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有多苛刻？袁世凯幻想美英干涉，结果输个精光！

1914年8月到10月间，日本朝野上下，军政各界，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侵华方案。

元老们主张选派有一定地位和手腕高强的人去笼络袁世凯，以消除袁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并以归还胶州湾为交换条件，签订条约，在不违反机会均等的原则下，确立日本在关内政治、经济上的地位。

来自军部的意见很激烈。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福田雅太郎提出满蒙自治。陆军次官大岛健一主张以合并满蒙作为归还胶州的条件。陆相冈市之助的《日中交涉事项觉书》和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提出延长关东州租借期限，以及日本人在南满、东蒙享有自由居住和土地所有权，日本领导中国军事等侵略要求。

对汉冶萍公司，财阀们提出了名为“合办”，实则鲸吞的小田切方案和暗中收买股票的高木方案。

汉冶萍旧址

日本浪人组织黑龙会等十二团体组成“对华联合会”，于9月、10月间提出《解决对华问题意见书》，设计了详细而狠毒的侵华方案。该《意见书》主张不要只注意青岛的攻占，须有远大战略，采取主动外交，以坚决态度，迫使中国投入日本怀抱。

军部、财阀、浪人三者关系密切。三井是陆军的后台，三菱是海军的后台；资本不足的日本财阀仰赖军部替他们在中国攫取政治经济特权并加以保护，否则就无法和欧美资本竞争；而政治浪人一向是财阀和军部的理论家、代言人。三位一体，是内阁当权者不能不重视的力量。所以，大限内阁的对华政策，在上述几种人那里都有思想渊源，反映了当时还比较幼弱的日本垄断资本的要求，且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和冒险性。

二十一条要求，就是这样一个日本朝野各派意见的大杂烩，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侵华野心的大暴露。

青岛攻陷后，日军继续控制胶济路全线的战区，而且造成一种声势，即日本可以随时宣布吞并山东，或者沿津浦路进攻北京。日本政府还授意日本报纸散布这种空气，给袁世凯以极大的心理威胁。加藤认为动手的最好时机到了。

津浦路位置

11月初，二十一条要求草拟完成。11日，内阁通过“对华交涉训令”，12日电告日置益返国面授机宜。日置益返任后，1915年1月11日加藤便发出按原计划执行的最后训令。

1月18日，日置益要求秘密晋见大总统，当天下午三时，袁世凯在怀仁堂接见了他。参加接见的，中方只有外交次长曹汝霖，日方只有使馆参赞高尾亨。日置益拿出二十一条要求，逐条说明，要求中国完全接受，并强调以下几点：

中日近来互相疑忌，加上第三者挑拨，邦交时有意外危险；日本人普遍怀疑袁总统反日，今天如答应要求，则可证明亲日诚意，日本政府可遇事相助；日本民间有关人士倡议援助革命党倒袁，如不答应要求，迁延迟疑，恐将发生不虞事态；切勿寄希望于日本内阁的更替，要求条件是既定国策，新阁上台，只会提出更高要求；应绝对保密，尽快答复。

日置益留下要求文本辞去。

日本违反外交惯例，故意安排向国家元首直接交涉，这样可以单刀直入，当面进行威胁利诱。这是加藤指挥的一场心理战。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共五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共四款：要求中国承认日、德两国将来对转让山东权益所作的任何协议；允诺山东省内和沿海土地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允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线的铁路；同意开辟若干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南满和内蒙古东部问题，共七款：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该地区的优越地位；要求旅顺、大连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都延长到九十九年；日本臣民在南满、东蒙享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矿业和耕种的自由和土地租借权、所有权；非经日本同意，中国不得允许他国人在该地建造铁路或贷款筑路；不得将该地区各项税课作抵向全国借款；不得聘请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吉长路委托日本经营管理九十九年。

旅顺口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问题，共两款：要求中日合办，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或该公司都不得处理它的财产；未经该公司同意，不得开采其附近的矿山，也不得创建任何影响该公司的企业。

第四号，关于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与或让与他国一款。

第五号，内容多，包括的面也广，共有七款：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在中国内地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享有土地所有权；若干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或聘用多数日人；中国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须向日本采购，或在中国合办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购买日本材料；从武昌经九江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的铁路建造权交与日本；福建省内建设铁路、矿山、海口，日本有提供贷款的优先权；日本享有在中国内地的布教权。

