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回顾：德国顾问和国军高级将领对淞沪会战惨败的总结

1937年8-11月的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在3个月的血战中，国军参战军队70万之多，日军参战30万，最后中方伤亡33万，日军伤亡约7万。战役结束后，德国顾问和国军将领都对战役的失利进行了总结，从中也发现了中日军队全方位的差距，这次战役对抗战初期的战局及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01 国军防御战术较为消极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淞沪战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地面工事构筑不易，加上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条件下，70余万大军既未作纵深梯次配置，又未实施战役机动，加之一线部队过分靠近海岸及江岸，长时期遭受日军舰炮袭击，给防御作战增加了难度。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期间，不畏牺牲，坚守阵地，主动出击较少。由于战术呆板，中国军队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因而导致战役最后失败。

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曾在日记中写道: “敌人的顽强态度与日俄战争时在旅顺所遭遇到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异，而且某些地方还有过之，不管如何炮击，都表现出坚守到全军覆没为止的态度。”

当时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并不赞同国军只守不攻战术。会战期间，他多次建议发起战术性反攻，1938 年初，他在总结演讲中强调: “阵地只能作战术上的一种工具，若纯粹依赖工事，绝无战胜的可能，必须在战术上取攻势防御，始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也。”

亲临战场的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对于消极防御也持批评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自八一三至今，整整两个月，每天只在挨打，倾中央所有部队及各省精锐，每到一师，如挑土填井，只向战线上阵地上填塞，如无底洞永填不满，且如漩涡，漩下去就不见了。而且步兵后移，战线愈移愈长，需要填补的军队也愈多，后方的部队快调完了。这种战法，既说不上战略，也谈不上战术，自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都只作了传令人员，部队到多少填多少，这就叫作指挥?”

万耀煌（右一）与张群、白崇禧合影

据德国顾问观察，中国军队的防线部署多呈一线型，既无纵深，也无侧防，且多将大部分兵力配置于第一线。对此日军多采用集中大量火力及兵力于一点的中央突破战术，尽管国军在阵地上奋勇抵抗，但面对日军的集中火力及兵力优势，阵地很容易被一点突破，尔后造成全线混乱。

02 日军的中央突破战术

对日军的中央突破战术屡屡得逞，中国将领在总结与反思中多将此归咎于国军各部队之间配合不良、互不相救。黄杰曾在日记中抱怨: “敌仍沿袭往昔之战法，即炮火与兵力集中使用于一点。反观我方，被攻之处，守军竭力抵抗外，其他未被攻部队，则期期自庆，束手旁观，绝不加以援助; 一旦己被敌攻击时，他部冷眼旁观，亦复如同出一辙，致敌能逞其到处可行突破之伎俩。”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也认为: “各部队缺少协同，故敌人攻击某部其他部分不救。

进攻中的日军部队

对于阵地遭到突破后应调集部队予以增援。德国顾问指出，国军在战线遭日军突破后，不是从侧面用火力阻绝日军，而是让预备队在没有任何侦查及火力掩护情形下加入反攻，这种作战方式不但迅速消耗了后备生力军，而且往往无法重新稳住整条战线。

有关前线阵地部署及突破应对等问题，国军高层也并非没有研究。淞沪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曾向各级军官指示防御阵地的部署及防御战术要领，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提出: “我们阵地如何才能够坚守不破呢? 就要切实注意纵深的配备，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据守一天就要加强并扩充工事一天。”他还指示参谋本部编定《对倭作战战术注意事项》。

尽管国军高层及德国顾问多次提醒各级指挥官注意纵深防御及侧防，但在实战中的总体情况并不理想。据法肯豪森观察，国军新调入战场的部队仍多“加入时无任何侦查警戒、火力掩护，地带太密集，无纵深配备，作战成一直线，未努力将重兵器做侧防使用。”

03 国军炮兵运用不当

淞沪会战中，国军投入了大量炮兵。但在实际战斗中，炮兵并未能发挥最大功效。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炮兵用之不当，而且技术、胆量皆不能作战”。炮兵运用不当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炮兵本身技术、战术不佳，二是步炮兵配合欠缺。

由于深恐有限的炮兵遭敌歼灭，国军在部署时炮兵及观察所的位置大多距战线较远，加之观测仪器不够精确，缺乏与前线步兵的有效联络沟通，炮击命中率很不理想。德国顾问施太乃斯发现国军炮兵“射击敌方大目标如虹口公园之日军营房工事，而无一命中”。当战斗愈加白热化，法肯豪森甚至发现“我方炮兵日间不敢出而射击”，“……中国炮兵都是无例外地过早撤出阵地，故使其参与战役高潮已经变得不可能，即使可以参与，也等于无，盖其甚感恐惧，只要发射( 炮弹) ，就会给敌人飞机一个打击的目标。”

大多数情况下，步炮两兵种大多只是各自为战，无法发挥后者的最大威力。法肯豪森在总结作战教训时强调: “炮、工兵等之特种兵团决不可使其独立作战，应附属于步兵使用，俾以诸兵联合指挥统一之效。”

在实际战场上，即便炮兵配属步兵使用，也常因指挥官不熟悉火炮性能及步炮协同战术而出现问题。蒋介石曾在手令中特别提出:“各军师长对于炮兵使用，与步炮合同动作，多不研究。故此次绪战，不能利用我最新式之炮兵武器。”

