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圉山”“崦嵫山”得名与秦人西迁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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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华简《系年》谓周成王“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为秦先人，此“邾圉”即“朱圉”，指甘肃天水甘谷西南的朱圉山。“邾”与“朱”相通，朱圉山之“朱”即“邾”，指邾娄。早期邾娄诸族居于东奄之地，战败后有部分西迁至朱圉山一带，“朱圉”意为邾娄聚居之地。神话传说中的崦嵫山应为朱圉山，“崦嵫”意为东奄人聚居之地。“朱圉山”“崦嵫山”两个名称都是东奄邾娄西迁的群体记忆。秦人与东奄诸族的凤鸟崇拜，是伏羲风姓、八卦的体现与变迁。伏羲文化源于秦陇，盛于关中、中原，炎黄之战后随炎帝部族向四方传播，无论部族如何分化、迁徙，伏羲的八卦标志始终可辨。西迁至朱圉山一带的东奄邾娄，在伏羲文化的发祥地苦心经营，最终发展壮大。秦人的迁徙、来源是反映早期华夏民族分化与融合的个案，体现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和演进格局。

关键词：朱圉山；崦嵫山；“秦人东来说”；秦人西迁；凤鸟崇拜；伏羲八卦

秦人族源一直是秦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学勤用清华简《系年》的一条材料证明秦人来自东边的商奄，秦先人是周成王时期谪戍西戎的东奄嬴姓中的一支。祝中熹把夸父逐日神话与秦人西迁联系起来，认为早期西迁的是崇奉阳鸟的羲和部族。赵逵夫认为夸父逐日反映了秦人模糊的记忆，将西迁中的艰难困苦和嬴秦先民坚韧不拔的精神表现在一个神话故事中，提出神话中“日所入”的崦嵫山应为朱圉山。利用上古神话传说论证“秦人东来说”，可谓别开生面。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往下探究，秦人西迁之地为何名为“邾圉”？东夷文化从何而来？借助对秦人西迁、来源的追溯，可以认识华夏民族早期的分化与融合，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一、“朱圉山”“崦嵫山”名称的来历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中有这样一段话：“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这支西迁的“ 商盖之民” 是秦先人，他们的西迁之地称“ 邾圉” ，李学勤注曰：“ 邾圉即《 禹贡》 雍州‘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 之‘ 朱圉’ 。 《 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下写作‘ 朱圄’ ，云：‘ 《 禹贡》 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 《 水经·渭水经》 说同。 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 邾圉” “ 朱圉” “ 朱圄” 三者相通，今甘肃天水甘谷县的朱圉山，即《 系年》 所说的“ 邾圉” 。 “ 朱圉” 出现在《 尚书·禹贡》 中，可见其名称比较久远。

“圉”即囹圄，关押罪犯的地方。“圉”也有养马场的意思，周代的养马人被称为“圉人”。朱圉山一带草场肥美，适合养马，秦先人在这里养马，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秦人擅长养马、驯马，算是祖传之业。秦人远祖伯益，做过舜的虞官，善于与鸟兽打交道。《尚书》载：“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往哉！汝谐。’”孔传曰：“虞，掌山泽之官”。舜问群臣，谁能掌管山丘川泽草木鸟兽，大家一致推荐益，于是舜命伯益为“虞”。伯益即《史记·秦本纪》中的“大费”“柏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伯益为嬴姓之祖，擅长驯服鸟兽，其后代善于养马也很自然。上古三代秦人先祖皆因养马、御马而闻名，据《史记·秦本纪》，伯益后裔有名为费昌者，夏桀时去夏归商，为商汤驾车，在鸣条打败夏桀。周初秦先人西迁之后，又以养马获得周天子垂青，非子的时候，获周孝王提拔在汧、渭之间养马，并被赐予土地，让其祭祀嬴姓先祖，号称秦嬴。因此，无论从西迁时战败者的身份，还是后来的养马事业，“圉”都说得通。