袁世凯收到二十一条后，当晚开会商讨对策，接着又讨论了三天，最后选择了妥协谈判。为蒙骗中国人民，表故作强硬姿态，19日对日籍顾问坂西利八郎说：“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作高丽第二。”又密电亲信将领联络十九省将军于1月29日通电反对日本的要求，声言“不异诉诸一战”。加藤看出袁世凯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训令日置益照原计划进行。袁世凯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在东京摸底，探听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大隈、加藤等趁机大肆恫吓，陆宗舆的回电充满恐日、亲日情绪，说什么：“为救危急起见，只有请政府先定条件可让。与彼推诚相商，总令其不先动兵，则所损尚可稍轻。”

袁世凯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干涉上，制定了两项策略：一是拖延战术，坚持逐条讨论，争取时间，以待外援；第五号估计是讨价还价条件，绝对不议；二是所谓“新闻政策”，即故意泄露日本的要求内容和谈判情况，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扩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起国际干涉。

二十一条

“新闻政策”一开始颇有成效。从25日起，北京外交界已经对日本的要求议论纷纷。国内各报竞相刊载有关消息，发表措辞尖锐的言论。各地纷纷成立国民对日同志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会等人民团体，留学生、华侨也纷纷响应声援，爱国运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袁世凯政府企图利用群众的爱国热情，争取日本降低要求，因此一度放松对新闻的控制。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有利于日本。随着欧洲战场上德军不断获胜，协约国不愿得罪日本，希望它为大战更多出力，因此日本的向背有举足轻重之势，美国建议美、英联合照会日本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这样会损害英日同盟，不肯合作，表示应当让日本从中国有限度地取得一些权益，以作为日本参加对德作战的报酬。美、英态度如此，袁世凯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当然要输得精光。

国际干涉杳无消息，日本又一再催迫订约，北京政府只好同意在2月2日开始正式谈判。参加谈判的，中国方面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驻华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和书记官高尾亨。

日本意在速决，所以首次会上，日置益就强迫中国方面对全案逐号发表意见，四小时会谈中，反复纠缠，追逼达几十次。陆征祥贯彻拖延战术，主张逐条讨论，首先提出了第一号第一款的修正案。日置益采取逐号逐条追问的办法，终于在2月5日第二次会上迫使中国提出意见大纲：第一、二号允议，第三、四、五号不议，并答应最迟10日以前提出全面的修正案。

会后，日本在东京散布准备出兵的消息，特别是7日陆宗舆的报告更使北京政府大为紧张。8日，日置益声明拒绝将中国的意见大纲转达东京，并以停止谈判相要挟。第二天，袁世凯就派曹汝霖去日本使馆表示让步，除了第五号外，其余均可讨论。10日，曹又要求早日复会。袁世凯的拖延战术宣告失败。

此时，日方仍然不肯复会，其目的是迫使中国方面同意讨论第五号要求条款。袁世凯本有意让步，但由于得知英国10日对日本隐瞒第五号要求表示遗憾，以为国际干涉有望，又坚持不议第五号。日置益见顶下去没有结果，2月12日收下中国修正案，并在22日恢复谈判。

中国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第一号，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条约权利，但要求日本同时声明归还胶州并赔偿战争损失；删去山东省土地及沿海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的条款。

关于第二号，允许日本和各国商民在南满自由居住、经营工商矿业，但不同意经营农业；可以租用房厂地基，但不同意取得土地所有权，纳税与中国人一律平等。只字不提东蒙，表示东蒙不在谈判之列。

关于第三号，允许中、日商人订立有关汉冶萍公司的业务合同，但不能违反中国法律。

关于第四号，由中国自行宣告沿海港湾岛屿不割让。

第五号碍难商议。

日本对这个修正案很不满意，加上国内大选中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决心以武力进行威逼。3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南满路卫队提前换防，换下来的军队可以自由行动。日置益恐吓说，如果3月12日前没有令人满意的让步，将寻求非外交的手段。12日，日置益通知陆征祥：一支日本舰队已奉命出发，目的地和使命都只有东京才知道。13日又通知：第二舰队已出发，将运送三万军队到满洲、天津、山东、汉口等地。22日又宣布胶济路增兵1200人，满洲增兵6000人。济南日本驻军达到2500人，还配有炮兵。

3月下旬，日本大选揭晓，大限大获全胜。随后日方谈判

态度更加强硬，日置益在3月30日的第十六次谈判会上说；中国已经完全明白日本的要求，再讨论细节已经没有必要，希望中国明确答复，并考虑拒绝要求的后果。

日本一再施加压力，袁政府一再让步。从2月22日恢复谈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方面作出许多重大让步，剩下的几个主要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再度出现僵局。4月17日谈判停止。

袁世凯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干涉上，特别是在3月初，当二十一条要求全部披露之后，他以为列强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必然站到中国一边共同反对日本。然而，袁世凯哪里知道，他们都决定牺牲中国，同日本大做政治交易。