04 指挥与协同混乱

在淞沪战场上，国军共分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作战军，累计投入70 余个师。国军部队大多各自为战，未能实现良好配合，针对战役初期国军对虹口及杨树浦的攻击，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即指出国军未能做到“指挥坚强统一，重点明显……各师间亦未顾虑与衔接部队之密切永久联络，行动往往如单独作战，因此发生大间隙，致屡遭损害”。

淞沪会战期间，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始终驻守在苏州的第三战区司令部。作为一位服役多年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对于第三战区司令部的运作情况可谓失望至极。无论是在战时建议还是战后报告中，他都十分强调完善高级司令部的组织工作。

中国军队的各级指挥部，基本不能准确掌握敌我双方各部确切的战场分布情况，这自然对指挥官的对敌部署产生重大障碍。但这一状况又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指挥部人员，因为他们也确实无法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对于我方情况的不明，一方面是因前线各部队受通讯联络能力的限制，未能及时将情况报告至高级指挥部，另一方面也在于各级指挥官缺乏定期上报战况的意识。

陈诚曾在日记中抱怨: “此次作战，一般将领均少报告，通报非时刻嘱咐即不可，如待各级报告，而战局即无可挽救。”张发奎认为: “此次与敌作战最感困难者情况不明，故与我对峙之敌兵力若干? 企图如何? 兵种为何? 番号为何? 各级指挥官均搜集不到有价值之材料。”同时，即便搜寻到手的情报，也时常因报告不规范而无法准确利用，德国顾问即举例: “吴淞口外有敌舰二十艘，而不注明舰之种类即无价值。”更有甚者，国军不仅情报搜集工作极差，对于我方情报之保密工作同样漏洞百出，“凡是无线有线电密码，随便洩漏，或被敌人偷取”。

军事委员会在总结淞沪会战教训时明确指出: 国军各级指挥系统均存在“选将不慎，用人不专，系统不明，权限不清”的情况。右翼作战军总指挥张发奎更将“各级指挥之紊乱”列为沪战失败的第一大原因。

国军的指挥系统及作战序列本已混乱，还时常出现命令传达不按规程、越级指挥的情况，再加之国军通讯联络不畅，更是乱上加乱。会战期间多次出现作战及调动命令直接由战区下达至军、师，由集团军下达至旅、团，而中间一级指挥官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由此造成“部队已经转移，直接指挥官尚有未明其位置者，甚或一个部队在同一时机，可接数级长官不同之命令，使受令者感觉无所适从”。例如8 月底，原隶属于第九集团军的第十八军被调归第十五集团军，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对此却毫不知情。

10月9日，蒋介石电令第三十六师( 师长宋希濂) 下属的第一○八旅( 旅长彭戢光) 暂归黄杰指挥，而同一天该旅旅长又在电话中被告知朱绍良命令该旅策应第六十一师作战。类似情况极大影响了前线部队的部署与作战，致使会战中多次出现由于指挥系统混乱、命令不明，部队无法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任务的情况。

05 后勤与训练落后

一支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其战略战术与武器装备，更涉及后勤的配合及军事训练水平。中国军队在相关组织和制度方面问题重重，其训练也是极其匮乏的，军事委员会在总结沪战经验时则专门提出: “此次作战，因我前后方未有密切联系与合作，缺憾丛生。”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为本土作战，且京沪一带水网、铁路、公路密集，运输理应不成问题。

在《《参谋本部第二厅抄报张培哲关于罗店战败原因的报告》中记载：“战时前线经常会发生粮食弹药无法按时供给，官兵终日不得一饱的情况。”黄杰指出: “补给品能送达前方者，不及所需三分之一。” ，10 月下旬国军的反攻计划也因为五路军各部限于运输，不能如期集中而受挫。

战争爆发后，京沪一带制空权几乎被日军完全控制，国军在铁路、公路遭到破坏后，没有应急修理的准备，常放任交通中断多时。即便是线路未遭敌军破坏，运输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德国顾问在1938 年初曾总结道: “自中日开战以来，我军铁道输送未能充分使用，其最大原因在管理军运者无适当计划，且各军部队随意干涉路政，擅扣列车，其结果使车辆多数拥挤前方，而后方待运军队及军火给养等无法运往前线，予敌机良好目标肆行轰炸。”

而在公路上，由于国军车辆匮乏，很多辎重兵基本只赖人力及少量兽力，再加之辎重队往往毫无秩序，行军绝无系统，极大影响运输效率。

结语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以2倍日军的数量而最终惨败，暴露了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军人观念、官兵素质、军事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仍未达到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

虽然国民政府在战前10 年的国防建设上曾取得过一定成果，但是过于注重改善武器装备及调整编制，武器装备只是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还有战术战法的进步、军事指挥的专业化、后勤系统的完善等内容。

正如蒋介石所言: “现在我们各个部队各方面的缺点，随时都可发现，但大家总是轻易放过，没有认真考察出来，或是考查明白了而没有切实督促部属严格改进，以致各师官兵，并不曾因参战时期的久长和战斗经验的增加而减少死伤。”

参考资料

1、金之夏《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的若干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8 年第3 期）

2、秦孝仪主编：《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二），（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