“朱圉”的“朱”，通“邾”，指邾娄、邾人。春秋时代鲁国附近有个邾国，战国时期称邹国。“邾娄”“邾”“邹”，读音有缓急变化，意思相同。舜统治时期有个部落首领叫朱虎（即邾虎），与邾娄有关。《尚书》记载帝舜提拔伯益，伯益“让于朱虎熊罴”，舜让他们一起去管理山泽草木鸟兽，朱虎、熊罴是伯益的辅佐者，应与伯益属于同一个势力集团。孔安国传：“朱虎、熊罴，二臣名。垂益所让，四人皆在元凯之中。”孔颖达疏曰：“以文十八年《左传》‘八元’之内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罴是也。”“八元”是高辛氏之子，《左传·文公十八年》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古人皆以为朱虎、熊罴即《左传》高辛氏“八元”中的伯虎、仲熊，这是有道理的。高辛氏即帝喾，《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喾“娶女取訾氏女，生挚”。女取訾氏，即邾娄氏，帝喾与邾娄关系密切。伯虎出自邾娄，故称“朱虎”；熊罴，指熊姓的淮夷、徐夷。朱虎、熊罴二者属于“徐奄及熊盈”诸族，《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刘师培曾用长篇文字证明“熊”“盈”“嬴”三字通用，熊、盈亦嬴姓，都是皋陶、伯益之后裔。徐奄是居地，熊盈是姓氏。伯益及朱虎、熊罴，是徐奄熊盈著名首领，与高辛氏关系密切，故被列入高辛氏的“才子八人”。邾娄所居之地徐奄，中心在曲阜。盘庚迁殷之前，奄是商人的旧都。西周初年，周公长子伯禽被封在奄地。《左传·定公四年》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奄地，史称“少皞之墟”，周初封伯禽于此，目的是让他平定、镇服徐奄各国。《尚书·费誓》记录了伯禽与徐戎、淮夷在费地的一场战争，“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徐奄各部对周王朝的抵抗相当强烈。费是徐奄的一个地方，孔安国传曰：“费，鲁东郊之地名”。秦人先祖伯益又称大费，其后裔给商汤驾车者叫费昌，应该都与所居之费地有关。伯禽讨伐淮夷、徐戎，主战场也在费地。

在周代以前，邾娄是与徐奄、东夷可以互换的概念，邾娄即东夷，东夷以邾娄为主。邾娄是族名，徐奄指所居之地，东夷是中原对邾娄诸族的称呼，有歧视之意。周王室封伯禽、吕望于鲁国、齐国，邾娄诸族受到空前的压迫，到春秋时代，邾娄中的邾国已沦为一个小国，与鲁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春秋》《左传》一开始有鲁隐公与邾国国君邾仪父会盟的记载，尽管邾国积极向中原各国靠拢，但依然被视为“夷”，鲁国贵族叔孙婼提及邾国，说：“邾又夷也”，明显语含歧视。

邾娄相传是蚩尤的后裔。《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娶娵訾氏女，生挚”，娵訾氏，就是邾娄氏；《拾遗记》中又称“邹屠氏”：“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帝喾所娶“邹屠氏之女”即邾娄之女。古代小说与纬书中的远古帝王传说，有些并非向壁虚造，而是通过图画或者口耳相传等方式流传下来的远古史。这段文字保存了邾娄的来历：黄帝打败蚩尤后，把比较好管理的、顺服的部族迁到邾娄，故邾娄是蚩尤部族与东方土著融合的后裔。后人多以为蚩尤为炎帝部族之强者，《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逸周书·尝麦解》言蚩尤逐炎帝，炎帝大恐，与黄帝联合“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则炎帝与蚩尤之争是炎帝部族的内讧，蚩尤败后，炎帝部族很快全线溃败。蚩尤遗部东迁为邾娄，故邾娄归根到底是炎帝部族后裔。

