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一旦失意，就想着回家种地？

因为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视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

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

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

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

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

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断发生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

著名学者之家书及家训里头，随处充溢着这样的理想，不啻描绘出中国“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

著者暇时曾随手选出一篇郑板桥致其介弟之家书，内容天真可爱,堪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钟、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

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

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

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

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

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

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

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本文摘自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