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托克维尔：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者

托克维尔：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者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是怎样的一类人？作家，当然了，而且具有伟大的风格，但他也是一个以引人注目的术语和绝妙的表达，来传达事实与真理的非虚构的作家。社会科学家，但他那里没有繁复的方法论，放任的中立，以及今天社会科学家假装的客观。托克维尔是政治的辩护者和改革者，在某些方面是科学的，但他决不允许科学对那些目标构成妨碍。历史学家？是的，因为他写作美国的民主，不时地也提到其主要的住所，并写道法国的旧制度，根据他的说法，民主——奇怪地，以君主理性行政的形式出现的民主——就是在那里开始的。他不想理论家那样，就好像他是从时空中抽象出来的那样写作。但他却是原因的追寻者，而非简单的叙事者，他选择写作最重要的那些事件——“第一因”，他甚至这么说过。哲学家？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对此许多把哲学认同于体系的人要说不。我说是，他比他的表象更多地是一名哲学家。最后，我们可以选定“思想家”，一个不那么具有宏大抱负的词，来形容这个对哲学有自己的怀疑的人。

托克维尔

一个伟大的人？当然了。一个因其洞见，也因为他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中，在伟大遭受攻击或直接被人忽视的时代阐释伟大而伟大的人。一个把民主和自由与伟大关联在一起的伟大的人。 “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托克维尔本人对自己的描述。今天，托克维尔并不像他的朋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样，以一名自由主义者而闻名——后者写作了解释并拥护自由主义原则的《论自由》。托克维尔看起来更具有描述性和分析性，就像一名社会学家，但他写得又是如此之美妙（除了写得好这点跟社会学家不像外，在描述性和分析性方面都像一名社会学家，赤果果地鄙视社会学家的文笔啊木哈哈哈哈……）。尽管他的著作闪烁着洞见的火花，他的思想，却出自于对事实的观察而不是系统安排的，论证的结果。但我要试图拯救他自己给自己贴上的标签并证明这点，他配得上自由主义中最高的品级，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不像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想要的那么理论化。

如果托克维尔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者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确实，“自由”这个词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才开始得到使用，但在此之前自由主义就已经在十七世纪的现代政治理论家，特别是托马斯·霍布斯，巴鲁赫·斯宾诺莎和约翰·洛克的学说中奠立了基础，这些理论家把人自然地自由当作他们的第一前提。他们的意思是，先于人可能具备的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特征，我们必须假设人处在这样一种抽象的境况之中（“自然状态”），其中，人自由地同意他可能加入的社会及其政治。托克维尔并不同意人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完美的自由”，就像洛克说的那样；他也不同意自由有先于政治的起源。托克维尔看起来更加赞同于亚里士多德，那个为这些现代理论家所反对的前现代的哲学家，他说“人因天性而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这意味着，人类的自由必须到政治中，而不是在某个先于政治的自然的原初状态中发掘。 托克维尔并没有说他同意亚里士多德。在这点上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即哲学是最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也不和哲学家们争论并且也很少提到他们；在他提到哲学家的时候，那通常也是在鄙视他们。在《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为其对自由的实践而加以赞誉的美国人，据说，要比其他开化的民族“更少地专注于哲学”。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描述了像理论家那样对政治发表意见，却缺乏政治实践中的经验的十八世纪的启蒙哲人(philosophes)或“文人(men of letters)”。在这两部著作中他都没有提到自由的自然状态，而在他关于民主的著作中，他也略去了一切关于在独立宣言中得到陈述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原则的讨论。托克维尔显然意识到了那种古老的自由主义，但他通过忽视来和这种自由主义打交道。 相反，他走向了他的新的自由主义，其中，自由是宗教之友并充满了骄傲，同时也为自利所推动。这种新的自由主义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十七世纪自由主义的体系相比，这种政治科学并不是由托克维尔在某个由各种原则组成的体系中提出的。这也不是孟德斯鸠的政治科学，那是一种属于十八世纪的更为现代的政治科学，为托克维尔时代像本雅明·贡斯当和弗朗索瓦·基佐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同伴，或者更早地，《联邦党人文集》的美国作者所信从。孟德斯鸠的新政治科学是现代民主——它使世界变得“全新”——的到来之前，美国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界写作的。 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表现在他关于在美国，一个实际的社会，而不是先于实践的原则中得到实践的自由的描绘中。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能以明证，观察和实例来吸引和说服读者。然而他的分析，他经常看起来是自发，甚至无序的分析，却不是从一个要点漫游到另一个要点；一切讨论在逐渐揭示的整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本书中，我要讨论托克维尔的新的自由主义的五个方面。所有这些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关涉民主，因为民主就是那个自由必须在其中存活并繁荣的新世界。

首先，是托克维尔本人生活中的民主政治，因为他既想要成为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作家，既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一名贵族。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他关于美国的民主自治的思考，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民主的总部都在那里。随后是他对民主的恐惧，特别是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里。在那里他揭露了出自既激怒又弱化民主的大多数的民主理论的那些危险。然后，来到《旧制度》，我们会发现托克维尔对理性的行政控制的描述，而正是通过这种行政控制，法国的君主才得以消除贵族。他揭露了这两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是民主（人民的统治），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行政（某种官僚制的统治）。最后是托克维尔在民主中欲求的伟大，如它可能的那样。因为民主惯于平庸，喜好迟钝而又倔强，被动而不满足的庸人，而托克维尔则必须教导我们如何把民主从它的缺陷中拯救出来。对他来说，自由的“真正的朋友”，也是“人类之伟大”的朋友。 为什么托克维尔在今天是重要的？首先存在对他重要的普遍的赞同。今天，很难想象有那个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析家会享有比托克维尔更高或更广泛的声誉。在他的一生之中，继而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他的自由主义看起来是无聊且无效的，而他则因来到左右阵营的激进的批判而变得黯然失色。但在激进右派在二战中被击败而激进左派在共产主义僭政的不洁中丧失其诉求之后，适度的自由主义者走上了历史的前台——首当其冲的，就是托克维尔。在法国这一复兴是在雷蒙·阿隆和弗朗索瓦·孚雷的领导下完成的；在美国，在其著作一直饱受赞誉的情况下，托克维尔，在美国人重新思考他们在智识上对马克思和尼采的依赖并开始再次探讨“美国例外论”——根据这种理论，美国可能是全人类的模范——之本质的时候，托克维尔又再次为人们所喜爱。他被从艾森豪威尔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所引用（这些引用并不总是准确的！），在学界广受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征引，并被用来给许多通俗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作品注入活力和增加权威。《论美国的民主》也广为左派和右派所诉求，每一方都有其偏好的段落，并渴望得到其权威的祝福。 然而，托克维尔并没有得到因其思想的质量而应得到的一切。一个原因是他太过于富有才华，这使他看起来仅仅是雄辩，而他对未来的感触，又使他显得神秘。就好像（人们认为）表面上行文如此美妙的人必然是浅薄的，而对未来预知如此准确的人只能是幻想家那样。他的作品的美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转移对他所说的内容的细致的分析的注意力，就像举例来说，在他把美国的总统选举比作吹过的一场风暴的时候那样。另一个低估其智慧的原因在于民主社会中抽象的力量，而托克维尔试图反对的，正是这种力量。美国的民主主义者喜欢普遍化，或者说普世化，平均化，以实现变得包容，宽容和具有欣赏力的目的。甚至我们的历史学家，也想要重新开启历史。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迫使我们思考在自治的实践中我们实际能做的是什么，而不是在抽象中无休止地论述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就他所有的声誉而言，我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