炎黄之战中，炎帝部族为被征服者，被黄帝部族呼之为“夷”，故最初“夷”即“人”，“人”亦即“夷”。炎黄之战旷日持久，对峙惨烈，先民记忆深刻，在语言中留下了明显痕迹，比如称呼仇敌一般为“夷”。“仇”读舌尖若“邾”，也反映视邾族为仇敌的历史。“邾娄”的发音和意义也由“涿鹿”而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王献唐从音韵学角度，论证邾娄是涿鹿的音变。蚩尤部族原聚集于中原黄河流域，涿鹿原址应该在中原，战败后族人四处迁徙，地迁名随，就把新居地称为“涿鹿”，故名为“涿鹿”的地方有好几处。邾娄之族，本不居邾，乃因炎帝部族战败迁徙而来，“初居浊鹿，迁邹之后，仍名为浊鹿，浊鹿又书同音之邾娄，遂成邾娄”。从语音演变角度说明邾娄与蚩尤的关系，也很有道理。

邾娄诸族所居徐奄之地，包括今天山东及淮河流域的广大地方，多嬴姓，故称“熊盈”。《逸周书·作雒篇》：“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西迁的秦先人，应该就是徐奄嬴姓中的一支，名随族迁，他们西迁的聚集地称为“邾圉”。“邾圉”即邾娄聚居之地，此为朱圉山名称的来源。由于时代久远，朱圉山得名之由渐渐被淡忘，又因山中有些红色岩土，就误认为朱圉山之“朱”是指这些红色岩土，这是想当然的解释。《太平寰宇记》载：“朱圉山，在县西。俗名白岩山。”以颜色命名，民间称其为“白岩山”，显然，“朱圉山”并非因为红色而得名。

“崦嵫山”的名称也与东奄西迁有关。清华简《系年》言“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邾圉”之名应该在周初商盖之民西迁之前就存在了，说明邾娄西迁不止周初那一次。赵逵夫、祝中熹皆认为夸父逐日神话传说反映了史前的西迁。赵逵夫还从地理方位考证出崦嵫山即朱圉山。笔者认为崦嵫山、邾圉山两个名称，都与西迁有关。崦嵫，传说日入之处，在天水西。王逸《离骚》注：“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崦嵫山也作“弇兹山”或“弇山”。《穆天子传》说：“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晋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弇”“崦”“奄”同音，指东奄；“嵫”，兹、此的意思，“崦嵫”即奄兹，意为奄人聚居于此。所以，“朱圉山”意为邾娄所居之地；“崦嵫山”意为奄人所居之地。二者名称都是对东奄邾娄西迁的反映，属于群体记忆，群体记忆的可靠性甚至超过文字记载。夸父逐日故事中的“禺谷”，即崦嵫山下的“虞渊”“蒙谷”。《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禺谷”郭璞注曰：“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淮南子·天文训》提到日入之处说：“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蒙谷”，《尚书》作“昧谷”，孔传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十道志》说：“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故传说中的“崦嵫”“禺谷”“虞渊”“蒙谷”都是日入之处，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南。赵逵夫说：“我以为这‘昧谷’‘蒙谷’，即今礼县东北部永兴乡的峁谷（也叫茅水，今叫冒水河）。‘昧’‘蒙’‘峁’‘茅’‘冒’皆一音之转。”“秦人最早是迁于今天水市甘谷县的朱圉山的，后来由山之南即向阳的一面沿昧谷（冒水河）而下，居天水（今秦城区）西南、礼县东北部的汉水边上。”赵逵夫据此认为传说中的崦嵫山就是朱圉山。

夸父同蚩尤一样，属于炎帝部族。《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大荒北经》说：“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出于共工、后土，属炎帝部族。夸父与蚩尤都被黄帝麾下的应龙所杀。《大荒北经》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夸父也是炎黄之战中的战败者。夸父之“夸”，高大之意，与“奄”意思相同，《说文》：“奄，大有余也”。夸父即奄人，夸父亦属于东奄之族。赵逵夫认为夸父逐日的神话原型正是东奄西迁的故事，反映了秦先民模糊的记忆。

