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20世纪思想家

作者：[德]托马斯•迈耶 译者：强朝晖

1981年10月，纽约大学为纪念汉娜·阿伦特75岁诞辰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会议，引发了公众极大关注。《纽约时报》报道称，每天有超过500名听众拥入席默尔礼堂。翌年，阿伦特弟子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撰写的阿伦特传记出版，其副标题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名言——“For Love of the World”（爱这个世界）。

随着这场学术会议和传记《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的出版，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开启了她在公共领域的“新生”。这位1906年10月14日出生于汉诺威附近的小城林登（Linden）、1975年12月4日因心肌梗死在纽约去世的思想家，自此引发了绵延不绝的关注。关于她的文章、专著、电影、广播专题节目和戏剧作品层出不穷，在全球各大人文学科领域和各大洲，到处都在讨论着阿伦特的思想和观点。只需提及“平庸的恶”、“无扶手的思考”或“极权统治的要素与起源”这些概念，几乎所有人都能立刻领会其所指。

母女合影玛尔塔·阿伦特(娘家姓科恩)和六岁的女儿约翰娜(昵称汉娜)

进人德国学术“世界村”海德堡的“人场券(海德堡大学学生证)

体制内的边缘人汉娜·阿伦特与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在纽约，1950年前后

“恶的平庸性”——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期间

20世纪50年代，阿伦特在出席会议时留影

追寻柏拉图的足迹汉娜·阿伦特与玛丽·麦卡锡在西西里岛，1971年

生命的终结汉娜·阿伦特1975年在她的纽约寓所中

然而在阿伦特看来，思想与命题并非理论真空中的存在，而必须经受当下现实的检验。正因为如此，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1989年11月9/10日的柏林墙倒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及美国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还是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或者2022年2月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人们总是会援引她的思考来进行解读。她的分析和判断往往被专家们当成不言而喻的真理加以引用，仿佛阿伦特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在场者，那些思考本就是为当下而写就。

相反，阿伦特的批评者们早在阿伦特在世时便对她提出指责，声称其思想始终停滞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斥责其沉湎于脱离现实的经院哲学，对真实政治境况——诸如黑人权利遭受践踏、殖民主义余毒未清、美国的扩张野心等问题——缺乏感知力。《纽约时报》1981年10月发表的那篇关于阿伦特的题为《敌意正在消失》（Die Feindseligkeit schwindet）的报道，说得不是很在理吗？

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阿伦特在很多人眼里都是20世纪思想家中的代表，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对于她的同行和许多后世读者而言，阿伦特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他们眼中，阿伦特不仅深爱雅典、罗马和德国哲学，作为一位以20世纪为思考对象的思想家，她也始终坚定地扎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其创作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著作，也因此被视作对那些贯穿其一生的划时代巨变的因由与后果独一无二的注解。

对于这位从5岁起生活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犹太女性而言，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个人与政治经验包括：1933年纳粹掌权，同年遭逮捕，被释放后流亡巴黎 ，1934至1939年在犹太组织“青年阿利亚”（Kinder- und Jugend-Aliyah）工作，1940年被关押于法国居尔（Gurs）拘留营，再度逃亡并最终于1941年5月从里斯本获救、前往纽约，冷战期间在纽约生活，直至1975年去世。汉娜·阿伦特正是以她的政治理论来映照这些经验。在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当中，没有哪个人曾像她那样，以如此深刻和创新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当下展开思考。可以说，阿伦特的全部思想都源于其自觉的“同时代性”（Zeitgenossenschaft）。

如果说后文对阿伦特著作的梳理是以其深刻的人生经验为脉络，那么这也是基于思想家本人的想法。阿伦特在1964年9月与记者君特·高斯（Günter Gaus）为德国电视二台录制的经典电视访谈中明确表示：“我不认为有任何思维活动可以脱离个人经验而存在，所有思考本质上都是‘事后之思’——对既有事物的反思。”这段表述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其创作的本质。在英文文集《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61）的序言中，阿伦特系统阐述了她对生命与创作之间关系的思考。其中，她特别探讨了20世纪思想史如何通过传记形式得以呈现的问题：传主必须完成从思想到行动，再从行动回归思想的循环。阿伦特指出，这种引导行动回归思考的“召唤”，往往发生在某个“奇特的间隙期”，“它往往嵌入历史长河，不仅后来的历史学家，甚至包括行动者和见证人，即所有在世者在内，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一切都是由‘不再存在的事物’和‘尚未到来的事物’所决定的。在历史上，这样的间隙期不止一次地显示，真理时刻或许便蕴含于其中”。（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9）

受权刊发，选自《汉娜·阿伦特：20世纪思想家》，[德]托马斯•迈耶 著，强朝晖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10月。

这段文字将我们的目光直接引向阿伦特的人生和思想历程。这位1929年在海德堡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获得博士学位的哲学家，在流亡巴黎期间加入了“青年阿利亚”组织，由此从思想领域遁入实践领域。1941年移居美国后，她重返思想的世界，创作了首部重要著作：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以及四年后问世的德文版《极权统治的要素与起源》（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她加入以拯救欧洲犹太文物和图书馆为首要目标的“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Jewish Cultural Reconstruction）并担任领导职务时，此举已不再是从思想领域的逃离，而是为了将实践经验重新融入思想而做出的有意识抉择。随后，她又将第二个宏大计划付诸行动：创立一套自己的政治理论并重新界定其提出的核心概念，两者都必须以直面二战、欧洲犹太种族灭绝乃至整个20世纪的所有灾难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