藩曾经问他，现在到了上海华洋杂处，跟这些洋人交往的时候，你有什么对策。李鸿章回信说，没有什么，我就跟他们打痞子腔。这是李鸿章自己讲的。当时曾国藩就严厉地批评了他。

这时李鸿章已经去了上海，是初期他对外国人的见解。这也可以用来说明，他在祁门，在江西这一段时间，不可能有那么准确的预测。也就是说李鸿章劝曾国藩、胡林翼敷衍去北京勤王的号召，是不太可能的。

以上内容节选自谭伯牛著《天京之围》，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