在东西方势力集团的长期较量中，东奄邾娄西迁不止一次，夸父神话的原型故事应该是较早的一次。商代西迁者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再加上西周初年周成王“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见于传说和文献的东奄西迁有多次。“崦嵫山”“朱圉山”皆因东奄邾娄西迁而得名。从战国简《系年》的记载，可以推知，之前的西迁者可能都与部族战争的失败有关。逐日的夸父是战败方，商代的中潏，《史记》的记载不甚清楚，按理推，中潏的“保西垂”同秦襄公将兵拒犬戎、护送周平王之事相似，中潏也应该是在商代被迫西迁到朱圉山一带的。这些西迁至朱圉山的东奄邾娄，为秦先人，他们扎根于此，放牧养马，苦心经营，为秦人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秦嬴凤鸟崇拜与伏羲文化的关系

秦人嬴姓，是少皞氏后裔，曲阜自古为“少皞之墟”。《说文》：“嬴，少昊氏之姓。”秦人自认为出少于皞，得封后祭祀少皞。传说少皞是黄帝的儿子青阳，《帝王世纪》云：“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黄帝姬姓，青阳亦姬姓，青阳下嫁东夷嬴姓之族，故其后裔为嬴姓。“降居”意思是下嫁，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普遍现象，出嫁的是男子。“青阳降居江水”句《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江水”为古江国之地，在今河南正阳县东南，淮水北岸。淮水流域为东夷、淮夷聚居之地，多嬴姓之国，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秦氏只是这许多嬴姓中的一支。

秦嬴先祖崇拜凤鸟，传说大业因玄鸟陨卵而生。《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正义》说“大业”即皋陶，大业出生的传说与商人始祖契的出生如出一辙。《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简狄吞玄鸟卵的故事在《楚辞》中被多次提到，《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意？”《离骚》：“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两处相对照，则“玄鸟”即“凤凰”。朱熹也解玄鸟为凤凰，闻一多《离骚解诂》更详细考证了玄鸟即是凤凰。后世学者也有把玄鸟解为燕子的，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在鸟崇拜文化中，群鸟皆统于凤凰。秦人、殷人始祖，皆因吞玄鸟之卵而生，说明二族为一源之分化。

不仅秦人、殷人，其实徐奄少皞氏后裔，都有凤鸟崇拜。春秋时期有个郯国，郯国国君对其先祖的凤鸟司历记忆犹新，而剡氏就是嬴姓中的一支。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朝鲁，鲁大夫问少皞氏何以以鸟名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郯子对少皞以鸟名官的传说如数家珍。郯子尊少皞青阳为“高祖”，说明炎黄两族并未因战争而断绝关系，炎黄两族的婚姻关系源远流长：就母族而言，徐奄属于炎帝；就父族而言，徐奄属于少皞青阳。战败的炎帝族，其后裔尊奉少皞，是就父族而言，出于政治的考量，有意向黄帝部族代表的主流文化靠拢。郯子的对话让我们对凤鸟崇拜有了具体的认识，群鸟代表众多部族，《史记·秦本纪》载秦人先祖大廉“实鸟俗氏”，其玄孙孟戏、中衍“鸟身人言”，秦人是崇鸟部族中的一员。鸟崇拜部族中，群鸟皆隶属于凤鸟，形成百鸟朝凤的局面。