耻辱二十一条

日本为了进一步使英、美等国容忍其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在谈判期间不断打出《日德和谈》这张王牌，进行要挟。

1915年1月至4月间，日置益分别与德国新任驻华公使辛慈，德国电讯社代表克里盖，以及日驻瑞典公使同代表德国的土耳其和奥匈帝国使节先后进行了会谈。日本把每次会谈内容都向协约国和美国透露，以引起了它们的惊恐。当时欧洲战场上德军节节胜利，日本的态度事关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胜败，因而英、美对日本就更加纵容。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气焰越发嚣张。4月26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国“务必同意”。这个修正案对第五号要求，除布教权自动宣布放弃外，其余全部用“换文”和“陆外交总

长谈话记录”的形式确定下来。5月1日，中国也提出了坚持原来立场的修正案。

英、美等国十分担心中日发生战争，使日本趁机独占中国。协约国驻京公使都劝告北京政府不要作武力抵抗。5月4日，英国警告日本：如因第五号条款而与中国破裂，英国舆论将认为它违反英日联盟精神；5月6日，英又要求日本在对中国使用武力之前必须与英国协商，但被加藤婉言谢绝。美国也打算联络英、法、俄共同劝告日本和平解决，因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作罢。

5月7日下午3时，日置益向中国递交日本最后通牒，要求对日方最后修正案一至四号，以及第五号中已获协议的关于福建的换文，“不加任何更改，即行应诺”，第五号其他各款“日后另行协商”，限5月9日下午6时答复。

签订二十一条

日本撤销第五号要求，英国如愿以偿，立即出面劝降。5月7日，外交大臣格雷接见中国公使施肇基，说：最坏的条件已经撤回，中方应当接受，如果对日作战，中国不可能期望得到外援。

8日，英公使朱尔典又亲自出马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一番劝说。对袁世凯来说，日本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允条约，可以掩盖他的卖国面目。于是他就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以中国国力不足，不能与日本打仗，且谈判结果已比初案挽回很多等为由，于5月9日接受了最后通牒。

13日，袁政府向各国宣布交涉始末，说中国接受日本要求出于被迫，如果因此而使门户开放、利益均等原则受到影响，并非中国所愿，不能对此负责。

5月15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两个条约，互换了十三件照会，总称为《中日新约》或《民四条约》。从此，日本对山东、东蒙、福建、长江流域和沿海的扩大侵略有了正式的条约根据，南满更加殖民地化，山东、内蒙古东部也将为日本所独占。

二十一条交涉并没有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此后，日对华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时机逐步实现被搁置的第五号条款，而袁世凯恢复帝制正好给日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袁世凯这个大野心家不以篡得民国总统职位为满足，而希望成为新王朝的创立者，以便把皇冠传子传孙，亿万斯年地建立袁氏的天下。就在签约后第六天，袁就开始积极进行帝制活动，组织古德诺写文章，筹安会发宣言，各地上劝进表，密锣紧鼓，颇为热闹，且满怀希望能够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日本存心让袁先骑上虎背，然后再进行要挟。9月初，大限对报界发表谈话，认为帝制比较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是皇帝的最佳人选。利令智昏的帝制派看不到这一点，以为有了日本支持，就可以放胆行事。

袁世凯同时也寻求英、美等国的支持。10月初，便接见了朱尔典和芮恩施，而德、奥公使同时也正在给袁写信祝贺，企图利用帝制拉拢中国。英、美为了不让德、奥占先，同时也为了讨袁的欢心，以便战后争夺在华地位，都表示赞同，满足他的皇帝瘾。但当袁世凯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准备伪选时，日本认定干涉时机已到。10月28日，小幡代办联络英、俄公使向外交总长陆征祥提出口头劝告，说各地不安情势弥漫，要求帝制缓行。接着法、意公使也分别提出劝告，只是美国没有参加。

袁世凯见列强步调不齐，不大在意，11月15日径自举行了伪选，成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2日接受“推戴书”，沐猴而冠，13日接受百官朝贺。第二天，日本又联络英、俄、法、意公使作第二次劝告，声明五国将对中国境内治安采取静观态度。外交部向他们保证有力量消弭内乱。但是日本却早已插手支持各派反袁势力，第二次劝告后十天，云南就宣布独立。

袁世凯决定再次卖国求荣，以庆贺日皇加冕，赠送勋章为名，派农商部长周自齐作特使，带秘密条件去日本谈判。日本原已答应接待，由于秘密条件泄露，中国内战在即，便又拒绝特使前往，使袁世凯大为狼狈。这时日本已决意倒袁，内阁决定以严词警告袁世凯延缓帝制，否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承认云南为交战团体，派兵占驻中国要地。

袁世凯被追宣布暂缓登基，不久便抑郁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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