凤鸟崇拜与伏羲风姓有关。相传伏羲、女娲风姓，东夷风姓之国也不少，春秋时代的任、宿、须句、颛臾等国，皆风姓，祭祀太皞。东夷风姓应为炎帝部族后裔，传播的是伏羲文化。“风”，古作“凤”。古人初造字，多象形指事；风，无形无事，没办法表现，就以“凤”字表示。商代甲骨文、金文皆以“凤”表示“风”，各字均象凤形。“凤”字古读“朋”，《庄子·逍遥游》中“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其名为鹏”，风即鹏，“风”与“鹏”二者实为一体。风姓及凤鸟崇拜，源自共同的文化传统—伏羲文化，与伏羲风姓和八卦有关。

伏羲风姓应与伏羲测风制历有关。伏羲八卦原是八条垂挂的绳索，卦，“挂”也，正是结绳记事时代的产物。《尚书序》说：“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八卦后来成为占卜的工具，深奥神秘，但八卦的前身应该是人人都懂、都会用的东西。原始八卦应该是八条悬挂的、用来测风的绳索。古人立杆测影曾用八索悬垂，《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置槷以县”，贾公彦疏曰：“欲取柱之景，先须柱正。欲须柱正，当以绳县而垂之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绳县之，其绳皆附柱，则其柱正矣”。八索悬柱以测垂直度，有测风制历的痕迹。八索也可以悬于某种建筑之四角四正，用来测风，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风，不同方位也有不同的风。所以，伏羲八卦应是测定八风的工具。传说伏羲风姓，是对伏羲测风制历伟大功绩的记忆和纪念。八风，乃八方之风、八卦之风、八节之风。《淮南子·天文训》：“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八风把一年分为八节。何宁注：“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八风”分别与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节相对应，测出八风始至的时间，就已经确立八节了，这是中国历法的肇始。王应麟的《玉海·历法》称伏羲所制历法为甲历。《后汉书》李贤注：“历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为八魁。”“八魁”之历，春夏秋冬四时，每时又分两节，一年共八节，其实就是伏羲八卦之历。所以，八风，不仅指八方来风，更是中华远古时代最早的历法，八风、八方、八节、八卦，在这个系统中融为一体。伏羲被视为人文始祖，与其制定历法、有效提高先民生产生活水平有关。八卦能探知天意，传达天命，便成了神圣的东西，先民也希望用其预知吉凶。八卦后来用符号代替，演绎出一套深奥的占卜学问，久而久之，人们忘了其原本是测风制历的8条绳索。

伏羲八卦和伏羲风姓，应该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版本。伏羲风姓源自以八卦测八风、定八节，原始八卦是测风制历的工具。少皞氏以鸟为官，“凤鸟氏，历正也”，杜预注：“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凤鸟氏位置最高，掌管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玄鸟氏代表春分、秋分；伯赵氏代表夏至、冬至；青鸟氏代表立春、立夏；丹鸟氏代表立秋、立冬；群鸟所司者也是八节，不同的鸟表示不同节气，不同节气有不同的风，少皞氏以鸟为官与伏羲八风，从文化上明显一脉相承，都与原始八卦、八节有关。

以凤鸟为图腾的嬴姓，和祭祀太皞的风姓，文献中有“邾娄”“商奄”“徐奄”“商盖”“淮夷”等不同称呼，都在东方九夷之中。《韩非子·说林上》曰：“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王先慎引江声说：“商盖，商奄也。”商奄之地有九夷。又《墨子·非攻中》曰：“九夷之国，莫不宾服。”孙诒让注：“九夷亦即淮夷。”《后汉书·东夷传》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九夷中的黄夷、白夷，春秋时有黄国、江国，皆嬴姓。鲁文公四年（前623)，江国被灭，秦穆公素服、避居正寝，去盛馔而撤乐，行悼丧礼之重者。秦穆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江国与秦国皆嬴姓，同源同祖。九夷中的风姓和嬴姓，都是伏羲文化的传承者。

三、从秦人迁徙、族源看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东夷风姓之国多，盛行伏羲文化，有人以为伏羲文化起源于东夷，这是本末倒置。据传说，伏羲文化起源于秦陇。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太皞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为百王先。”司马贞《三皇本纪》也说：“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二者大同小异，这些说法不是皇甫谧、司马贞的杜撰，而是对自古流传下来的伏羲传说的整合。雷泽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雷泽在吴西，即吴山之西。吴山即汧山，地处雍州。《汉书·地理志》“汧”下注：“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汧水出西北，入渭。”汪受宽以为吴山即为汧水发源地之古陇山，今名关山，他以为华胥得孕的雷泽即今庄浪县郑河乡桃木山的朝那湫。陇南西和县附近的仇池山，自古也有伏羲出生的传说。成纪县址历代变迁不同，大致不出葫芦河流域。古成纪指葫芦河流经的地域，包括今甘肃省的静宁、庄浪、秦安、天水等地方。所谓“成纪”，是纲纪始成、文明肇始之意，地名显然因人文始祖伏羲而来。与伏羲出生相关的雷泽、古成纪，处于渭水上游的葫芦河流域及西汉水上游，正是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分布地区。中国彩陶文化从大地湾一期，沿着渭水，逐渐向东传播，盛于关中、中原，这同伏羲“生于仇池”“长于成纪”“徙治陈仓”“卒于宛丘”的传说相吻合。徐奄的伏羲传说、风姓及凤鸟崇拜，应该是伏羲文化迁徙、传播以及不断与土著融合的产物。“孔雀东南飞”现象，在史前就已经存在了。

伏羲文化起源于秦陇，与这里的气候和环境有关。远古时代秦陇很适宜人类生存，适合发展原始农业，故秦陇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吕思勉认为，新石器农牧时代，其文化中心在甘肃；及石铜兼用之世，则进入湖北、安徽、山东，其文化中心在河南。他还说，自秦以前有天下者，皆自西北向东南，如出一辙。这是结合考古成果得出的结论，符合史前文化传播情况。

以渔猎为主的伏羲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神农时代，《周易·系辞下》谓：“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炎黄之战发生在神农时代末期，《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世衰，蚩尤最为暴虐，“炎帝欲侵陵诸侯”，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些叙述大致记录着传说时代的历史。在炎黄之战时，炎帝部族是中原伏羲文化的代表。战败者或被同化合并，或被驱逐远遁。炎帝部族中的蚩尤一支战败东迁，也把文化带到东边，因此东夷文化应该是伏羲文化同土著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从考古文化来看，东方土著信仰太阳与鸟。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太阳神群像，以人面鸟喙为主。山东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的一件背壶，上面有一个图腾柱的图案，是太阳与鸟的重合，好像鸟落在扶桑木上，陆思贤以为此为原始图画字的“皞”，有立杆侧影之意。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两个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发现4个图画字，其中两个字用太阳符号表示：一个是在太阳下面画火焰云气，另一个是在太阳和火焰云气纹下画有山峰。这些都反映出东方土著尊奉太阳与鸟。“太皞”之“皞”，指太阳。《大戴礼记·五帝德》言东方“鸟夷羽民”。郯子的“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一语，透露出凤鸟文化外来，这股文化力量强劲，后来而居上，凌驾于群鸟之上，掌管观象授时制定历法之事。太皞与伏羲本不相涉，后来出现“太皞伏羲氏”的称呼，这是伏羲文化与太皞信仰融合的结果。土著原有的太阳、群鸟崇拜，接受了西来的凤鸟崇拜、八卦文化。炎帝部族带来的伏羲八卦文化吸收、融合了土著文化，在东方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百鸟朝凤的东夷文化。

综上所述，秦先人本是东奄邾娄，是邾娄西迁而来；而邾娄各族又是炎帝部族后裔与东方土著融合的族群，是伏羲文化传承者。西迁至秦地的邾娄，其实是几千年后又回到了人文始祖伏羲的发祥地，回到了大地湾，回到了八卦起源的地方。秦人的族源与迁徙，反映了上古三代及之前几千年间民族的迁徙、融合。傅斯年说：“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东西方不同势力、不同文化的对峙和争斗，促成了东西族群的迁徙、分化与融合，各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斗争、相互促进，共同得到发展、演进。

炎帝部族战败后的迁徙，使先进的伏羲文化与各地土著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四夷文化。无论民族如何分化、融合，始祖伏羲八卦的影子始终可辨，各地考古文化中的八角星纹最能说明问题。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或其他器物上，出现一种八角星纹的图案，中间是正方形，四边的外侧各画一组燕尾式交角，每组燕尾式交角是两个直角三角形，总体形成“四方八角”的图形。八角星纹分布广泛，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北边内蒙古东部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南部的大溪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有八角星纹图案。时间大致在距今6000—4000年，分布地域广，涉及考古文化类型多，代表了史前普遍存在的共同观念和文化渊源。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第四号墓中出土的长方形玉片，中心小圈里画八角星纹，小圈与大圈之间分成八等分，每等分内各有1个圭形箭牌；大圈外与四角之间，也各有1个圭形箭牌。陈久金等认为，“玉片图形中的四方和八方，正与以上四象和八卦的概念相合。”“玉片上所刻图形，应该就是先夏时代原始八卦的图形。”8个箭牌，代表八索、八方、八风、八节；外边的4个箭牌，代表四绳、四方、四时。八角星纹就是原始八卦图，是先民的宇宙图、历法图，这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的标志。考古文化中的八角星纹，似乎向我们昭示着伏羲文化迁徙、传播的方向。

演化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印证以上说法。他们提出汉藏语系起源于6000年前中国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并通过构建汉藏语的系统发生树，提出汉语和藏缅语存在同源关系，西北人群的扩张是原始汉藏语分化成汉语和藏缅语族的一个因素。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承载者盘踞在黄河中上游。张梦瀚等根据贝叶斯方法，推算出原始汉藏语最初分化时间距今大约5900年前。在仰韶文化中发生的汉藏语系分化，与传说中的炎黄之战相吻合。炎黄之战促成汉藏语系分化，也促成最初的华夷之分，这与本文对邾娄族源的追溯相一致。当然，伏羲文化的传播并非全部发生于炎黄之战，在距今6000—4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先民记忆深刻的大规模战争，除了炎黄之战，还有传说中的共工争帝、尧舜大败三苗等战争，每次部族间的大战都对语言分化、民族迁徙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张梦瀚推算，藏缅语族的内部分化时间大约发生在距今4700年前，与考古中马家窑文化崛起有关，这又与传说中的共工与帝喾争帝暗合。因此，被我们视为神话的东西，有些并非古人的幻想和虚构，而是对远古重大事件的群体记忆。

战争促使民族与文化的分化与融合，统治中原大地者，自居华夏；战败逃往四方者，被视为夷狄。其实，被视为夷狄者，原本是中原主流文化的代表；而自视为华夏者，最初竟崛起于四夷。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谓舜东夷人，文王西夷人，皆先后入主中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可见，华夷之分从来不是绝对的，时代不同，所指不同，华夷自远古时代就处于变动、轮回状态。无论华夷位置怎么变换，彼此间总以战争、婚姻或贸易等方式发生联系；无论民族如何分合、迁徙，共同始祖的文化标志清晰可见，伏羲文化是中华文明之祖，各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秦人西迁、族源及其发展，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早期迁徙与融合。秦先人西迁至朱圉山一带，来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他们自带东夷文化，积极学习、靠拢周文化，吸收西戎的骁勇善战，创造出富有活力、坚韧不拔的秦文化，漫长的苦心经营，成为独霸一方之强国，最终完成统一伟业。强大的秦文化已经很难分清是“西来”还是“东来”，它就是华夏民族优秀文化在几千年间不断分化、融合形成的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作者：董芬芬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郑雨晴

校对：耿 曈

审订：汪依婷

责编：欧阳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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